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述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此外，还有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等。记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

采访手记

我自诩和作家叶永烈还算熟悉，不说从小读着《小灵通漫游未来》长大，也不说这几年间的多次采访，单是看他的诸多题材多样的著作，就觉得他一直是源源不断以新作品陪伴在左右的。他涉足的领域可谓宽泛，我知道他写童话，写寓言，写科幻小说，写纪实文学，还知道他写高考作文，写专栏，开讲座……我知道他精力充沛，热衷公益，可以去参加每年的高考作文，也能够每年都带着若干新书参加全国书市及各种出版活动；可是我还有更多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待过18年，所写电影方面的专著被当做电影人的入门书，我也不知道他当导演曾经为毛泽东拍过内片，还获得过电影百花奖。

采访之前，早听几位同行说起，叶永烈家的书如何如何多。上海书展期间，总算有机会到叶永烈的家里去采访。专门的书房是由家用游泳池改造的，像一个小型图书馆，四壁皆书，中间又是摆得满满的书橱，边上是一张躺椅。叶永烈说，他大多数的看书的时间，就是在这张椅子上度过的，他特别喜欢待在这里。他的一天，用来写作的时间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另外，报纸、杂志、网络、电视、广播，种种信息传播的渠道他都关注。但是，“6个渠道综合起来，也不能代替看书。”
 
    除此外，其他房间也都摆着书橱，其中有一个书橱，摆满了叶永烈本人的著作，还有一个书橱，则摆满了他的盗版书和冒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伪书。

他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他的那么多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谜一样模糊的叶永烈，在采访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十万个为什么》最年轻的作者

我是浙江温州人，出生在温州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当时是温州银行的行长，兼职医院的院长，解放后是第一任温州工商联主任，在工商界是第一号人物。他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书法也不错，还能写诗。父亲特别喜欢我，很细心地保存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前不久我在整理成绩报告单时，发现我6岁时上小学一年级，有两门不及格。一门是作文，一门是读书(语文)，都是40分。

11岁时，我念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旁边有家浙南日报社(温州日报前身)，报社门口有个投稿箱。我不清楚箱子是干什么用，别人告诉我，那是投稿用的，如果写的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就把一首诗扔进去。一周后我收到一封信：叶永烈小朋友收。信里问我几岁上几年级，说写的好，下期登出来。没几天，报纸登出来那首短诗，标注着11岁小学生叶永烈。

我清楚地记得发表的时间是1951年4月28日。当时也不知怎么回事，心血来潮写了那首诗。是经杨奔编辑之手发表的。1980年，我通过当年他写给我的信找到他，那时他早已退休了。

这首诗的发表影响之大，几乎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校也很看重，我很快升为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宣传委员，编黑板报、墙报，当小编辑、小记者。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北大，这又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考上北大，在温州也许不会做文学这样的事业。我很崇拜记者，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以记者为主角)，很想报中文系新闻专业。比我大几岁的朋友考上北大这一专业，告诉我说新闻专业可能很难考。我姐姐是念化学的，她劝我念化学。我自己也很喜欢自然科学。父亲听说我考化学系，也很高兴，说念化学将来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总有一碗饭吃，这样，我考上了第一志愿——北大化学系。

我在北大念了6年，学的是光谱分析，是一门介于物理和化学之间的学科。当时说6年毕业，可以授予副博士头衔，后来也没有头衔，不了了之。北大是一所兼容并包的学校，允许学生自由发展。我上的是化学系，却一直写东西，发表了很多作品。大二时我写了一本书《碳的一家》，因为不认识任何出版社的编辑，觉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适合，就从书的版权页抄下地址，直接寄到出版社。不久就收到通知单，告诉我书稿写得很好，马上出版。

后来我认识了这本书的编辑曹燕芳。当时她在编《十万个为什么》，正为化学分册发愁。其实化学分册已经编好，是上海一些中学化学老师写的，写得像教科书，她觉得不满意。看了《碳的一家》后，她提出让我试试写化学分册，就把题目寄给我，我试写了5篇，她看完后非常满意，让我写下去。每写完10篇寄给她，到化学分册出版时，整部书173篇，用了我163篇。后来她让我继续写，写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物等分册。所以说，《十万个为什么》在1961年的国际儿童节第一次出版，5本共900多个为什么，我写的占了300多个，这套书的1-3是我写的。

曹燕芳知道我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敢用20岁的年轻人挑重担，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出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过去我靠投稿，现在应付约稿都来不及了。最初我投稿的对象是《科学小报》，北京市科协办的，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杂志、《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发过我很多文章，大多是科学小品。为什么找我写？我想大概因为我念的是理科，喜欢文学。这种科学小品，中文系的人写不了，理科的没几个人能写。我恰恰是夹缝中人物。

1978年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第一次印了300万册。现在《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1亿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超过1亿用户。

化学系“叛徒”跳槽电影厂

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我分到了上海仪器研究所。只待了一个月，我就“跳槽”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当时正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银幕，名为《知识老人》。我当时住在杨树浦，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包里带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找到厂长。厂长叫李资清，他一听说我的名字，马上就说：“你是写《十万个为什么》的叶永烈？我正要找你。”听说我想到电影厂，他非常高兴，告诉我什么都不要管了，耐心等待好消息，一切手续他来办理。

我先当编剧后当导演，在电影制片厂待了18年。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我拍的《红绿灯下》拿到电影百花奖。如果一直待在研究所，可能就是科学家，一辈子从事化学事业，是中国化学学会会员。这一次跳槽，对我来说是很成功的，但我的老师、同学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系主任严仁荫教授就说：“我白教你了！”还有很多同学骂我是化学系的“叛徒”。

调到电影厂，对我来说，能否迅速掌握电影业务是最关键的。在电影制片厂，一切从零开始。我完全自学，看了电影学院的教材，很快就掌握了电影的基本知识，懂得了导演的技巧。当电影导演，不但要精通电影本身的业务，还要有组织能力，要带领一大批人，编导、摄影、录音、美术、音乐、照明……导演是三军统帅。如果你不懂，对不起，电影厂这批人不买账。电影厂有很多是导演系、摄影系专业出身，特别瞧不起对电影一窍不通的人，在电影厂，我执导了20多部电影，很快成为导演中的快手。我在电影厂的经历，后来写成了一篇小说《青黄之间》，发表在《收获》上，他们觉得我写得非常有生活。其实好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文革初期，《十万个为什么》被当做“大毒草”，我作为“大毒草”的作者遭到抄家，我在五七干校干了3年。1976年5月，电影厂工宣队领导找我，要我担任内片组组长。我很吃惊，因为内片的概念是保密性很强的影片，我这样的“文艺黑线干将”怎么可以拍内片？后来才明白，当时就是为毛泽东晚年拍供他观看的电影。为什么找我？原来，这种“中央交办”的影片从接任务到出片，一般要求是十天到半个月，这是非常快的速度。厂里的导演一个个算下来，我算是“快手”。我虽然在文革中挨批，但业务能力是公认的，他们不得不请出我这个“臭老九”。我拍了很多京剧唱腔，拍了杂技。当时我并不知道是给毛主席拍的。这是一段特殊的境遇，我们享受着拍样板戏的待遇，在上海市政协的大楼里，为毛泽东拍内片。每部片子拍完就去北京，经审查通过出片，印拷贝。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时影片还曾经展出过，观众很惊讶地看到了“导演叶永烈”。

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就拿到百花奖，同时出版了三部电影方面的专著：《电影》、《电影的秘密》和《电影史话》。我用稿费买了1000册《电影的秘密》送给电影厂，后来成为电影入门书，每个电影厂新进的人都要看看这部书。

1979年，经钱学森批准，我直接到了航天员训练基地，拍了一部半个小时的影片，后来这部影片叫《载人航天》。杨利伟上天时我出了《航天梦——叶永烈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资格出这部书，1979年我就介入这件事，有镜头、有照片在，这部书引起广泛注意，因为有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布。

1980年，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一传出，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赶紧去新疆，写一本关于彭加木的书。我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约作者的身份加入罗布泊搜索。因为罗布泊是原子弹基地，属于高度军事机密，很多记者只能待在乌鲁木齐；我去了乌鲁木齐，让新疆军区参谋长拨通钱学森秘书的电话，半小时后答复说，同意我进去。当天夜里一两点钟，我们进入空军机地，从那里坐直升机，进到罗布泊的库木库都克，参加搜索彭加木。2006年全国书市在新疆举办，《追寻彭加木》也同时举行首发，所有看到的人都说这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

在电影厂待了18年后，我离开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对我的问题做过三次批示。那是《光明日报》记者谢军采访我，看到我住很小的房子，当即写了内参，方毅批示要改善我的工作环境，给予我创作时间，并决定调离电影厂，到上海市科协担任常委工作。当时是要往仕途上培养我，但我就是喜欢写作。1987年上海作家协会第一批专业作家招聘时，我作为首批8位作家之一，考试报审并审核通过。这一次，我彻底转到文学的轨道上来，一直到今天。

连轴转的多面写手

第一次去参加高考作文影响很大，第二天媒体刊发了我写的作文，还配发了短评，鼓励老师也参加高考作文。当时我没有太多考虑，作为作家，应该有适应命题作文的能力。考试是小菜一碟。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听说同时约了几个作家，可是去了一看，到场的作家只有我一个。后来媒体年年找我，有一两年，还连续参加了两场高考作文，一场上海卷，一场全国卷，后来就不在现场写，改为在家写，但必须严格按照考试时间。我收到题目后，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最高的一次高考作文得分是55分。

我认为这是检测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纪实文学作家应当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有时遇到非常紧急的任务，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比如戴厚英突然遭遇不幸，香港《明报月刊》马上约我写文章，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字，他们收到之后拉掉别的文章，把这篇急稿放进马上出版的一期。然后我继续写下去，在《明报月刊》连载。这样写了一段时间，最后出了一本书就叫《非命》。2006年彭加木去世30周年祭，出版社要求我写完书赶去参加新疆书市。书必须6月16日出，我很快在一个多月内完成这本书，出版社20天出书，赶上了全国书市。没有应急能力，遇到突出事件，就不会应对。有些新闻性强的，必须赶。我称自己是“旧闻记者”，旧闻写好了有时就变成新闻。

我已经一连参加了9届全国书市，书市的入场券对作家说就是推出有影响的新作。作家跟出版人参加书市是完全不同的，出版人参加书市就是工作，而作家参加书市要签名售书。书市是读书人的节日，因为进任何一个书店不能那么集中，书市是高密度的书的海洋；同时也是很好的交流的平台。作者去书市跟读者交流，能听取到很多意见，从书市中得到很多新的启示，也会让你知道出版界的最新动向。我参加书市往往带着数码相机，看到有启示的书拍下来，这会对我的写作有很多帮助。今年全国书市我有两本新书《中国中央一枝笔——胡乔木》、《想当元帅的士兵》，上海书展有12本书，包括人民文学8卷新书《哭鼻子大王》等。

我目前的生活完全以文学创作为主。我最初写小说，写纯文学小说，那时觉得小说最高级，如果作家不写纯文学小说就不是作家。我给《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春风》等刊物写了很多小说，目标是拿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的小说的影响力超过现在。1981年，我的反腐败的短篇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条，很遗憾在评奖中只差几票，没被评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如果得奖，可能我一直会写小说。

在写小说的同时，我也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傅雷与傅聪》、《思乡曲》(马思聪)、《离人泪》(葛佩琦)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写一篇红一篇，转载率非常高，连连得奖，包括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每篇发表后能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我想，自己可能更适合写这种题材，就从写小说的路子慢慢转到报告文学上来。自然科学的题材几乎推开了，我的报告文学从短到长，1989年开始创作了《红色三部曲》，都是200万字左右的规模，奠定了纪实文学作家的基础。

从科普到纪实，又是很大的反差，行当完全是陌生的。我必须对中共党史从头学起，有非常系统的认识。但是我能适应种种非常大的变化，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好。转到中共党史也是这样，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很深的学问，要大量地研究文献，你所占有的，是别人没有的。否则你的东西不真实、不可靠。我能大量采访到当事人，这是我的优势，而且要很勇敢地把真相告诉读者。我写过一本书，就叫《追寻历史真相》，很多都是独家的，比如采访陈伯达。纪实文学中我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口述历史。同时我还写了很多散文，都是有感而写，比较短小。纪实文学是“重武器”，散文是“轻武器”，随手一写，日积月累也会形成很多散文选集。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