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观光，植物学家，教育家。

     钟观光，字宪鬯（ｃｈàｎｇ），１８６８年９月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柴桥镇的一个小染坊家庭，其父钟青原颇为贤达，有德行于乡里，母亲在他７岁时病逝。钟观光幼时进私塾读书，勤勉好学。并以所学敦品厉行，毫不苟逊。

清末戊戌变法之后，钟观光为求国富民强，抵御外侮之道，联络爱国之士，于１８９９年组织了“四明实学会”，走科学救国之路。１９００年他先在上海浦东地区创办了“灵光造磷厂”，１９０１年又在上海四马路筹设“科学仪器馆”，在馆内专设了一个培训理科人才的“传习所”，他一心教书，由于他讲解明了，声誉传扬四方，连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邹海滨等著名贤士也纷纷前来聆听他的讲授。

钟观光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以科学之切于实用”为座右铭，并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心，因此他与蔡元培结为挚友，并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还服膺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１９０２年江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校长丁叔衡聘钟观光讲授理化，他教学谆谆善诱，许多学生慕名而来。为传播知识，提倡科学为救国之本的思想，他不辞劳苦，诲人不倦，课余时间进行家访，向学生灌输民族感和爱国心。１９０３年５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海滨二人被捕入狱，蔡元培在案发前去青岛，吴稚晖逃亡海外，钟观光不避风险，继续支持中国教育会之工作并悄自藏匿同盟会员名单，使大多数会员免遭株连。蔡元培１９０１年所办之女校几度濒于停顿，钟观光奋勇出任该校校长，兼授文理各科，并暗中照顾狱中同志。

１９０５年，蔡元培自青岛返沪，中国教育学会重行选举，钟观光当选为副会长。是年，他将校务交待妥当，应宁波师范学校之邀，归乡与地方绅士陈屺怀、张申之等人极力促进地方教育事业。钟观光认为要想推动革命，唤起民众，必须培养人才并从教育着手，几经奋斗，芦渎公学建成。从此，他倡导劝学、放足运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可他自己却为筹建校舍而负债３０００多银元，陷入困境。

１９０８年，钟观光再度赴上海执教于理科传习所。为积攒银两，还清债务，他节衣缩食，终日劳碌，积劳成疾，只得停教。蔡元培得知后专门成立了“钟门同学会”，为他筹资并劝其赴西湖疗养。西子湖畔，青山绿水，一年四季花草如锦，丰富的植物资源，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这是他几十年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面对终日置身的大自然万分感慨。他认为：天地之大，种类之多，人们的衣、食、住、行均不可缺。于是他通读了李善兰与Ａ．韦廉臣（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合译的《植物学》以及其他植物学译丛，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自此他学以致用，勤于采集，随时解剖，废寝忘食，……这为他后半生几十年从事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０９年，钟观光病体痊愈后，赴宁波旅沪公学任博物教员，并兼商务印书馆《理科通讯》之动物篇编辑。

在此期间，他耐心教授近代植物学的基础知识，并经常带领学生外出进行植物考察和标本采集。回校后根据植物的器官特征和生境条件特点，对植物进行解剖分析、定名和分类。偶得新种，详考其名，夙夜考之几忘寝食。在做学问上，他要求自己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勤学苦钻，对学生有问必答。几年中造就了数百名中小学博物教员。

１９１２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从欧洲返回任教育总长，特聘钟观光为教育部参事。那时，南北兵荒马乱，政局不稳，教育部刚成立无事可做，只是起草教学大纲，编辑教材，有余暇则前往南京内外远近名山寻觅植物，星期天与教育部同事蒋维乔共同步行山中，往返数十里，自晨至暮，乐极忘返。政权易手于袁世凯之后，教育部北迁，钟观光随部北上。他仍以余闲，采集北方植物，得遇休假日，就与蔡元培相约，身背标本夹，手持记录本，共往郊野调查植物，回来后又将所采植物制成标本，仔细研究并与南方种进行比较和分类，对植物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不久，政府内阁纠纷，钟观光辞去公职，立志永不入仕途。南下到两湖考察教育。当时长沙高等师范教育学校托聘教员，卑札厚礼，派教育长迎接钟观光，被聘为博物教授。１９１７年该校被迫停办，钟观光返乡，将其结余俸银，除偿还债务，修桥铺路外，还建了一所专为教学所用藏书及标本的“师藏楼”。为此镇海县政府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乐育英才”的大匾额挂在堂前。１９５６年，他的小儿子、植物分类学家、被英国皇家邱园称为世界马先蒿属权威——钟补求将该“师藏楼”中所藏的十几柜珍贵腊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奉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表彰。

对中国近代植物学的贡献

１９１８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钟观光为理预科副教授，专门负责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兼植物学实习课和讲授植物学。他对有此良机能继续深入考察、研究植物学倍感兴奋。

为了不负蔡元培对他的重托，他决定立即出发调查考察。时值２月，北方气候严寒，他计划由福建、广东开始，钟观光此时已半百年纪，带领采集人员一行５人，先登福建鼓山、方广山，又往琯头、马尾、王虎等沿海各地。５月份到厦门，搜集了各礁石之间的海产、藻类标本，种类和数量十分可观，为我国后来的藻类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８月份登广州白云山，鼎湖山，又赴新街韶关间采集，发现了马鞭草科新属。他与当时正在岭南大学农科系作学术演讲的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Ｅ．Ｄ．默里尔博士（Ｍｅｒｉｌｌ）结识。默里尔为了表示对钟观光的纪念，１９３２年将这种植物定名为钟木（Ｔｓｏｏｎｇ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ｆｌｒｒａ ｍｅｒｒｉｌｌ），即：似荆或假紫珠。１０月本来计划去罗浮山，因股匪猖獗，围城烧掠，无奈转登飞来峡，出香山县又转至阳春、阳江。是时踞匪出没无常，幸得阳江中学校长帮助才安全抵达“鳞介著产之岛”——闸坡。此处猪笼草之繁滋为它处所罕见，日月贝、鹦鹉螺则为闸坡所特有。１２月返广州，赁房于黄沙，置在岭南大学对面，便于整理标本，并常与岭南大学农科学长格洛费（Ｇｒｏｆｆ）一起研讨。

１９１９年４月，钟观光又从广州取道肇庆，经苍梧、南乡、灵山、陆屋、钦州、防城，渡海峡到广西东兴。东兴与越南芒街仅一水之隔，是重要的交通要塞。钟观光蒙东兴的洋务主事官员朱采臣之助，方得机会深入到广西边境的十万大山——那良牙山。在这里采得奇异之木兰科植物多种，并发现我国特有的珙树，胭脂木等，收获十分丰富。同时他还发现一种花香而大的乔木，后来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为纪念他，将其定名为观光木Ｔｓｏｏｎｇｉ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ｄｏｒｕｍ ｃｈｕｎ。

由于朱采臣赠给优待护照，钟观光方得顺利通过滇越路而到达云南昆明。昆明海拔逾千米，植物种类显然有异。同年８月，钟观光登滇池之大华山，西行经禄丰、楚雄等地而抵大理的点苍山。他不顾自己已年过半百，登上３４５０米高的楚石基。见到广大之苔原着生于风化峭壁之上，间杂着奇异之绿绒蒿等高山植物，争绚夺彩，艳色撩人。然而此处地势险恶，稍不小心就会下坠深壑。而且当时由于缺乏帐幕设备，不能攀峰穷采，天色已晚只好下山，过上关登宾川之鸡足山，又获冬虫夏草、艽叶芸香等多种名贵药材，此后他本拟出漾鼻赴思茅，考察滇缅交界之植物，因旅费不济，止于漾鼻。归途中每宿必深夜工作取所获珍品解剖记载，并亲自检藏，如获至宝，以致引起盗匪觊觎，跟踪追蹑，非只一日，终于祥云县属之红崖五里坡，被拦路捆劫，盗匪因所搜箱中皆为柴草，大失所望，但疑另有所匿，利锋威胁，危辞恫吓。而钟观光仍神色自若，从容应付，匪徒恼羞成怒，剥光他的衣衫，并将其身上仅有的一块怀表和考察时用的指南针等抢走，终得生还。

由于时间、经费所限，钟观光无法深入五指山。于１９２０年１月返沪，因一路翻山越岭，穷幽陟险，风餐露宿而身染肺炎，幸得余云岫大夫相助，专心医治，得以痊愈。

同年８月，他们又从杭州出发，逆富春江而上，经富阳、兰溪到江山，越过仙霞岭到福建二十八都，又折回衢州、越连岭经石门、屯溪而登黄山。黄山峰峦奇秀、云雾常留，风景伟丽，植物种类繁多……。这次考察所采到的金缕梅、木兰科等１５４种高等植物，佛手花亚科、海州骨贯众亚科、蕨亚科等４９个属，以及地衣、藻类、菌类等植物的分布，生态环境特点等，钟观光均详细记载在他的《旅途杂记》中。

１９２１年２月，钟观光一鼓作气，出羊栈岭，登九华山，又转九江沿鄱阳湖畔采集于星子鞋等地，５月到达庐山。然后溯江而上，过宜昌入三峡。正欲乘兴西登峨嵋，却值川鄂战争猝起，只好改向大巴山挺进。不料途中遇匪阻，仓促取道武胜关，登鸡公山，入河南境地，越太行而抵晋，折至开封经陇海、京汉路返回。

９月份，再次登天台、雁宕山，返沪时已近腊月。

１９２４年，钟观光以自己所采集的标本为基础，主持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１９２５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成立，钟观光留校继续整理标本。对这个标本室，蕨类学家秦仁昌先生曾赞誉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轩轾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之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云。”

这４年期间的考察采集活动，钟观光在《地学杂志》上登载的１０篇《旅途采集记》中，记载了他北到幽燕，南至滇越，足迹遍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１１个省区，长途跋涉，辄穷幽陟险，攀藤扶葛，历尽艰难而百折不挠，还屡遭土匪袭击抢劫等事的详细记录。“采集记”的发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科学遗产，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

１９２７年，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谭熙鸿调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钟观光被聘为该院教授兼仪器标本部主任，又被西湖博物馆聘为自然部主任。钟观光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开设植物分类学课程，并从事分类学的研究。他深知植物标本的采集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积累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此时他已近花甲之年，但仍旧先后往东、西天目山、四明山、天台山、南北雁宕山以及普陀岛等地采集植物标本７０００多号和许多活标本。１９３０年他在普陀山上发现了一株其树杈一律成双，绝无错生的植物，后经林学家郑万钧定名为普陀鹅耳枥。至今还未发现第二棵自然生长的这种树，因此被国家列为特级保护植物。

在浙江大学时，他又建立了一个植物标本馆，还建立了一个植物园（该植物园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面积约３０—４０亩）。园内林木蔚然，花卉争妍，每株植物上都挂有写了植物中文、拉丁文学名和所属科名的标牌，便于教学和研究，参观者看到后莫不称道。植物园的建立为我国园林科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潜心研究，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１９３０年，钟观光随谭熙鸿离开浙江大学赴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教授和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进行植物名称之审订。同年秋天，钟观光又应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的邀请到该所任专任研究员。

钟观光虽已年逾花甲，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仍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以滴水穿石之精神，一点一滴地收集文献资料，把《诗经》、《易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中的植物，按国外植物学原著以农艺、园林、林木、蚕桑、医药分类的方法，进行分种、分属检索，还对文献引证、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等逐一地考证、修改、补充和注释，整理分辑成册，写出《近代毛诗植物解》、《山海经植物》、《北山画谱序》、《物贡纪要》、《有关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书目》、《名实图考校录》等５２卷约１５０多万字的毛笔手稿，它们凝聚了钟观光的毕生心血。他还对《毛诗》、《尔雅》、《离骚》中所记载的１４６个科的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写出了《植物中名考证》一书的手稿，总计１４卷（册）２７００多页，供植物学家们研究、参考和借鉴。

外，钟观光还将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在他所写的两卷《说文植物类证》中，对《本草纲目》中５４个科、１９９个种的植物做了修改和考证，得到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的高度赞扬。当时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经利彬经常向钟观光请教，他总是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进行交流。由于他在药物学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同仁堂药店也经常将他请去，共同研究、实验国药的性效，在经利彬等人的陪同下，钟观光曾赴全国著名的药市——祁州（今河北的安国）进行生药考察。

钟观光经过多年的考察，认为中国虽然有许多有经济价值的林木，但也不能盲目砍伐和开垦，必须注意保护植被，正确地加以开采。１９３６年，年近古稀的钟观光赴湖南山区考察经济林木，并从植物和环境的关系，林种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写出了综合性论文《湖南林木调查报告》。

钟观光多年致力于编辑《本草疏证》的巨著，晚年更是倾注他全部心血于该书的编写。美国的一个植物研究机构决定用巨款购买此书的版权，但被他断然拒绝。然而这部花费了他毕生精力和心血的巨著手稿和资料，却在日军侵略北平时被国民党军队当作稻草垫在碉堡里所剩无几。“七七事变”前两天钟观光因年事已高被迫离开北平返回故乡。为了弥补这一令他心碎的损失，钟观光重新凭着记忆及提纲简稿继续奋笔疾书，历经两年，正当初稿完成待校稿时，又逢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这位德高望重，满怀爱国热情，立志以探索科学为终生事业的老人，于１９４０年９月３０日在忧愤中去世。噩耗传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专函慰问，其生前知交和门生弟子也集会、撰文悼颂。

钟观光于新旧学问均有研究，系植物界继往开来之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和郝景盛等人曾称他为“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最初一人”。

钟观光一生廉洁，只有奉献不知营求，撙节所余兴办教育。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堂，也没有留洋深造，但他为了振兴中华，刻苦学习，自学成才。他治学严谨，多年来不避艰辛危险，从事植物学采集、考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他总是谦虚谨慎，认真钻研，对新发现的植物总要反复查证，由于历史的客观条件和资料所限，他一生中所写的文章很多，但正式发表的文章相对于他所做的工作来说并不多。

钟观光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和研究植物学而奋力拚搏了一生，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钟观光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在植物学调查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坚实的工作，他的严谨学风，强烈的民族气节，将永远激励后来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攀登科学事业的高峰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