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的壮大，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成就。但近几年，民企所受的压力不小。

社会贫富悬殊，导致民企老板们轻易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而中央政策暧昧，以及意识形态的顽固，给了大型国企反扑的机会，不断对民企进行“驱赶”和收编。

从“国退民进”到“民退国进”，逆转让不少民企老板始料未及，也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要国企你会染上爱滋病!”

一个月前，一场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主办的“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意想不到地成了民企老板与学者向国营企业开炮的批判大会。

在中国的公开论坛上，很少会看到发言人如此坦率直言且真情流露的时刻，也很少看到台上台下如此自然的互动。论坛的激烈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例如国务院研究室公交贸易司司长陈全生细数国企的“大家拿机制”、“寄生机制”、“马桶机制”，以及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的“要国企会染上爱之病”说，“国企是腐朽的制度”、“不道德经济”……

公然攻击国企，难道民企老板钱挣多了，以致声音大了，腰板硬了？

这或许是最自然的解读。从近年来民企一个接一个成功在境外上市，从中国民企制造的鞋子、领带、家电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份额的不断加大，从几年前“国退民进”的大浪，从民企占国民经济比重达49.7%，民企纳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从2000年的3.3%到2005年的8.7%，在当前全国有100多个民营企业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中参政议政等情况看，民企老板似乎有叫嚣的本钱。

然而，现场气氛传递的是另一种信号，民企老板炮火齐发的后面，不是洋洋得意。民企老板很生气，愤怒来自当前国内局势给予他们的不安全感，其中恐怕也包含对形势扭转的不可置信。

在网络世界里，民营企业最近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民企老板集体形象不佳，是受累于过去几年里民企大富豪的相继落马。贫富悬殊加大，也造成荷包渐鼓的民企老板成为社会大众宣泄不满时想当然尔的目标。

当这些民众质疑影响到中南海的高层时，民企的压力来源不再是群众杂音，而是中央政策的暧昧转变，以及大型国企借政策对民企展开的“驱赶”行动。

不久前，中国《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组系列报道，以“新国有化——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样刺激眼球的标题，报道了中国钢铁、石油、煤炭和化工领域出现从“国退民进”到“民退国进”的形势大逆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人士向本报透露他的担忧，“新国有化”实为中国“新保守化”的开始。

从“国退民进”到“民退国进”的逆转

《经济观察报》报道，过去数年里被国企收编的民企，包括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江苏铁本钢铁，另外河北冶金行业的46个会员中，12个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曾经向民企开启的钢铁业大门正在慢慢地关上。民营加油站的数量占行业的比例从1998年的60%，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5%。

与此同时，全国的乡镇煤矿比例也从2003年的37%下降到21%，国有重点煤矿与国有地方煤矿的比例，则从原本的47%上升到67%。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国企的市场垄断力量，成为国企借以收编、关停、挤压或阻禁民企的路径。

报道说，2004年至2005年间，中央企业占GD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近1%，从9.9%提高到10.8%。

在国家整合或“收编”民营钢铁厂和乡镇小煤炭时，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小煤矿频发的矿难是当局最理直气壮的依据。中央政策所公布的出发点并非针对民企，不过，客观效果难以避免地偏向具有规模优势的国企。

从民企角度看，国营企业受惠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两大国有企业中石油与中石化以抢占加油站和断油的手段，来最大程度地控制国内石油市场份额。一句话——即竞争不公平，以大欺小。

在谈到民企进入石油、煤炭等战略资源行业的合法性时，分析人士提醒本报注意刚在一年前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这份被认为是民企春天信号的中央文件里，国务院对包括金融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等行业在内的五大垄断行业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并提出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经济的社会服务，保障非公经济的合法权益等民企渴盼已久的内容。

“非公36条”的核心是国企民企公平待遇，平等竞争，其主张来源于2002年中共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但在这一春天的信号之后，春天没有来，这是民企始料未及的。

改革的艰难旅程

在石油和煤矿等垄断行业里，民企经常被诟病为不守法、短线操作、投机。然而政府政策的阴晴不定，有时也会成为外界“谅解”一些领域里民企短线行为的理由。

为民企鸣不平的声音，也来自专家群体。在上个月那场炮声隆隆的论坛上，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言辞激烈指控：“……排斥民间资本的进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用陈旧的意识形态维护垄断利益，这是当前的主要阻力。”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意识形态与体制转型。自2004年开始的“改革／反思改革”大辩论，其直接导因正是由于国内著名民营企业家顾雏军被揭出经济犯罪的嫌疑。

民营经济的成绩代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样的，民营经济发展的急缓也是中国政府改革意志的风向标。如果民企感觉到危机重重，其中的信号似乎是：改革步伐不稳。

2005年在“非公经济36条”出台以后，有包括个别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百人向中央提交《万言书》，指该文件违反党章宪法，质问中国公有制何在，并要求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收回文件，这在国内舆论界早已不算秘密。

《万言书》揭示的，是中国国内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现实，这种思想对最高决策人的影响，正是外界观察的焦点。

对此，保育钧在今年“两会”前后接受中国网络媒体访问时有直率的回应。他说：“老实说，这些阻力（民企发展的阻力）为什么没有人批判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出来的，所以他们现在一谈起来，对国有企业情有独钟，对私营企业非常陌生，甚至有隔阂。”

保育钧分析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出现企业家，而是培养了一批官僚。依靠这些人来领导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扶持民企的政策遭攻击时，一些官员听了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不敢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坚持“十六大”的精神。

学者：未来发展，有喜有忧

在面对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质疑时，民企与专家都有有口难辩的闷气。在争辩中，民企最常抬出的两面旗帜是“效率”和“竞争力”。因为这确实是民营经济最大的优势。

“竞争力犹胜外国企业”

在香港上市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提醒说，现在中国遭外国实施反倾销制裁的商品——皮鞋、领带、电器，都是民企生产的，说明民企竞争力强过外国的企业。相比之下，国企在国际赛场上可拿不出如此成绩。

然而，以“效率”和“竞争力”来为民营经济大声疾呼，这和民企面临的意识形态质疑不一定有所交集。此时此刻，民营经济的支持者放目四望，感觉找不到有力的政治支持。

在谈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时，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单忠东在接受本报访问时，给了“有喜有忧”的评价。

“忧”指的是民企尚未摆脱的内部问题如一股独大、好大喜功、不广泛引进人才等，以及中国社会整体环境对民企的不友善。

单忠东不同意所谓“新国有化”之说，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不可能走回头路。与2005年相比，单忠东认为最近几个月来国内气氛已出现了改善。他说：“民企老板发泄闷气，也表现中国政治开放的一面。”

在今年“两会”期间与“两会”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明确表明了毫不动摇推进改革的态度，改革与反思改革的争议随之暂告一段落。然而，为时一年多的争议再一次提醒了国内与国外人士，改革开放在中国并非理所当然，各方阻力仍然很大，在这一点上，处在峰尖浪头的民企老板，肯定不敢掉以轻心。

民企老板与民营经济研究者向国企开炮

国企和民企的共舞是加快国企的改革，尽量把国企变成民企，就共舞了。如果保留国企来跟民企共舞，就会产生对民企的腐蚀，就会产生我们稀有资源被大量的国企白白浪费掉了。——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凡生

去年国家对中石化补贴了100亿（人民币，约20亿新元），为什么要补贴它呢？……我说有道理，因为它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但是又说没有道理……中石油、中石化在我们国家原油占三分之一，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个企业加起来利润2000亿……——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

美国认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是背后有政府支持它，有战略目的……如果同样是（换成）民营企业的话，我估计在美国的地方，政治上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

‘非公36条’就是要解决公平准入的问题。现在情况看来，难度远远超过我原来的估计，现在垄断行业和用权利、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排斥民间资本的进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用陈旧的意识形态维护垄断利益，这是当前的主要阻力——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企业不应该分国有、集体、大集体、小集体、地方集体、中央集体、民营等等，如果有这样之分，相信总有歧视——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许连捷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韩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