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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钊烈士文二则 之二:青春的事业——专访李大钊孙子李建生

201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95周年诞辰。站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九十余载风云岁月,我们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国青年的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代青年要有所作为,就要坚定信仰跟党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从来都把青年看作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当代青年要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风采、发光发热,就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意气风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的激情和力量。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在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笔下是“伟大的力量”,他短暂的一生一直与青年打交道,是青年的导师,为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党而献出了生命。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笔者在北京约访了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听他讲述爷爷李大钊的信念和初心。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笔者:习近平总书记从“看家本领”和“必修课”的高度,强调认真学习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李大钊是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可否着重谈下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历史贡献?

李建生:确实如你所说,单就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如果没有大钊烈士在1918年到1919年之间决定性的突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就很可能推迟。他的勤奋、他对真理的执着以及他高尚的个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得以被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迅速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条件。

大钊烈士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回国后,也没有停止过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从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的希望,社会主义救中国成了他毕生的信念。应该说,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爷爷完成了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大钊烈士选择马克思主义,除去主义自身的科学和真理的因素外,还取决于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改造中国的理想,通过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和选择救国救民之路。

大钊烈士在意识形态上选择马克思主义,关键是通过《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到了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旧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社会主义的萌芽已经开放,未来的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强盛,人民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幸福的新时代。

大钊烈士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未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术问题或教条,而是将其作为改造社会、改变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真理和武器,把自己当成革命战士,直至为了主义而英勇牺牲。

“做人做事不给前辈先烈抹黑”

笔者:大钊烈士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都无比坚定,并将生命献给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为后世树立一个光辉伟大的形象。作为李大钊的后代,爷爷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李建生:作为大钊烈士的后人,我觉得爷爷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无私奉献者;是毕生探索选择真理、全力实践真理、并用真理规划国家人民未来宏图为一体的伟大的职业革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选择者、传播者、实践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证明,爷爷等老一辈革命者的选择、追求和实践的方向、道路和主义是十分正确的,也是中国的未来之路。

与此同时,爷爷又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善于启发、帮助他人的好老师;是一个学风严谨又具创新精神的学者;是一个火一样热情的革命战士和对死亡泰然处之,大义凛然的壮士;是一个严于自律、一生倡导简易生活并保持十分简朴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光明正大、公平待人、精诚团结、爱憎分明的人格典范。

这些形象中,我觉得爷爷高尚的品格和私德是他成功和开创事业的基础。所以,这一点,对当代干部党员、青少年尤其是我本人都有绝对的示范和教育作用。

总的来说,我自己觉得爷爷是一面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光彩耀人的镜子,应该照在当代人的头脑中,还原共产党人真实形象和面貌,映射并激励有理想有志向有激情的当代中国人,去担当和继续完成前辈和先烈为之奋斗的民富国强的远大目标。

笔者:爷爷一生的追求给您的求学、工作有着怎样的影响,产生了怎样的激励作用?

李建生:在思想上,在爷爷的精神和事迹影响下,我们这些后人都相信大钊烈士奠定的党的奋斗目标必然实现;相信人类能最终消灭万恶之源的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等美好社会。

在生活和工作中,后人们以大钊烈士为榜样,十分注重人格和私德修养,爷爷的简约朴素、公正光明、平等待人、严于律己等优秀品德,时常表现在后人身上。当然,大钊烈士丰功伟绩、英雄事迹和高尚的人格品德是泰山之巅,我们后人亲属不能比拟,唯一的标准是做人做事不给前辈先烈抹黑,也更要对得起前辈和先烈。

笔者:您的父辈在传承大钊精神上有哪些做法和贡献?对您产生哪些影响?

李建生:对大钊烈士事迹和精神,父辈的传承主要是大伯李葆华和大姑李星华,他们把对爷爷的真实回忆写成回忆录和专门书籍广为发行;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他们也积极参加社会关于纪念、传承大钊烈士事迹、精神的活动;这些,都给我们第三代人树立了榜样,也从中对大钊烈士事迹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更深刻的理解。我父亲在爷爷牺牲时,只有四岁,对爷爷的印象还很模糊,但从他身上隐约可以看到爷爷的品格,如为人正直、襟怀坦白、艰苦朴素、不求私利、对党和组织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等等。在传承上,他也是有求必应,尤其在病重期间在医院里还接待前来学习和拜访的客人,等等。

最突出的是,他从未利用大钊烈士之子的身份谋取个人利益。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到我父亲所在企业视察,听了我父亲汇报后,周恩来顺便说起我父亲长得十分像李大钊,刘少奇说如果戴上眼镜就更像了。后来,在雕塑爷爷塑像时,父亲成了艺术家的头型模特。当然,这段插曲随后就被淡忘了,父亲是李大钊之子的身份也长期隐形了。即使在家庭负担十分沉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父母也未向组织反映情况、提出个人要求;在住房上也没有个人要求,一直住在一套20世纪60年代盖的老旧单元房里,被曾到现场采访的报纸记者称为“家徒四壁”。因此,也被所在单位上级评为部级优秀党员。

我父亲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表示,“李大钊烈士是党的资源,这个资源不能用于私利”。这也是我们后辈的共识和行为界限。

“大钊精神是一个集大成的正能量,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从这个精神宝库中提取不同的营养”

笔者:可否谈下李大钊的牺牲对于个人家庭以及民族国家留下哪些遗憾和影响?

李建生:爷爷牺牲后,家里已经一贫如洗,我奶奶不得不带着子女从北京返回乐亭老家,之后,他们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爷爷的牺牲给当时党的北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使三北地区的革命失去了指挥中心,再加上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中国革命从高峰瞬时跌到谷底。爷爷牺牲后,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但是,革命先烈为主义而献身的光辉之举,也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学习效仿的榜样,使更多的人为人民解放事业前仆后继,最终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笔者:您刚才提到大钊烈士牺牲时家中一贫如洗,能否介绍祖父生前生活状况?当前,我们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力戒浪费,厉行勤俭,结合您祖父的人生追求,可否谈下您对勤俭节约的看法?

李建生:爷爷平时一直坚持简朴的生活,尽管他收入很高,但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消费相当严苛,一年四季布衣、旧衣着身,即使参加与孙中山等重要会见,也不注重衣着穿戴,在出席工人的会议时,他甚至只穿破旧的工装服,就连在场的工人都看不过去,提出用自己的衣服替换。

凡是到过爷爷家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家里没有什么家具,设施十分简陋,唯一多的是书籍。(笔者注:现在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内的陈设,都是从乐亭大钊纪念馆定制的,保持了简朴的特色,能反映出李大钊的生活状况,不过,离李大钊生前家徒四壁的“简陋”,尚有“距离”。)

尽管大钊烈士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家里还是生机勃勃,他从不嫌弃夫人是比自己年长5岁的农村小脚妇女,有时帮助做饭,有时照看孩子,家里来了客人,还帮助奶奶穿换衣着并把夫人热情的介绍给客人。爷爷的战友、同事和学生到大钊家里常把夫人错认为保姆,甚至觉得爷爷应该有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做伴侣,但爷爷对此不以为然,坚守与奶奶的感情。

爷爷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典范,他一生的初心是追求中国人民解放的大事业,但也是简易生活、艰苦朴素的倡导者、示范者,他做到了理想和实践、大事和生活点滴高度统一。我觉得,树立远大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条件。

本文选自英烈初心》,作者吕其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职中宣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所采写编辑的稿件获北京市好新闻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著有《英烈门风》(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