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在其最新出版的中国专辑中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郭岩教授，赞赏她在指引中国公共卫生政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柳叶刀》以人物专访的方式介绍了郭岩教授从赤脚医生做起，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从研究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到留学美国回归后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孕产妇和儿童健康领域。郭岩教授取得的研究成绩斐然，她在孕产妇和儿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逐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4和目标5过程中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文中还介绍了郭岩教授相继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委员和《柳叶刀》全球健康2035委员会委员后，又将精力和工作重点投向了全球卫生领域，研究如何将中国在妇幼卫生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推广。

此外，同期《柳叶刀》杂志还刊发了郭岩教授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刘培龙教授等研究者的文章“China's distinctive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中国特色的全球卫生》），《柳叶刀》杂志评论称该文章厘清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卫生，并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的方式进行了定位。

延伸阅读：人物专访原文翻译：

郭岩：服务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

过去20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初级卫生保健的赶超以及妇幼健康的快速改善方面尤为显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郭岩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初级医疗保健和农村卫生工作，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其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教育带来的获益、改进妇幼健康时需面对的文化壁垒等。郭岩并非单纯追求学术，而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她所工作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郭岩的家乡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城镇，上世纪70年代早期她高中毕业，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高校处于关停状态，和很多同辈人一样，郭岩到了农村插队。她说：“由于我父母和外祖父是医生，所以在村里我就被指派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在县卫校接受了9个月的培训后，她回到了农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个时候，赤脚医生是中国初级医疗系统的主力军。郭岩说：“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可以深入走进人民群众的绝好机会”。当“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和许多赤脚医生医生，郭岩决定参加重新恢复的高考。

上中学的时候，郭岩一直想学习数学或物理，但后来做赤脚医生的经历，让她决定改学了医学和公共卫生。1982年，她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并留校在公共卫生学院担任老师。那时，中国已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改变中国社会，这其中也包括学术界。郭岩之前所学习的预防医学的内容还基于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逐渐引入西方的教学内容，如像卫生经济学和社会医学等学科。她笑着说：“在大学时代我没有学过任何关于这些新领域的知识，但后来我却要教授这些课程”。郭岩开始学习这些新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她开始将其研究项目聚焦于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非常好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但到了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时，由于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三级网的网底缺乏对初级卫生保健的财政支持”，郭岩解释说。“在我做赤脚医生的时候，由于有集体经济的支持，不需要通过开药赚钱；但当村医没有的集体经济的支持，需要自己赚钱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会出现改变，过量开药的情况也随之发生。”郭岩及其同事对初级卫生保健的评估揭示出许多这样的问题，同时，也为随后的20年带来了彻底的变化。

2000年，郭岩获得了去美国新奥尔良杜兰大学攻读国际卫生专业硕士的机会，学成归国回到北京后，她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妇幼健康。郭岩说：“中国在刚迈进21世纪的前几年，城乡间及东西部地区间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差别很大。西部偏远地区的上述死亡率是东部地区的2倍或3倍，如此大的差异和健康不公平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通过分析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评估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政府项目，郭岩的研究为中国取得进步达到千年发展目标4和5提供了证据。例如，她解释说，“我们发现中国西部地区的近半数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家中或是在去医院的途中。因此，我们询问她们的家属为什么不去医院。首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其次是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医院生产，而第三个理由是医院离家太远。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策略，包括加大对免费住院分娩资金投入力度，以缩小上述差异。我们将继续跟踪随访这些策略，以评估它们的成败”，“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城乡间的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在缩小，并几乎消失了”。郭岩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得之相当不易”。

郭岩在全球健康领域也已有所突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她参加的研究在2008年发表，2013年，她又参加了《柳叶刀权威报告：2035全球健康》的研究和撰写。郭岩正在计划在其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投入部分精力，把中国在应对妇幼健康问题的成功经验转化到其他进展相对缓慢的国家。她说：“在把中国的经验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时，会面临几种特殊的且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在有些方面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经验，例如在初级卫生保健中的卫生筹资、服务提供和技术等”。

原文链接：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4)61426-4/fulltext

编辑：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