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周一的晚上，又一次在理教的207房间，类似的情景再次上演：能容得下300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有不少人仍然没有座位，只好依靠在后排的窗台边；人群中传来一阵阵细咂咂的交谈声，不时还传来几声应答：

“是的，就是207，理教的……”

声音低下去了，听得出是招朋引伴的呼喊。

而后，声音完全低下去了，直至整个教室完全沉寂。一位精瘦而矍铄的老者迈上讲台，并不做声，却仔细地扶正面前的话筒，用手心轻触几下，试试声响大小——噗噗，噗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为大家讲解80年代以来诗歌边缘化的问题……”一开口，略带广东方言的话语便回响在教室的四处。

讲解者便是北大中文系著名的新诗研究者——洪子诚教授。

“对待诗歌，我持‘悲观主义’态度”

同谢冕老师一样，洪子诚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只是晚于谢老师一年，于1956年入校，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我非常赞同谢冕老师说的‘诗歌是高贵的，我对它充满敬意’，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我对历史则有点悲观主义色彩。谢老师讲了新诗的光荣、辉煌，我补充一点阴影。阴影不是要取代光明，而是提供一点补充。让诗歌的光荣具有立体感，复杂起来。”洪老师这样概括自己对诗歌的态度。

谈起与诗歌的渊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带有遗憾的诗歌情结”。遗憾之处在于，洪老师入校后尝试加入到北大诗社和诗歌刊物《红楼》中，却均未如愿，这让他至今为之 “耿耿于怀”。虽然洪老师的几位学生的诗很好，但是，洪子城老师还是说：“我平生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写出好的诗。”

谈到对诗歌的情况，洪老师说起他最近和别人合编的《朦胧诗新编》和《第三代诗新编》，出版社给诗人的稿酬是“每行一块钱”。“虽然是集选的，可是也不能这么低吧。”说到此，洪老师不免露出惋惜之情。他还说，“有的诗人写了十几、二十年诗，写的相当不错，却至今未能出版个人诗集！”于是，也就有人调侃“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都多”。

      针对理论界流行的诗歌“边缘化”一说，洪老师也表达了适度的赞同，甚至他演讲的题目也用了“边缘化”一词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特征。他引用有的学者的观点，说“边缘性”正是现代诗的特征：诗歌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即迅速转变的传统社会和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诗歌既失去它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和优越地位，也绝对无法与大众流行文化抗衡。

然而，洪子诚虽然“悲观”却并非“绝望”，他认为诗歌正是在它的“边缘性”的基点上来探索它的可能性和出路，用加州大学老师奚密的话，就是“从边缘出发”。

80年代的新诗：光荣与梦想并存

“光荣与梦想并存”并不是洪老师直接的概括，可是从他对80年代前期新诗所受到的社会礼遇的叙述中，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个词组来形容它。“诗歌在当时具有突出的身份，它可以让许多人彻夜不眠！”

诗歌“让人彻夜不眠”的时代对于在座的年轻人似乎不能真切体会，可是在洪老师的记忆中却是历历在目。他说，北岛在《失败之书》中曾谈到在1984年秋成都“星星诗歌节”上，有包括顾城、北岛、叶文福等诗人的朗诵。2000多张票被一抢而光，没有票的破窗而入；叶文福登台时，台下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朗诵结束，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吓得北岛、顾城躲进更衣室的桌子底下。对此，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柯雷认为这是不多的“特例”，洪老师则认为，新诗在20世纪某些时候的“辉煌”，正是中国新诗的“性质”之一。这种“辉煌”，造成了人们的错觉，对“边缘化”的总体趋向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承受力。对于诗歌在80年代曾经的辉煌，洪老师认为是“文革”之后，人们对文化多元性的渴望，而诗歌在这方面显然走在小说家，甚至思想家的前面，为大家“打开了陌生的文化形态之门”，也成为政治表达、压抑的情绪释放的通道。
     
                                   90年代的新诗：“边缘化”的诸种征象

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文化的转型，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人们对诗歌不会再产生那样的期待，诗歌自身和读者也发生分化。诗歌在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中成了“补白”。即使在大学文学教育中，现代诗的位置也岌岌可危。许多中国当代文学老师，对“文革”后诗歌的了解，仅限于“朦胧诗”外加一个海子。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诗人在作些什么。洪老师借用了“降落”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状况。他说，降落不仅指诗人自我意识、诗歌题材的“降落”，而且指它曾经有过的地位的“失守”。

诗歌边缘化导致新诗“合法性”问题再次被提出来。90年代诗歌受到的激烈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它脱离社会现实，失去对社会重大问题反应的能力。另一个是它脱离“传统”，盲目模仿西方，失去了它的“中华性”。后面这个问题，洪老师说已经讲了近一百年，自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到现在，总是一再提出。不过，90年代以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学者，不是对新诗缺乏了解的人，而是有相当成就的现代诗人，他们对欧美诗歌，对西方现代文论，对中国古典诗学都很有修养。比如九叶诗人的郑敏老师，比如台湾现代诗人、学者叶维廉老师。洪老师说，这个特点值得我们研究。

应对“边缘化”的“策略”

谈到诗歌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但洪老师也表现了他乐观者一面。他的“乐观”是在知道限度之后的。他说，许多诗人、诗歌批评家面对新诗的式微，也积极寻找有效的“出发点”，做出各种应对的措施。比如，看到读者的流失，就试图加强诗歌通俗化、口语化、平民化，降低诗歌门槛。不过，洪老师认为，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他在课上读了目前网上流传、争论的女诗人赵丽华的几首诗（其中的一首题目是《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全诗是：“一只蚂蚁，/ 另一只蚂蚁，/ 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洪老师说，这样的诗，可能包含某种反讽、解构，但是这样做可能会降低诗歌的声誉，使诗歌成为不必要的东西。诗人其实不必存在过多幻想，“通俗化”的东西，读者也还是那些读者。

      针对新诗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批评，近来诗歌界再次强调“题材”的价值，出现了“底层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的提法和概念。洪老师认为，有的诗人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关切“底层”的生活、问题，值得肯定。但是将这个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并赋予“写作伦理”上的意义，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洪老师指出，新诗在当前这个媒体化时代，自然要“尝试、探索与大众传媒的联系”，以获得更大的传播空间。他说，近年来许多诗人，诗歌机构都在试验通过传媒和大众参与的活动，来加强诗歌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如2005年间，全国较大规模的诗歌节、诗歌联谊会、酒会、朗诵会等就有58次。有人说是“‘超级’诗人走秀忙”。一些活动，越来越表现出“嘉年华”的形态。这扩大诗歌影响，但也有可能热热闹闹，而并没有好诗；诗歌向流行文化靠拢，也有可能失去自己。

末了，洪老师介绍了荷兰汉学家柯雷的观点，即质疑诗歌“边缘化”这个“不可避免”的提法是不是能够成立，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立。也就是“发生在谁的边缘”。诗歌的位置、价值，是否可以用利润、经济发展、权力关系的“中心”作为测量的标尺？“人们总是爱藐视诗歌，也同样爱为诗歌辩护，并非中国才这样”。因此，洪老师最后说，应对“边缘化”的事实，从诗人一面说，就是“诗人自己要弄明白，诗歌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什么样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洪子诚老师用他一贯严谨的表述，结束了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审视和评价。

也许，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们所关注的，更应该是所有热爱和关心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前途与发展的学生们关注的对象。深秋的夜晚，凉意阵阵，他们还围聚在洪老师的身边，相互交换着意见，久久不肯离去……

注：文中所涉及的“80年代”、“90年代”是为了表述和引用的方便，对应所指的是20世纪的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