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手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O六卷)等。

人物生平：

任继愈的哲学观

任继愈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

任继愈的哲学观

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恰巧是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有好调侃人士戏称：88岁的任继愈是“国宝”级人物，这句话里面既含有对他的敬意，也有对他性格中夹杂着可爱的一种尊称。不少人羡慕他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他却说：“我读的书再多，也比不上图书馆的书多。”对这位国学大师，一直心向往之，却无缘一见。“非典”时期，记者小心翼翼地向他预约采访时，竟然出奇顺利，而采访的地点就在他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处于闭馆状态，此后又前去“骚扰”数次，他每次都态度热情地接待，毫不嫌烦。

任先生著作等身，皆为巨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当然，这里面很多职务都是些虚职。采访那天，他身着一件黑色西服，他说这件西服是自己最喜欢的，经常穿着它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每次访问之前，他先给记者泡了杯浓茶，让我想想后再问，而他也要想想后再答，这可能便是性格严谨的体现。虽然，他年事虽高，精神却是大好，谈起往事，思路也较为清晰。与他的外部所呈现出的性格一样，低调而不善言辞，他的语言朴素、简短和实在，甚至有点“乏味”。在回答问题上，他也时不时地会在你高度渴望他长篇大论时“鸣金收兵”，弄得你顿时慌了神，而他正微笑的等待你下一个问题。有人评论任的性格中有一种“和”与“雅”的独特气质，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于比较别致的“幽默感”。

在自由氛围中不读死书

1916年，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他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任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当我问及现在是否常回老家时，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看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茶几，来回抚摩着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任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的心中，它有着很重要的份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这样自由的氛围是由一班倡导民主的教师创造的。一名叫鲁涤平的教师，就爱把他教授“党义”课变成了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在攻击之前，最喜好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当记者问任在中学的成绩时，他只是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属于一般般，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匆匆带过，怪不得有人评任继愈是“谦虚中人”，而他始终都保持的这种处世态度，深得不少人的钦佩。

“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1937年的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决定南迁，任当然也随着学校南移至湖南，而任所在的北大文学院正好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过了体检，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在这个旅行团中，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时在北大教书的知名人士，像李济同、闻一多等。不但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对于任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说：“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同时，也让他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这与以往的选择不同的是，在他内心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在研究的同时，他也对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说得不清楚。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后来他又在1983年写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误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花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他说：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附。

当“湘黔滇旅行团”兴冲冲地到达昆明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学校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校舍全是茅草顶的房屋，由于窗户没有玻璃，关与不关区别不大。幸好昆明的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让任继愈一直怀念的是，当时虽然条件差，但是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而且切磋学问也比较方便，俨然一副古代的书院生活图。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听一些学术报告，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任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一笔财富，无论从他的文章还是平日的谈话，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无限眷念。他略微自得地告诉记者说：由于张岱年先生一生都是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的时候，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这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尤为重要。

“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他说，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

建国不久，任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经过几番“折腾”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19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 “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并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7年，他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算起来呆了20余年。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说是突破，但何其之难？如果从当时世界思想界的形式来看，突破这一观点决不逊于从万马军中杀出重围，因为不管是外国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连中国的思想界，“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也占据着“主流”，当然，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情况与主观因素。正当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个看似文弱的老头竟然不知不觉地，抛出了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言论。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手中源源不断的诞生。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的“中国无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的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看似儒雅、和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任的这个论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的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精英哲学”与“群体哲学”

很多人认为，任先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而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这可能只是社会对任评价中的一个观点。任告诉记者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人们之所以认为任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任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迸发任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任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与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一致。他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写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 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述小农经济意识对中国发展经济上的影响。他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当然，现在这种意识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顽固。”从他这种对于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关注，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学家。他还将触觉伸到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当记者告诉他“中功教父”张宏堡已经在美国被捕的消息，他说：“这样的人，早就该抓了，封建的遗毒，祸国殃民。”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任显得十分“乖”，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为人十分和善，所以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他告诉记者说：“现在看书不能看得太久，看得太久了会很疼，而且给上楼梯、拿钥匙开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极不愿意谈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我想一是由于不想触击过去的伤痛，可能更重要的对此事的一种宽容的淡然吧。现在，每周他有两天半的时间去图书馆上班，处理一些日常事物。剩余的时间，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读书上。他觉得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时光。无奈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作为一位与新中国历史同步的人，任先生经历得太多太多了，所以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是索性整天将自己关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家中以读书取道为乐。他说过，从步入学术界那一天起，就怀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的联系。

虽然，按照他88岁的高龄，完全可以赋闲在家，但他似乎不愿意停下来。他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目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夫人也退休了，女儿任远在加拿大工作，任除了继续编撰《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远方的女儿写信聊天了。（作者：韩雨亭）

学术历程：

任继愈：哲学性格淡泊人

●哲学的性格在于寻根问底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缘何喜欢研究哲学？因为他遇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而哲学的性格恰恰在于寻根问底，探究“人活着为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我现在经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任继愈说。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时间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驳倒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观点，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来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

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先生最后感慨道：“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如果大家都这样对于集体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人物故事：

白首之心——记任继愈先生

      编写大书的老人

读一个老人就像读一本书，任继愈先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大书。

今年85岁、身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坐拥书城，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依然在为书的建设添砖加瓦。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像任先生这样一位大学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和思考，有许多学术上的心得和文章要做，比如他对学生谈到过的儒教论衡、群体认识论等等，都是他打算要写的，另外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已进展了一半左右，而他却把自己的写作和编著计划先放在一边，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资料积累的工作。已经主编完成的106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用了10几年时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还有一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对此任先生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了解到任先生“先公后私”的人生哲学，就不难理解任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做了。任先生说：“人不能光顾自己，人脱离动物界，靠群体社会生活，人的存在靠群体，也要给群体投入，个人对群体拿得少，投入多，社会才会进步。”任先生说话平易中透出深沉。他对儒、道、释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清楚地看到道教、佛教只注重为自己解脱、儒家忽视了个性的弱点，在博览古今百家、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任先生才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难怪任先生的学生李申说：“任先生这代人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这股劲头，我自愧不如。”在李申那里我看到任先生今年3月26日写给正在编《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李申的一封信，信上附了一份材料，信中说：“请你们开会讨论一下这份宣传品，有针对性地编一篇文章批驳风水迷信的反科学思想。”任先生研究宗教但不信宗教，他原先任宗教学学会会长和无神论学会会长两职，宗教学学会是个热门，任先生把会长让给别人当；无神论学会是个冷门，任先生却一直不肯放弃。在伪气功盛行的时候，任先生与李申讨论要与伪气功作对，李申出于对任先生的安全考虑劝任先生别干，那时伪气功的势力很像黑社会，但任先生还是走上前去了，将无神论学会的活动开展起来。开始该会开年会时参加者不到20人，状况有些冷清，而且没有资金，差点被有关部门取消。但任先生咬牙坚持下来，无神论学会搜集了当时很猖獗的“法轮功”的材料，上报中央，为打击“法轮功”出谋划策。1996年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写了一部宣扬真科学、批判伪科学的《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调研报告，整理出版，当时无人为此书出版表态，任先生挺身而出，为此书写序，他表示：“捍卫科学、破除迷信，应是学人当然的义务。”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是任先生的老师对他说的话，任先生也用它要求自己的学生。

任继愈先生的名字如今常常在媒体上出现，诸如认识和传播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这一类活动，总有任先生的身影。任先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文化和学识的象征。这位学界大家的智慧和阅历承载着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启示着今天和明天。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先生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

我问任先生：“当初您为什么选择学哲学？”任先生说：“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上小学时任先生考试分数虽然不是很好，但考完后总要想一想为什么没答对，对自己很有帮助。任先生的体会是搞哲学要敢于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任先生不仅著书而且立说，他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还创立了“儒教是宗教”学说，当时提出时无人支持，这一学说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关系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现在这一观点渐渐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成“儒教是宗教”学派。一家出版社正在编辑任先生的作品集，其中有他未发表过的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讲稿。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教科书，再版10几次，影响了不止一代学子。

现在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之风使任先生感到忧虑，他认为，研究一个大的问题，三五年的时间不够，但一些年轻学者为了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急于写论文，累积字数，写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做人的学问

一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往往受用一生。任先生谈到一个小学老师对他的做人影响很大，这位老师教他们做人要正直，不要奉迎，不讲违心的话，不显示自己，尊重别人。由此我联想起当初任先生和夫人冯钟芸即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谈亲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对任先生曾有“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这样的评价。

我发现大凡大学者都不乏文学修养，任先生把文学修养看作人的素质的必要因素。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任先生的学生从任先生那里体会到任先生对他们的爱护。第一次招研究生时任先生招了17个人，为的是让更多青年有求学机会。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先生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

我在国家图书馆办公室见到的任继愈先生一身的西服革履，走路步态敏捷，坐在沙发上腰板也挺得很直，显出谨严的风度和一股精气神。任先生的养生之道是“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他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指作学问）”，主张“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视补”。他每天在早晨4、5时至8时之间读书、写作。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1左右，难以想象读书、写作对于他是怎样艰难的一件事。我想任先生之所以这样老而弥健，在于他“忘其身而身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