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山鹰社社长曹峻

2001年山鹰社社长刘炎林

2014年山鹰社社长皮宇丹

20岁之前，皮宇丹的生活线条安稳和缓。如果没有北大山鹰社，这辈子除了坐飞机，她可能永远不会置身于海拔六千米的高度。

2014年，山鹰社刚刚过完25周岁的生日。这一年，皮宇丹担任社长，将带领“群鹰”走入第26个年头。

在山鹰社，一般把刚入队的社员称作“小鹰”，半年以上称为“大鹰”，一年以上称为“老鹰”。如今已入社两年，皮宇丹却说：“‘老鹰’的身份不完全是按照入队时间来的，最重要的还是对山鹰精神的认同。”

存鹰之心于高远

在加入山鹰社之后，一次介绍社史的活动让皮宇丹知道，原来山鹰的终极梦想地是雪山。在第一次看到有关攀登雪山的视频资料后，她就对那个纯白的世界产生了深切的向往。

山鹰社的成员第一次登山是在1990年，社内元老曹峻是当时的社长。就在前一年的4月1日，山鹰社（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登山协会”）刚刚成立。1989年春，冰川学家崔之久教授在一次讲座上说：“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探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

两个掷地有声的质问，让包括曹峻在内的山鹰社早期社员们汇聚一方，擎起民间攀登的大旗。然而，万事开头难，山鹰社缺乏专业的训练设备和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得去“蹭”国家登山队的专业训练，然后将学到的方法带回山鹰社。

当时，北大校内还没有专用于攀登训练的岩壁，社员们绞尽脑汁，尽可能利用一切场地，模拟训练的环境：冬天的游泳池里没水，他们便在游泳池四周凸起的瓷砖上练习平移；在第一体育馆的附近，他们把零碎的砖头固定在低矮楼房的墙壁上，练习攀爬。

周末，社员们穿着军训用的解放鞋或是白网鞋，去京郊攀岩或是登山。原本需要专业登山绳保护，他们买不起，只能把军训用的背包带连起来，采用打胸绳的方式，做攀岩主绳子。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山鹰社的“雏鹰们”仍旧迫不及待地飞往雪山。第一站便是海拔6178米的东昆仑山脉的玉珠峰。时隔24年，曹峻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登山的经历，仍然无法立即说出最让他念念不忘的片段。

“第一次登山，印象深刻的东西太多了。最开始拉赞助，学校不同意，我们去青海坐车，为了省钱，九个人只买了六个座位。到了格尔木市，找不到车进山，请当地市政府帮忙租车。到了玉珠峰，大本营又险些进不去。”

8月19日，刚进入玉珠峰，队员们普遍经历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又饿又冷，恶心乏力，头痛不止。白铁罐头盒里的面条稠糊一般，夹杂着未洗过的莴笋叶，队员们稀里糊涂往肚子里送。

队员们还遇到许多意料之外的困难。中途，两名曾有过登山经历的队员因身体不适，在另外两名队员的陪同下下撤，曹峻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没有经验，只得见招拆招。“这是对人极大的考验。”曹峻回忆说。

8月24日，第一批队员终于成功登顶；26日，曹峻生平第一次登上雪山之巅。但他如今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心情。“登顶是登山中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登山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是否登顶，登山的过程中收获了什么，这个更加重要。”

取鹰之志而凌云

初次登山成功后，山鹰们继续放眼祖国壮阔的西部。此后直到1997年，山鹰社七次登山，六次成功登顶，其中三次雪山海拔超过七千米。1998年，正值北大百周年校庆，作为校庆庆典活动之一，山鹰社登山队决定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201米）。当时已经毕业六年的曹峻也是其中一员。

八千米以上一向被看做生命禁区，山鹰队虽然到达过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但往上走一百米，缺氧、大风和严寒都意味着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此次登山，规划时间长达两年，队员横跨毕业生和在校生，是九年来最为特殊的一次队伍架构。队员们在经历过慕士塔格峰的雪坡、念青唐古拉的流雪、格拉丹东的陡峭冰坡、宁金抗沙迷宫一样的冰塔林、阿尼玛卿交错纵横的冰裂缝以后，他们坚信九年的经验可以克服所能预见的任何困难。

上山之后，山鹰队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因为对风力估计不足，2号营地的所有物资和帐篷被吹走，连个架子都没剩下。

这次意外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卓峰不同以往的挑战性，大家反而越挫越勇。

4月21日，早晨7点45分，天渐渐亮起来。8点10分，突击队直奔峰顶。有一段路是碎石坡，冰爪在上面根本站不稳，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没命。

三个营队的队友们不断通过步话机鼓励突击队，同时做好随时策应突发情况的准备。对讲机里传来曹峻沉稳而振奋人心的话语：“整个卓奥友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12点左右，狂风大作，行走越来越困难，突击队队员们排成一排，首尾相接，后边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互相鼓励。

离峰顶只有100多米了，积岩是最大的考验。台阶相当高，突击队好不容易找到落脚的缺口，每个人的心都狂跳不已，气喘吁吁，每走两步歇一下，爬一个台阶就需要两三分钟。

顶峰越来越近。1点15分，三人相继登顶，天地豁然开朗。一名队员冲着对讲机吼了一声：“我们登顶了！”霎时间，各个营队欢呼起来，整个卓奥友峰都在为之颤动。

1998年，山鹰社创立九年，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巅峰时刻。

习鹰之性以涉险

皮宇丹听过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后，自己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山鹰社的伙伴们一起去挑战一座雪山。2013年，她有幸被选为新疆喀什的克孜色勒山的攀登队员。但每一届登山队员都不得不面对一大难关——如何说服自己的父母。

在外行人看来，登山存在极大的风险，雪山是如此博大而强悍，一个意外就可能导致登山者葬身于此。

在山鹰社的历史上，雄鹰们确实经历过重大的挫折。2002年，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曾有5名山鹰社成员再也没能回来。

刘炎林是山难的亲历者。登山时他在C组，负责后勤。

希夏邦马西峰的资料特别少，几乎可以说是一座处女峰。是年8月7日，山鹰社登山队A组按计划向上修路，中午11时还与营地队员取得过联系，此后便再无音讯。由于对A组成员非常有信心，其他队员根本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8月9日，李兰、牟治平携带急救物资沿A组路线上山搜救，他们翻过两座极陡的雪坡后，约10点半，看见了雪崩堆集物。

最先是两根路线旗，再往上走就是一个红色的背包、两个黑色物体。整个雪崩现场有半个足球场大，雪崩堆集物最厚处有六七米，最薄处也有二三米，整个现场凸凹不平。他们走过去才看清，黑色物体为风镜、防水手套。

李兰和牟治平先发现了A组组长林礼清，他已经没有呼吸，肌肉僵硬。两人继续搜索，又发现另一俯卧队员。他们不停地大声喊叫，在周围岩石缝寻找幸存者，但是没人应答。时间已过12点半，雪层随时有松动的可能，再次引发雪崩或者流雪，两人决定下撤。

刘炎林回忆，18点左右，李兰、牟治平的身影出现在大雪坡的上端。迎接到牟治平后，刘炎林问A组怎么样了，牟治平说了一句：A组全完了。

他当时一下子被震住了。

博士毕业后，刘炎林成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项目主任，常年工作在青藏高原上。他曾在一篇回忆山难的文章里写道，“这些年里，跋涉之时，往往回忆起雷宇的沉静激越，小林的诚恳细致，卢臻的固执认真，杨磊的飞扬轻盈，兴柏的稚气质朴。然而直到2006年10月4日，山难四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梦见他们。鲜艳的冲锋服，高高的登山包，推到额前的雪镜，黝黑的面孔，洁白的牙齿：‘我们从西边的冰川下来的。’梦里怎样一种欣喜若狂啊。醒来涕泪横流，泣不成声。逝者入梦，逝者入梦，也过了太久了。”

融鹰之魂在山巅

山难之后，山鹰社开始转型，走向平稳期。对于山难，他们心怀遗憾与悲痛，却向每一个新社员坦然揭开伤疤，为了铭记，也为了继续前行。

山难过去11年后，21岁的皮宇丹尽管了解可能发生的意外，但也相信一个队伍若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可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她用这些说服父母，最终参与登山。

2013年5月，确定登山人员后，登山队开始集中训练。一周三次体能训练，一次拉练，一次技术训练。翻开当时的队伍训练日记，皮宇丹在上面写着：今天又要训练！真不想去啊！

各项高强度训练中，负重爬楼是皮宇丹的噩梦。每次至少一个半小时，每人背负15公斤左右的砖头，以最快的速度从教学楼负一楼跑到八楼，坐电梯下来，这几分钟就是休息时间。

晚上8点训练，皮宇丹要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做心理建设。但一到训练现场，她立马浑身是劲儿，只想更快一点。“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很向上，很拼。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山下不努力，在山上就会拖累队伍，我不想成为队伍的负担。”

登山第一天，她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每走一步都头晕，告诉自己一定要走十步才休息，但走了五步就挪不动步了。头疼伴随着困意，队伍坐下来休息，她都能迅速入睡，队友摇一摇她，说，别睡了，否则高反更严重。

“第一天真的要崩溃了，人在这种时候总是无可避免地想为什么要在山上遭罪。”但她始终没想过放弃。逐步适应后，到第五天，她惊喜地发现：原来在山上是可以有胃口吃东西的。

登山一年后，皮宇丹接任社长，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的山鹰社坚持安全首位和学生社团的定位。尽管不再挑战高山，但他们是所有高校登山队中唯一坚持自主攀登的团队，包括开辟道路这样的关键技术都是依靠自己而非专业教练。

每年春季，山鹰社组织举办户外技能大赛，邀请全国30多所高校参加。在同期举行的论坛上，领导各个高校进行户外运动技术的交流，去年已经是第八届。

包括皮宇丹在内的新一代山鹰人有时会扪心自问，最让自己引以为傲的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山鹰社？现在的登山成绩让自己感到自豪吗？

“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我们确实在创造自己的奇迹，但不可能挑战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而正是2002年之前的那段路，给予山鹰社以其他社团没有的情怀和积淀，我们没有必要避开历史。能把现有的传统保持下去，做到自己的最好就行了。”

在曹峻看来，山鹰社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主要是锻炼学生的个人能力，这个意义不亚于攀登卓奥友峰。

他现在是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兼某国内户外品牌市场总监，登山次数不少于30次，和山鹰社出行，虽然只有六次，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他至今迷恋自己在山鹰社时期的理想主义。“在一个队伍中，大家一起应对困难，目标统一，想法很单纯，更多的是个人的承诺和奉献，没有利益考量的因素，做事情只是为了追求精神层面上的回报。”

但他的理想主义理性而非浪漫，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略带挑战性的探险——是探险而非冒险。

至于生死大问，他觉得：“意外还是会发生，我们只能把所有能考虑的因素考虑周全，碰到困难就调动所有能力解决。理性思考以后，就可以把生死看淡，即使发生了意外也不会后悔。”

《巅峰记忆》是纪念2002年山鹰社山难的一部纪录片，2010年上映后，刘炎林的妻子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从无知的向往到知道代价的坚持之间，山高水长。”

“这多么像是生活的隐喻。无忧无虑的童年，自由生长的青年，然后迎头撞进成人世界，一番折腾和较劲之后猛然醒悟：规则大于梦想，责任高于自由。既可以选择因为责任而舍弃自由，也自然可以坚持梦想，无视规则。其实无论怎么选择都有一分烈士断腕的壮怀激烈，可是却不免缺少一个成熟心灵所拥有的灵活和宽度。在看到梦想的美好之后，是不是也能认识到其中的危险；在发现梦想不堪忍受的一面之后是不是依然能感知其中的美妙？学会跟不堪共存，学会在危险中保护自己，直到学会更巧妙地利用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实现梦想，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25年，雪山之巅依旧是山鹰社的圣地，山鹰经历过展翅试翼、羽翼渐丰、痛苦折翼后，不执著于冰冷的雪山海拔，而是在一次又一次艰难跋涉之中，力图突破自我极限，叩问生命本身的高度。（文/廖垠雪）

编辑：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