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以解放思想为目标，以文学革命为抓手，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用白话作文作诗”是最基本的做法（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于是白话文、白话诗打了先锋。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他们认为格律韵脚妨碍思想的自由表达，而“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利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更反对“重形式而去精神”的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他们认为“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思想逐步开放，新诗创作在“五四”前后达到一个峰点。他们用心里流出的强音呼喊砸烂旧世界：

“我要是可以支配自然，

能够发生人工的地震，

一定要把万恶的军阀，

恶浊的棍徒，

陷落在这无情的地窖中……”

（杨钟健《地震》1920年12月28日）

这带有专业特色的诗，是北大地质学系学生杨钟健新诗《地震》所表达的对黑暗现实的深恶痛绝。杨钟健，字克强，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17年至1922年在北大预科、地质学系读书，其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成立了“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马克斯即马克思），曾两次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成立的以“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服务，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是邓中夏、高君宇、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贡献至伟。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北大红楼传出了歌声，北大人在黑暗中寻求光明：

“好嘹亮的歌声！

黑暗的空地里，

仿佛充满了光明。

我波澜汹涌的心，

像古井般平静；

可是一些没冷，

还深深地含着缕缕微温。

什么世界？

什么我和人？

我全忘记了——一些不省！

只觉轻飘飘的，好像浮着，

随着那歌声的转折，

一层层往里追寻。”

（朱自清《歌声》，1919年11月23日）

朱自清，字佩弦，作家，诗人。1916年至1920年在北京大学预科、哲学系读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加入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曾任第四组书记，担任“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的教学任务，加入“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

他们在斗争中逐渐明白，要追求光明，不能依靠上帝和神仙，需要自己干。

“风雨沉沉的夜里，

前面一片荒郊。

走尽荒郊，

便是人们底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

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

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

我没处给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朱自清《光明》1919年11月22日）

然而追求光明的路是充满危险的：

“觉悟的门前，

便是刀山剑树，

兄弟姐妹们啊，

我们开门呢？

不开门呢？

刀山剑树的那头，

便是我们朝夕希冀的地带——

光明和愉悦的地带。

兄弟姐妹们啊！

我们去呢？

不去呢？”

（邓中夏《在觉悟门前》1919年5月4日）

这是五四运动当天晚上邓中夏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叹。

“光明在山顶上，可是山前山后荆棘重重，山左山右狼虎阻路。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邓中夏再次设问，其实他的答案是肯定的。邓中夏为了铲除豺狼当道、国民受苦、天怒人怨的罪恶的“今世”，建立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共产社会，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意志坚定，我行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

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

禽猕歼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

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这是邓中夏1921年10月，受李大钊委派南下湘鄂，因革命任务紧急，不得不在五天之内两次跨越洞庭湖，有感所作的《过洞庭》。邓中夏，名康，字仲澥（1922年春，为了方便接触工人，使工人容易认记自己的名字，将仲澥改以谐音中夏）。1917年至192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哲学系学习。他是平民教育的开拓者，“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

邓中夏不仅是革命理论家，而且是践行者。“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曦园”、《劳动音》杂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上海大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到处都有邓中夏的身影。1923年夏，邓中夏赴南京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正在南京度暑假的老同学朱自清闻讯相见。朱自清1920年毕业离开北大，辗转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第六师范、第十师范、第十中学、第四师范，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等处，为生活奔波，忙于教学，这是两位老同学分别三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朱自清看到的是头发长长、眼睛红涩、面容憔悴、劳碌奔波的邓中夏，然而又是意志坚定、积极向上、不知疲倦、热情火辣的邓中夏。这次碰面朱自清感慨颇多，久久不能平静。《中国青年》第7期、第10期（1923年12月1日、22日）上刊载的邓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文章批评一些新诗人、文学家脱离社会实际，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甚至怨天尤人，颓废萎靡；文章主张新诗应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描写社会实际生活，而新诗人则“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不要空谈，积极投身到推翻旧社会的运动中。邓中夏指出“如果你是坐在深阁的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你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也不会感动人的。并现身说法，把1921年自己回湖南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中有感而发的诗句附上（见前《过洞庭》）。他谦虚地说：“此诗虽极幼稚，然而当时颇有朋辈为之感动，亦因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的原（缘）故。”诗人朱自清看过后激动不已，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南京相见的一幕又在眼前。作为对老友的支持与回应，于是他写下了《赠友》：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睛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地上是荆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尸呀，

你将为一把快刀，

披斩荆棘的快刀！

你将为一声狮子吼，

狐兔们披靡奔走！

你将为春雷一震，

让行尸们惊醒！

我爱看你的骑马，

在尘土里驰骋——

一会儿，不见踪影！

我爱看你的手杖，

那铁的铁的手杖；

它有颜色，有斤两，有铮铮的声响！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

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那黄金的王宫！

呜……吹呀！

去年一个夏天大早去见着你：

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地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酽酽的白兰地，

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

我怎能忘记你呢？”

（《中国青年》第28期，1924年4月26日）

诗人以少有的极大的热情、铿锵的语调赞颂了革命者不畏艰险、公而忘私、披荆斩棘，如狂飚、如铁骑、如烈火，为建立“红色天国”在地上奋斗不止的英雄气概。他不能忘记几年前在北大共同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等情景，而今“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心情复杂。古语有云：“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礼记·学记》）。朱自清毕竟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策源地熔炼出来的朱自清，他的追求始终都在，他赞美的“红色天国”是什么样？是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是朱自清希望的新中国：“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奴隶’为我们工作”，新中国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的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立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靠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诗人坚信这样的新中国不会从天而降，“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的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朱自清《新中国在望中》）。读一读前辈的诗文，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现实，真是感慨万千！

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着先烈们、前辈们向往、奋斗并为之献身的新中国，“硬干、苦干、实干”而流血牺牲，不懈奋斗了一百年，才有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英灵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要继承前辈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遗志，肩起历史的责任，由衷地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再奋斗！

（作者系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