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树木生理学家、林业教育家，我国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他一直从事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林业专业适用的《植物生理学讲义》，翻译了多种有影响的植物生理学方面论著，培养出了中国第一名林学博士；长期担任几种林业科技刊物的主编和副主编。

汪振儒，曾用名汪燕杰，笔名丁乙，祖籍广西桂林。１９０８年５月８日出生于北京一个研究新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汪鸾翔，精于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长期从事动、植物学教科书的审定工作，３０年代曾任溥仪的家庭教师。汪振儒从小耳濡目染，对动植物感兴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在生物课教师指导下，为校园中的树木花草编制了植物名录，并协助任课教师绘制了一些生理卫生课的教学挂图，受到师生们的好评。１９２５年中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１９２７年因慕植物学家钱崇澍、钟心煊和动物学家秉志之名而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１９２８年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１９２９年８月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南京中国科学社、清华大学生物系和广西大学任职，１９３５年考取广西的林学公费留学生，从此与林业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３５年９月他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在ＪＮ斯佩思（Ｓｐａｅｔｈ）教授指导下，他仅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１９３５年采收树木种子发芽检定的一些成果》论文，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继而，转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林学院从事森林生态学的研究，１９３９年６月以《某些立地因子与幼龄火炬松人工林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汪振儒的这项研究是早期应用生物统计（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环境因子作用的尝试之一，颇受导师的赞扬。

汪振儒怀着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于１９３９年７月回国，在广西大学任教。先后任森林系教授、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职。１９４５年因揭发校长压制民主的卑劣行为，被解除了农学院院长职务，１９４６年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４９年底他到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林学院（１９８５年改称北京林业大学），参加建院筹备工作，先后任林业系主任、绿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图书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北京林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汪振儒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他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１９７６年当选为农工民主党八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８３年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８８年任中央咨监委员，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相继任中央科教文工作委员、顾问。

林业口第一个博士生导师

汪振儒大学毕业后，到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助理，进行水生植物群落的研究工作。１９３０年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李继侗教授主讲植物生态学课的助教。此外，他还开设植物生理学及植物形态学实验课，并从事淡水藻类的研究。１９３５年他被广西大学理学院聘为讲师，讲授植物学、植物形态学及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并为农学院开设过植物生理学课。除了进行教学以外，他在科研上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先后写了《广西植物名录》、《研究广西植物刍议》、《藻类研究的历史》等多篇论文。并跋涉大瑶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为以后的学习、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初步基础。１９３９年７月回国后，被马君武先生聘为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并兼任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主任。继而出任森林系主任，并于１９４３年担任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汪振儒克服了教学、科研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压力，坚持工作，对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历年所采集的植物标本进行了整理与鉴定，撰写了《广西种子植物名录》。抗战胜利后，汪振儒被聘为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他在教学的同时进行了一些科研工作。曾在北大农学院校址周围，进行土壤等立地条件调查。１９４７年当胡先驌、郑万钧在中国发现活化石水杉的论文发表后，汪振儒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驌处得到水杉树种子，在董世仁协助下作了水杉种子发育的试验，并撰写了《水杉种子及幼苗发育观察》的论文，对进一步了解水杉的造林性质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汪振儒被调到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任教。１９５１年，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年。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汪振儒被调到北京林学院工作。

汪振儒在北京林学院，除了肩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亲自讲授植物生理学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林业专业适用的《植物生理学讲义》。在此基础上逐步增添新的内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学》教材，为全国林业院校所采用，影响深远。５０年代末汪振儒与他人合作发表了《缺乏不同矿质元素对油松、侧柏、樗及白蜡四种树苗生长的影响》论文，并且组织教师翻译出版了《树木生理学》（１９６３）和《木本植物生理学》（１９８５）两本巨著。他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更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汪振儒带出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今天多成为活跃在树木生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教授、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树木生理学科目，在全国林业高校中所处的领先地位是与汪振儒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汪振儒早在６０年代就培养了几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后恢复研究生制度，他又招收了硕士研究生，以后又成为全国林业口第一个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自己培养出了第一个林学博士。近年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对研究生的工作学习不放松，亲自抓外语、抓基础、开设高级专业课程。他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科评议组成员。

汪振儒掌握多种外语，除了熟谙英语外，还懂德、日、俄几种文字。他一向认为，要搞科学，就要进行学术交流，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放松过外语学习。有位同志搞科研，急需阅读一篇法文文献，但又不精通法语，汪得知后，主动为之翻译，解决了燃眉之急。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为了林业科技工作者学习外语的方便，他几十年来编译了几本辞书，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重视期刊、词典的编辑工作

５０多年来，汪振儒为传播科学知识，倾注了大量精力从事期刊辞典的编辑工作。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４日，中国植物学会恢复活动，决定复刊《中国植物学杂志》，由汪振儒出任主编。１９５２年该刊与《中国动物学杂志》合并改称《生物学通报》，汪振儒继续担任主编，一直到１９８８年改任名誉主编。这个刊物对宣传生物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普及生物学知识，交流中学生物教师教学经验等作出了贡献。

１９７９年，《北京林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改称《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创刊以来，汪振儒就担任主编，１９８６年以后任编委会顾问。汪任主编时期，对每期预发的稿件都要亲自过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每一个汉字、每一个外文字母、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严格得近乎挑剔，表现了极端认真的精神。《北京林业大学学报》于１９８９年被国家教委等单位评为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质量一等奖，是与汪振儒从创刊时就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的。

１９８１年，中国林学会创办林业科普刊物《森林与人类》，汪振儒任主编。每期发稿前，编委会常委要集中开会决定稿件取舍，他都亲自参加审定。他的辛勤工作，使《森林与人类》成为普及林业知识很有影响的刊物。

中国林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林业科学》是林学界最高的学术刊物，在１９７９年召开第三届编委会时，汪振儒当选为该刊副主编，任职到１９８２年编委会换届为止。

汪振儒为编译外文辞典做了大量工作，早在５０年代就参加中国科学院对植物学名词的审定工作；１９５８年与人合译并校审了《德汉林业名词》；１９８１年与他人合译了《ＦＡＯ英汉林业科技词典》；１９８３年又补译了《ＦＡＯ英汉林业科技词典》的修订本。１９８９年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林学名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终审定稿会，是受钱三强主任委员委托的三位专家之一。此外，汪振儒还参加了《日汉林业科技词典》的译校工作。

热心学会工作

３０年代初，汪振儒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时，看到了日本植物学会的会刊，就写信给胡步曾教授建议，中国也应组织学会、办会刊，以便促进植物学的研究与发展。１９３３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后，汪振儒是早期的会员之一，随后参加了１９３５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年会和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在平、津举行的两次学术年会及１９４９年７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学术年会；在１９６３年举行的中国植物学会年会上被选为第七届常务理事；１９７８年又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第八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１９８３年起任中国植物学会第九届理事会顾问。１９７８年６月起还担任北京植物学会理事兼学术组副组长。近年来汪振儒还从事中国植物学史的研究工作，他所承担的近代史部分，即将付梓。他发表的《关于“植物学”一词的来源问题》论文，考证了“植物学”一词实际起源于我国数学家李善兰节译的英国Ｊ林德雷（Ｌｉｎｄ１ｅｙ）所著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１８４７）一书，于１８５７年题名《植物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印行，是这一名词的首次出现。用事实否定了“植物学”一词是日本江户时期已存在并在以后传人中国的错误，使历史事实得到澄清。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并担任北京市植物生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

汪振儒早在４０年代就参加过中华林学会的学术活动。他是中国林学会第二、四届理事，第六、七届理事会顾问。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当选为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８４年担任了中国林学会树木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１９７９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第四届科普委员会常委。

汪振儒几十年来，参加各种学会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为林业科技学术发展广揽群英，进行学术交流、普及林业知识、提携后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除此而外，还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为团结广大知识界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刚直不阿　老而弥坚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害”肆虐，汪振儒虽怀拳拳报国之忱，却无英雄用武之地，被迫退休，回到广西桂林家乡。不久，“四人帮”被打倒，北京林学院从云南省迁回北京，汪振儒又恢复了工作。他为培养研究生、办刊物、带领中青年教师译书、写作以及参加农工民主党、政协、各种学会等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几乎无一天休息。用他自己的话说“辛苦总比苦恼好！”

汪振儒虽年逾古稀，壮志不减当年，为继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振兴中国林业，经常到国内外实地考察和进行其他业务活动，仅择其要者：１９７７年６９岁登庐山；１９７９年７１岁先登山东省崂山，再上广东省鼎湖山；１９８０年４月随中国林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归国后发表了《美国林业教育的一些特点》和《美国林业教育管窥》两文；接着又受当时国家农委副主任何康之托，为改变老革命根据地的贫困状况，走上了井冈山；１９８１年又以饱满的热忱参加了学术界的“林水之争”的讨论，查文献、找资料、写文章、做报告，热情地宣传林业作用，与他人合写了《确切地认识森林的作用》，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１９８３年７５岁又攀上了东岳泰山；接着９月又到内蒙毛乌素沙漠考察沙地的绿化造林；１９８４年７６岁登浙江天目山；１９８５年７７岁又上四川峨嵋山和福建武夷山；１９８６年７８岁深入内蒙腹地包头市考察城市绿化工作；接着又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考察黄土高原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他还利用参加各种会议、各样活动的机会为林业界培养人才而奔走呼吁，先后发表了《森林作用与中国农业现代化》、《林业振兴靠人才》等文章。提出了“对基层工作人员的艰苦生活，要给予极大关注，创造较好的生活及工作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安心于岗位工作”；“林业盛衰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兴败和子孙生活的安定，影响深远，不能轻视”；“振兴我国林业的重任全部落在我国林业工作者的身上，……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来做好这一工作，……并努力促其实现，并以此作为纪念……教师节誓言。”

汪振儒为人刚直不阿，追求真理。富于正义感。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他参加了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学生集会，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罪行，要求北洋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段棋瑞执政府竟然开枪镇压学生，当场打死４７人，打伤１５０余人，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汪振儒亦当场中弹受伤。１９８６年，他作为幸存的耆宿之一，参加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举办的“三·一八”惨案６０周年纪念会，受到人们的尊敬。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当时广西大学校园内贴出了拥护报告的传单。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要追查传单。校长李运华为了邀功请赏，盗用全体教授名义，发出了反共声明。汪振儒认为这是强奸民意，便贴出声明，揭露李运华违背民意的卑鄙伎俩。在汪的带动下，其他教授也纷纷贴出内容相似的声明，全校哗然，校方异常狼狈。为此汪振儒被解除了农学院院长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汪振儒对国民政府打内战的倒行逆施更为不满，与许德珩等教授加入了民主运动行列，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爱国运动。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北京大学教授会上痛斥校长胡适弃校潜逃行为。１９４９年初，他和进步教授一起，箪食壶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热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汪振儒勤奋好学，品格高尚，知识渊博，为振兴中国林业，为培育林业建设人才，奋斗了几十年，是位既树木又树人的学者。

简历

　　１９０８年５月８日　出生于北京。

　　１９２５年９月　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

　　１９２７年　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

　　１９２８年　回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

　　１９２９年８月　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９３０年８月　任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助理。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９３３年８月　任清华大学生物系助教。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９３５年８月　任梧州广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讲师。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９３６年６月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９３９年６月　在美国杜克大学林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４６年８月　任桂林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长。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９４９年８月　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５２年８月　任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教授（其间１９５１年在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９月　任北京林学院（１９８５年改称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兼林业系主任等职务。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