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革命家，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7年考入北大国文门，1920年转入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业，1920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至年底，任北大第二届党支部书记。邓中夏是五四运动中的主要学生领袖。1922年7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曾领导省港大罢工。他还是共产党“二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二军团政委。1933年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毛泽东和邓中夏是湖南同乡，祖居芙蓉之国、湘水之畔。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他们以青春之气，写下了行行史诗。

1914年春，毛泽东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邓中夏1915年夏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班，与蔡和森为同班同学。经蔡和森介绍，邓中夏和毛泽东相识。

邓中夏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李宽 作

当时，留学归国的杨昌济，执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毛泽东和邓中夏虽不在同一个学校，但经常一起到杨昌济家中求教、座谈和探讨问题，他们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和邓中夏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不断接受到新文化新思想，共同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1917年，邓中夏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就读。虽异地求学，但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研究各种问题，不断增进了解和友谊。1918年8月，毛泽东赴京，入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这样，毛泽东和邓中夏得以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经常接触，一起活动，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社会的改造及其他问题。

在哲学学习和研究上，毛泽东和邓中夏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浓厚兴趣。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众多进步学术团体之一。在京期间，毛泽东和邓中夏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共同“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当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任教，每逢星期日或假日，毛泽东和邓中夏就一起到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探讨学问，听杨昌济讲伦理学原理。杨昌济与他们共同研究英文杂志Outlook所刊载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文章。这是毛泽东和邓中夏从书刊上接触到布尔什维克的开始。

长辛店是邓中夏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与邓中夏两次到长辛店，一方面了解赴法预备班学员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社会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状况，向工人学习，宣传革命道理。长辛店也因此由“工人之窟”成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毛泽东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返湘不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邓中夏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1919年5月4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成立，邓中夏在干事会文书股工作，编辑《五七》报。随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邓中夏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主任。5月下旬，邓中夏以北京学联代表的名义专程来到湖南，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在湖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当时，五四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进行，但封建军阀在湖南封锁新闻，不准湖南报纸刊登五四运动的消息，湖南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很不了解。鉴于此，邓中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全面情况，提出在湖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随后，他将邓中夏安置在楚怡小学休息后，连夜召集第一师范学生和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开了一个月光会，决定请各校学生派出代表于25日去楚怡小学开会。那天会上，毛泽东介绍邓中夏和各校学生代表见面后，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的详细情况，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经过。最后，邓中夏提出，希望湖南学生组织起来，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共同行动，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各校代表一致赞成。5月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发表《罢课宣言》，全省学生罢课，湖南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与北京南北同心相连，遥相呼应。毛泽东和邓中夏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屹立于运动的潮头，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1919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给邓中夏寄了十余份《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研究各种问题之先，必须研究各种有关的主义。这就是说，要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起来，即以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同时，《章程》还提出了有关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和国际形势等140多个问题。邓中夏对此十分重视。1919年10月，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这个章程，并写了一个《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与邓中夏之间的友谊，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既学习主义，又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1919年12月初，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虽住在校外，但活动中心却在北京大学校内。这期间，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在北京大学的湖南“辅社”成员联系密切，多次在一起开展爱国活动，在北京大学集会，商议驱张的办法。

毛泽东第二次在京期间，加入了由邓中夏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不仅如此，1920年1月，毛泽东加入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长期和这个学会保持着联系。邓中夏先后担任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职务，主持学会事务。但是，这个学会成份复杂，组织涣散。左翼青年以李大钊为核心，毛泽东和邓中夏均属此翼，他们与右翼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25年7月，第六届年会作出改组学会的决议。学会在给全体会员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上，当时在广州的湖南会员毛泽东和北京会员邓中夏填写的意见，旗帜鲜明。毛泽东在“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一栏中，填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邓中夏也在同一栏中写道：“久已抱定马克思共产主义，依历史的过程，认定现在中国应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只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

毛泽东和邓中夏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在1920年下半年，他们几乎同时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一大”前，毛泽东和邓中夏分别在长沙和北京从事创建共产党小组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邓中夏因负有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南京大会的责任和会后的其他活动，未能脱身出席“一大”。但是，他们都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创建共产党小组的业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第一批共产党人。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邓中夏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毛泽东担任湖南分部主任。1922年8月26日，邓中夏等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联署。在《请愿书》中，邓中夏、毛泽东等总结欧美解决劳工问题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的经验为例，特别强调了重视劳工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请愿书》附录了《劳动法案大纲》。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劳动法案大纲》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邓中夏领导了长辛店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及“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毛泽东指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邓中夏和毛泽东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领导工人罢工南北呼应，此起彼伏，为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到达上海，具体担负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2月25日，上海执行部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执行部组成人员。在机构中，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邓中夏为工人农民部调查干事。6月下旬，戴季陶与叶楚伧控制了执行部，暗中打击中共党人，破坏国共合作。8月1日，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南方大学召集上海市各区党部会议，双方发生冲突。2日，喻育之派人去执行部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牵头，邓中夏、恽代英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同时要求严惩凶手。1924年底，毛泽东病休回湘，结束了他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上了高潮。为组织农民群众全力支持北伐战争，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邓中夏和刘少奇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此后，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对于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与邓中夏都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并肩战斗，共同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毛泽东后来为邓中夏等安眠的雨花台烈士陵园题词：“死难烈士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