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大三的尾巴上，回想起我的北大时代，开头，应该是一个银灰色的清冷的晨——我在北京初秋的清冷的晨中醒来。

我醒在北大的校园里，这里就是我心中沈从文、郁达夫那些现代作家们曾经关注的地方。我曾那么痴迷钟情的二十年代，曾经在这里释放过青春最靓丽的姿态，有真正的自由和激扬的时代。

我并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很少去想未来的人。因为对于过去，我那样地依赖。回忆——我在这个清冷的早晨发现回忆是一个酒坛子，我们的那么多的感动都依赖于这个酒坛子开启的刹那。

在我这里，美丽成了一个一个的定格，在新的定格产生之前，我只能依赖旧的定格追忆曾经的感动。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近乎极端地活在追忆之中，时常是那样万般无奈地凝视着曾经的种种，就像是手抓不住酒香。

这是我的局限。而发现这个局限的，正是我已经开始挣脱的动作。

因为我看到树叶上跳跃的太阳。就是这个早晨，就在我们31楼楼下，那一个瞬间如此美丽，高大的杨树上面全都是太阳。本来是阴冷的银灰的晨，它在树梢绽放笑颜。我发现沉迷于追忆的我忘了寻找新的定格了。

完成了大三的最后一篇论文，去还书。走出图书馆的一刹——图书馆面朝东门，直通校外的大街，身边的女伴说，你看，尘世原来就在我们面前不远的地方。那一刹我想起第一次站在这里时心中浮现的一句话：北大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也许是我需要的吧，世外桃源也是幸福的，也还能看到人间凡俗的烟火在不远处燃烧。

我找到了现在时的美丽定格。骑车穿越理科楼群中间的草坪，平旷的视野里全是青草的芳香，让我想起在南配殿看的第一部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岩井俊二把绿色用得那么残忍。

那部片子让我第一次想到自我意识的问题。青春就是对自己的解构，自我就在这种活动中急速膨胀。按严格的医学计算，一个人的青春期应该是从 10岁到20岁。在我19岁的那一年，我来到了北大，三年，在一次次的选择、徘徊、挣扎、洗礼中，那个膨胀的自我渐渐恢复它本来的体积。某个清冷的早晨醒来，当我发现自己不再有那些虚无的故事情结；在我从学校这个世外桃源里遥望尘世的一刹那，我知道我的青春期终于临近尾声。我终于明白，年轻的眼睛只有在岁月的洗涤中，才能不再只看到内心深处青涩潮湿的沼泽，而是看到外面，例如，树梢上跳跃的太阳。

刚上高中时，我说我喜欢新文学时期的作品，高年级的师哥师姐都说，哦，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张爱玲。那天一个中文系的学姐问我，外国的戏剧你看过什么？我说只看过萨特。她马上很共鸣地说，大一的时候喜欢萨特是正常的。后来遇见广告系的学姐叶子，问我喜欢什么电影，我随口说我喜欢张扬的《昨天》，她说，跟我那时候真像。

其实所有的青春都印证着共性，然而青春之所以为青春，也是因为它们都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个案。所有的青春都不明所以，正因其不明所以，才可以在历练中发现求索是一件何其必要的事情。

北大给了我什么？曾经以为，是一种酒神意味的自由不羁，以及将知识变成文化，再将文化变成智慧的能力。我自然地认为北大给了我很多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这些答案又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时，证明我的以为都还是片面的。那么北大给我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将做一个怎样的人，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努力，每一番出征之前，我发现，林林总总的问题最终归结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伴侣，选择什么样的说辞……一切种种，实际上都在让我追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原来北大并没有给我答案，它给了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要过怎样的一生。高贵地活着还是卑贱地活着，做古典的人还是做现代的人……我行走在这个淡灰色的校园里，脸上带着哈姆雷特式的思考，固执而天真地维护着我们善良而纯真的理想主义。

北大给了我们什么？我想是一种格局，一种追问，一种“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力量。

（文/王安安 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06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