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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

[摘要]理论界对恩格斯思想的独创性、科学性认识不足,对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评价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恩格斯思想的深入研究不够、对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方式和逻辑路径缺少精细研究有关。恩格斯主要通过回答时代之问、填补理论空白、建构理论体系、规范命题范畴、深化基本理论、修正思想观点、推进理论武装、批判错误思潮等逻辑路径发展马克思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恩格斯 发展 马克思主义 逻辑路径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与列宁、毛泽东等政治领袖通过直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同,恩格斯主要通过不断丰富、完善科学理论并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往理论界对恩格斯评价不足,低估了恩格斯思想的独创性、科学性,低估了恩格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对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对恩格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缺少精细分析。正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立足新时代和新实践,着眼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的鲜明特征,全面梳理分析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对于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回答时代之问发展马克思主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关注时代、关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的源泉。把握时代趋势,发现时代矛盾,解决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路径。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步入重大变革时期。电的发明和应用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掌握、利用、控制自然的力量空前增强;资本主义生产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变,国家政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强化;普选权和议会民主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快速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更多地不是依靠暴力而是通过选民“同意”来实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欧洲暂时处于“稳定和繁荣”时期,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提供的合法条件,创立政党组织、创办报纸杂志、建立教育机构、成立工会和合作社、开展宣传鼓动、参加议会选举,为将来夺取政权积蓄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就并迫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止,凸显了开展合法斗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时代和实践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制定什么样的革命策略,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恩格斯晚年深入思考、深刻回答的重大问题。《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和《法德农民问题》集中反映了恩格斯回答时代之问的成果。

《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总结1848年以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议会斗争的成就与新鲜经验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提出了在坚持暴力革命这一工人阶级的“历史权利”的前提下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的策略。这是一种新的革命策略,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第一,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表明,由于经济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资本主义还有扩展能力,灭亡资本主义的决战时机还不成熟。第二,由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普选权已经“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普选权能够帮助无产阶级“接触群众”、加强“胜利信心”、增加“对手的恐惧”,能够为无产阶级提供“最好的宣传手段”、敌我力量对比的“精确情报”、衡量行动是否合适的“独一无二的尺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5页。】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4页。】。第三,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旧式的城市街垒战现在已经过时,但这不是表明巷战已经不再起作用,而是表明“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页。】。第四,由于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页。】。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页。】。第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要学会运用普选权和议会民主积蓄力量,“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1页。】,为将来决战作准备。上述观点的核心,是关于合法的议会斗争与不合法的暴力革命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恩格斯反复强调,自己关于议会斗争重要性的论述,针对的是当前的德国,不具有普遍意义;合法斗争是为最终决战凝聚人心、锻炼队伍、积蓄力量;最终决战是避免不了的,街垒式的巷战也绝不是不再起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革命权这一真正的“历史权利”。

恩格斯晚年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恩格斯关于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关系的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后发生了多次激烈论争。【参见高放:《恩格斯“政治遗嘱”百年争议》,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但无论意见分歧多大,有一点要明确的就是,恩格斯既反对崇拜合法性的议会主义,也反对不顾客观条件放弃合法斗争而盲目崇拜暴力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灵活地把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夺取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转变。

《法德农民问题》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恩格斯按照经济地位将农村居民分为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又将农民划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三个阶层,强调小农是西欧最重要的农民,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对于小农,我们既要向他们指出其灭亡的必然趋势,又要关心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走集体生产的道路。“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24页。】对于大农和中农,也要引导他们走合作社的道路,但也不要采取暴力剥夺,而是引导和等待,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29页。】。对于大土地所有者,要实行剥夺政策,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赎买和没收两种方式,假如能赎买,那就最好不过了。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为后来苏联、中国等国家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被实践证明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引领力。

《共产党宣言》明确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近期目标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并提出了夺取政权后发展民主、改造社会、增加生产力总量三大任务。如果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发展民主作了系统论述,那么《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对议会民主条件下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策略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法德农民问题》则具体阐述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和政策。无论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发展民主、改造社会,最终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填补理论空白发展马克思主义

填补理论空白是理论的原始创新,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和逻辑路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原始创新的典范。前者在考察自然科学发展历史和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后者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明确概括并系统阐述了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现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起源,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填补了唯物史观的空白。

《自然辩证法》是对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最新成果进行哲学总结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典范。自然科学是哲学的重要基础。在恩格斯看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能够根据实证的知识揭示自然界的总的联系,那种用臆造的联系、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旧的自然哲学随之终结了。但自然哲学的终结,不是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的终结,也不能表明自然科学研究不需要理论思维,而是表明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旧有认识的终结。随着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进入整理材料、从分门别类研究进入综合性研究,特别是地质学、胚胎学等一系列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为了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并为唯物辩证法奠定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花了十多年时间钻研自然科学,追踪自然科学最新发展,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哲学总结和概括,写成了《自然辩证法》手稿。《自然辩证法》依据自然科学研究最新成就,深刻揭示和论证了自然界的历史性和辩证性,不仅超越了旧的自然哲学,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辩证法》还专门论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的观点,从而揭示了从猿到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转变的基本过程和动力机制;更重要的是,《自然辩证法》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的理论,连同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理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最具现实意义的是,《自然辩证法》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为促进自然科学研究、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利用19世纪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证实、发展唯物史观的典范。其中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首次概括和阐述两种生产理论,为研究原始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过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其一,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其二,直接生活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其三,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极不发达的原始氏族社会更多地受血缘关系支配,而文明社会则由经济关系支配。无论人们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认识和评价有多大分歧,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两种生产理论是理解原始社会基本结构、演变过程及其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把钥匙。

第二,依据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成果,对阶级社会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历史起源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分析,证明它们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从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中逐步产生出来的,也必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而消亡,澄清了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迷雾,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史前社会史基础。

第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填补了唯物史观的空白。《起源》以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但不是《古代社会》一书的仿版,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因素作用的深刻分析超越了摩尔根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遗愿”,恩格斯阅读并引用了马克思写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但《起源》不是马克思的摘要中的批语的解释和说明。马克思只是从摩尔根的书中摘出了他认为特别值得记取的内容,摘要本身还只是“一块完全有待于造型艺术家双手加工的大理石坯”,马克思的批语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参见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恩格斯的生平及他的理论贡献》(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33页。】正是恩格斯创造性的研究,把马克思的材料加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理论,证明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仅支配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也以特殊的方式支配着原始社会的发展,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三、建构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构理论体系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逻辑路径。列宁说:“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苏联]列宁:《哲学笔记》,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页。】就是说,真理是全面的,是由各个部分相互联系构成的统一整体,在逻辑上表现为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理论体系是思想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离开实证科学知识基础去“创造体系”,但从来不反对建立理论体系,相反,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强调《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恩格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自己“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8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自己的新哲学、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综合阐述的第一次尝试。恩格斯《反杜林论》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之作。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茨基说:“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德]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中央编译局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7页。】《反杜林论》的重要地位是由其三方面的重要贡献奠定的。一是对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影响很大的杜林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为此,恩格斯不得不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去啃“收拾杜林”这个“酸果”,深刻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形而上学方法、庸俗经济学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清除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指导地位。二是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杜林论》虽然是一部批判性著作,但恩格斯强调“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页。】。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暴力观、平等观和道德观,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生产、交换和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基本历程和主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三是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在恩格斯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页。】;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页。】马克思改造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不仅“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而且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也以这个方法为基础,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页。】。

四、规范命题范畴发展马克思主义

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不甚精确到比较精确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这样。面对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遭到的曲解、误解和机械化、简单化应用的倾向,恩格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澄清问题、解释观点、纠正误解、阐释方法,涵盖了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历史、直接生活的生产、经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等重要范畴,涉及经济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唯物史观等基本观点和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化、精确化。

提出“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恩格斯规范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典范。在社会发展的基础、本质和源泉问题上,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然而到19世纪末,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仅仅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已经不够了,必须把坚持经济的决定作用与把握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的历史进程。只要有必要,恩格斯晚年就用“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代替早期使用的“经济的决定作用”,目的是使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原则精确化、规范化。“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上层建筑的因素只有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产生并发挥作用;二是指经济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并常常决定社会发展具体形式的还有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三是指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并不总是直接实现的,往往要经由上层建筑和社会心理的中介。【参见吴家华:《理解恩格斯》,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可见,“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包含着在经济起决定作用前提下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含义,体现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的性质。

澄清唯物主义的意义是恩格斯规范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精心之作。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他们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恩格斯把马克思和自己创立的历史观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把唯物主义彻底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4页。】,进而引起哲学的根本变革。然而,当时欧洲的知识界对唯物主义的理解非常混乱。以施达克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根据是否有“对理想目的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5页。】来区分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近代唯物主义发源地的英国知识分子普遍反感唯物主义,而以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更是把唯物主义简单化为一种庸俗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则混淆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和“这一世界观……所表现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页。】,即将唯物主义等同于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庸俗唯物主义,因而拒绝唯物主义的称号。为清除污名、恢复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恩格斯正本清源,首次提出和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强调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页。】,此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同时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页。】,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和理论形式。既不能把唯物主义等同于它的某一种具体形式,更不能离开哲学基本问题来谈唯物主义。

明确“直接生活的生产”的含义,是恩格斯规范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范例。“直接生活的生产”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表示不同于意识形态生产的现实生活的生产,有时单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有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与物质资料生产等价的意义上使用“直接生活的生产”概念的。恩格斯晚年研究了人类史前时期的历史,认识到原始氏族制度既受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制约,更受到人的生产的直接支配,因而把“直接生活的生产”明确规定为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但在不涉及原始社会的时候,恩格斯仍然把“直接生活的生产”等同于物质资料生产。

五、深化基本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认识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不甚深刻到比较深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这样。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观点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逻辑路径。恩格斯晚年通过对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趋势及其对私人占有制的扬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的深刻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人的动机的深刻分析,是恩格斯晚年对发展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是恩格斯晚年完善唯物史观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恩格斯发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不都是直接的,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实现的,首先是经由人的思想动机的作用,人的思想动机成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受到恩格斯的高度关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深刻分析了人们行为的思想动机及其作用:具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是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历史的特点;人们的动机“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人们的行为动机与行为结果之间往往不一致;每个人都通过追求自己的愿望来创造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单个人的动机对历史的结果只具有从属意义,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则重要得多,探索这些动机背后的动力是探索那些在历史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人的思想动机多种多样,有个人动机与群众的、阶级的、民族的动机之分,有显性动机与隐形动机、直接动机与意识形态的或神圣化的动机之别;不同主体行为的思想动机及其支配下的行为的相互冲突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1—304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动机中介的复杂性,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晚年用“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来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后来的拉布里奥拉沿着恩格斯的这一思路,把社会心理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提出了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社会结构五层次理论。

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具有特殊性,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不适用于东方社会;只要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促进,俄国就有可能利用留存的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物质技术成果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恩格斯晚年充分利用马克思逝世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上述思想观点。第一,根据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农村公社的破坏的实际,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抽象可能性问题提升为“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具体现实问题;第二,批判特卡乔夫农业社会主义,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创造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参见吴家华:《理解恩格斯》,第160—163页。】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问题:(1)“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327页。】(2)“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12页。】前一个问题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关系问题,后一个问题的核心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物质技术成果。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时思考的焦点,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坚持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统一的策略,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又贯通起来,并以坚决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作保证。对于第二个问题,俄国是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来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巩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六、修正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

反思、修正错误观点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逻辑路径。从认识论看,真理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上升过程,而是包含挫折甚至失败的曲折前进过程,反思和修正错误是认识发展的重要环节。从辩证法的规律看,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批判既指对陈旧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包括自我批判,即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的错误或不足、对自己的实践纲领和政策的局限进行反思、检讨、批评以至否定、改正。修正思想观点是理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可缺少的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自我修正,绝不是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纠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那些与具体历史条件紧密相连、与新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个别观点或论断,使马克思主义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恩格斯是反思、修正自己思想观点的表率。他公开承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带有“半先验的性质”,“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18页。】。他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一般原理的正确性,同时指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77页。】。他依据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增加了“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的注释。他直言《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还不够通俗和连贯,特别是论自然科学那部分“叙述得极其笨拙”,“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385页。】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他坦陈自己和马克思早年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已经开始并且无产阶级将最终取得胜利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82页。】,认为当时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他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认为它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一件新式武器”。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观点的修正具有特别意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得到马克思高度赞许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第一次彻底阐明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德]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第136页。】。但恩格斯在该书的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反思和修正了其中一些观点。其一,这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70页。】。恩格斯指出,这种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有害无益。因为“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70页。】。基于此,恩格斯反对一切“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70页。】,认为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二,指出该书所描写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常用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特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上述手段不仅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现在,“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越来越多的工厂主“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即避免与工人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向工人呼吁“和平与和谐”。这种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6—369页。】

七、推进理论武装发展马克思主义

推进理论武装,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学习、领会、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以指导实践,亦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其中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就是用理论武装群众并指导实践的过程;从认识的目的看,只有用理论武装群众,才能实现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化,才能彰显认识的实际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领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群众,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为用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贡献。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仅在少数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广大工人群众对这一科学世界观了解不多,严重制约着其改变世界的影响力的发挥。恩格斯强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9页。】。为此,恩格斯聚焦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谈话演讲、撰写书信以及为马克思和自己的著作撰写序言、导论、跋等多种形式,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考茨基说:“恩格斯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大多数有思想的无产者都愿意读他的文章。许多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知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的宣传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的出版是推进理论武装、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案例。

《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毕生心血创作的理论成果,被誉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然而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并没有立即引起反响,以至于马克思1867年11月2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对我的书的沉默,很使我不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上册第378页。】为打破德国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像对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用“沉默”的方式阻止《资本论》的传播和影响的阴谋,恩格斯先后以各种身份在资产阶级报刊发表评论。他先后以一个普通德国人、民主主义者、工业化的保卫者、经济实践家等身份在《未来报》《观察家报》《维尔腾堡邦报》《巴登报》等民主派报刊和政府机关报发表评论文章,在工人阶级的报纸《民主周报》上进行阐释宣传,同时动员库格曼、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等人积极在报刊上发表宣传和阐释文章。【参见[德]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0—303页。】由于恩格斯等人的大力宣传,到1868年7月,至少有15家德文报刊发表了关于《资本论》的书评和简介,还有更多的报刊登载了该书的《序言》和广告。因此恩格斯说:“无论如何,沉默现已结束,该书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是缓慢的。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6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马克思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该著作是由《反杜林论》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三章改写而成,但由于撰写的目的、材料的选择和整理方式以及对正文所作的重要补充,这一著作同时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反杜林论》是一部批判性的“纯学术著作”,恩格斯撇开了同杜林的论战,把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本质特征部分改编为“适用于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小册子。为此,恩格斯对原文作了多处补充和修改,在形式上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外来语,只保留工人群众熟悉的外来语,对篇幅相对较长的第三章的结尾部分,增写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使读者清楚了解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增加了许多说明。正文内容紧紧围绕“科学社会主义”主题展开为三章,分别讲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三章内容贴近群众,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非常方便工人群众阅读领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恩格斯生前就以法文、德文、波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保加利亚文、乌克兰文、阿尔明尼亚文等全文或摘要发表,总计出版了57版【参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成为19世纪传播最广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

八、批判错误思潮发展马克思主义

真理与谬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鲜明特征。开展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斗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路径,也是恩格斯理论活动的突出特点。对此,恩格斯作了说明:“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42页。】在回应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过程中,恩格斯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恩格斯批判错误思潮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在批判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论权威》在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论俄国社会问题》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观点中首次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论住宅问题》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住宅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住宅问题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立场和观点;《自然辩证法》在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揭示了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14页。】

第二,在批判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反杜林论》在对杜林主义的全面批判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如恩格斯所说,《反杜林论》的目的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0—11页。】。正是在对杜林的理论“体系”的批判过程中,恩格斯提出了涉及广泛领域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点,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三,在批判中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如19世纪9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巴尔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技术决定论”、宣扬折中主义因素论的错误观点,深刻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清了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又如,在批判赫希伯尔格、施拉姆、伯恩施坦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恩格斯阐述了眼前利益与长远目标、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经济斗争与政治思想斗争等辩证关系,澄清了长期困扰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问题。

第四,在批判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如《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批判了阿基尔?洛里亚关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施米特和桑巴特关于价值是一个理论虚构等错误观点,对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过程作了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的考察,证明了价值规律的科学性和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客观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第五,在批判中清除错误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杜林论》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作用。杜林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并公开反对德国专制制度,19世纪70年代中叶发表的一系列“最新”社会主义著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度引起轰动,出现了杜林崇拜,甚至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也一度肯定杜林的理论,伯恩施坦更是成为热忱的杜林分子,带头宣传推销杜林主义,一度造成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的混乱。《反杜林论》对杜林主义的全面批判,遏制了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影响的蔓延,促进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统一,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吴家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闫鹏: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蚌埠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