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据李达回忆:“我（在1920年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它和它的领导人陈独秀，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成立的。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9月，他去上海，就住在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陈独秀同他“谈过建党的事”，并且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回到北京，他把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另外一种说法是张国焘做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联络人。据张国焘回忆:他在1920年7月底到上海后，陈独秀也同他谈过建党的事，他于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回到北京，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的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等先生们。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同，认为‘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具体过程，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当事人均无相关文字记述，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见证人，有的情节成为难解的悬案。但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提出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开召开会议，会上，李大钊作了关于建立共产党的意义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国焘介绍了在上海和陈独秀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议一致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的负责人。不久，张申府去法国，因此北京党组织就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了。李大钊当时做黄凌霜等人工作。黄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遂吸收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小组，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加入小组，使北京党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李大钊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八十元（那时他月薪一百八十元）为小组开展各项活动之用。

1920年11月，在北京共产党小组内，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人转为党员。北京共产党小组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将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分管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分管出版党刊。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人”。除张太雷是北洋大学学生、缪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外，其余都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北京党组织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中国北方地区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在国内入党的一些党员到法国、日本后，也分别建立了党的旅法、旅日小组。当时这些组织都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所以现在史学界就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年轻的北京学生党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而英勇奋斗。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