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的中国，将注定成为被历史铭记的传奇。“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这是13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表达的美好畅想。坚强乐观的华夏儿女正敞开胸怀拥抱世界，迎接奥运盛典的到来。在这个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国家，五大洲的朋友将共叙友谊、共创奇迹，共同见证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圣火第一次在神州大地上熊熊燃起。

2008年的北大，将绽放青春而夺目的华彩。“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这也是北大人向全世界发出的真诚心声。110周年校庆的钟声仍在回响，古希腊奥林匹亚的圣火即将照耀古老而又青春的燕园。百年圣火、百年北大，奥林匹克精神与北大精神交相辉映；四枚乒乓球奥运金牌将在燕园决出；近二十项科技奥运攻关项目落户未名湖畔；三千余名北大志愿者分赴十余座竞赛场馆，北大人的奥运梦想，即将在这个夏天一一实现。

《奥运与北大》专题栏目的推出，是展现百年北大为践行奥运理想而努力工作的窗口，是北大师生为奥运所付出的长期不懈努力的真实写照。这里有北大为奥运工作筹备所迈出的每一个坚实脚步，这里有我们为奥运奉献出的每一个真诚微笑，这里留有每一个关心北大成长、期待奥运荣光的北大人最直接的表达。

2008，让我们为奥运加油，为北大喝彩！

徜徉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

董强

珍贵手稿百年后惊现人间

1990年代初，法国资深外交分析专家达马侯爵经过几年艰难、执着的寻找，在瑞士一位银行家、收藏家的手中，找到了一件令他激动万分的珍贵手稿，那就是顾拜旦1892年11月25日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所做演讲的手稿。

这份手稿共有十四页，虽然由于岁月的缘故，有些略微发褐。可以看到，顾拜旦直接将演讲稿写在了一些废弃的报名表上，这些报名表是顾拜旦在三年前组织的“在教育中推广体育的大会”时使用的。上面清楚地标明，当时的会费为5法郎，必须直接寄到巴黎的乌迪诺大街，即顾拜旦当时的住所。由于表格一般都是普通纸张，略微有些保存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它们裸露在光线之下，久而久之会碎裂，最后化为尘土。幸好，在良好的保存条件下，它们的基本状况良好，而且字迹非常清晰。

那是顾拜旦特有的秀气、纤细的斜体字。同时，在首页附有一个标题，字体明显不同，而且细看之下，发现了两个错误之处。这个标题标明，该手稿是顾拜旦“于1892年11月25日在索邦大学为庆祝田径运动联盟成立五周年的演讲”，然而，在提到“五周年”时，用了一个法语词，意思却是“五十周年”。而且，“法国田径运动联盟”的缩写也写错了一个字母，应该是USFSA，标题中却写成了USTSA。

达马推测，那很可能是一位刊物的编辑，或者类似的人所加的标题。由于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过于超前，当时又没有人做真正的报道，顾拜旦很可能将手稿交给了一家刊物，以冀全文刊登。后来，在编辑加了一个提示性质的标题后，该手稿终究像一篇被刷下的稿件一样，没有能够刊登。

在手稿最后一页的背面，还有许多不成句子、却明显有着逻辑性的词语，标示着一些国家名，还有一些名词，如“业余性”等，颇有深意。最中间，还有简短的概括性文字：“以上是主线：战争与和平”。

谁也不知道这份手稿如何几经周折，神奇地躺到了瑞士的保险柜中，等待着达马的造访……

也许连顾拜旦本人，也无法想到，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想法，会真正如燎原的星星之火，为全人类带来最大规模的庆典。而在奥运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和人类最大的集体人文活动之一时，他的手稿的重新面世，为理解这一变得巨大无比而让人无法看到全貌的重大活动提供了及时的基石。

从精辟的分析走向庄严的宣言

顾拜旦1863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9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如此悲剧性地开始,又在当今一种动荡不安的和平之中行将结束”，从演讲的开头顾拜旦就这样形容。

顾拜旦在简短的引论中，开门见山地引出主题“体育的复兴”，重点介绍了三个首都：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他将三种潮流概括为三个词：战争、卫生和体育。

接下来有四个部分，分别是对三种不同的“体育”思想的分析，同时为法国的处境定位。第一部分主要讲了德国体育。第二部分，他讲瑞典，一个“百年来没有经历什么大事的”、“幸福的民族”，接下来的部分是英国。说到体育，英国从都铎王朝开始就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国家。最后一个部分中，他提出他希望法国在这场庞大的角逐中扮演的角色。

他总的观察结果是：18世纪是一个身体充满惰性的世纪。顾拜旦指出，这一时期欧洲根本不存在体育锻炼。但是，由于战争，拿破仑将人们卷入了一部充满胜利的史诗之中，从而自然而然地训练出了一批新的体育精英。在拿破仑帝国垮台后，法国的体育热情也随之衰竭，但在柏林却引起了另一个反应：一种以军事为目的的体操出现了。在普法战争中，法国1870年惨败，爱国热情高涨的顾拜旦希望能让大家明白，其原因就在于组织体育的方式。

德国式的体操充满了力度，但在顾拜旦眼里却是矫揉造作的、缺少灵魂的。他预感到缺乏灵魂的体育必将衰落。但是，由于美国接待了大量的德国移民，德国的军事体操有可能在美国死灰复燃。他具有远见地看到了美国政府会有穷兵黩武的危险性：“我相信，未来的华盛顿政府将是一个轻易开炮的政府。”

第二部分论述了与战争式体操相反的优雅的瑞典体操。正如他自己所言，这就像是从聆听英雄交响曲过渡到了田园交响曲。

“瑞典体操之父”林格本人身体羸弱，发明了一些体操动作，身体得到了完全的康复。在他的推动下，体操在1820年成为瑞典学校的必修课。顾拜旦并不否定瑞典体操。但是，他不推崇这种模式。他认为这种运动过于温和，其实是种医疗体操，一种保健的方法：它“关注小孩儿，（……）病人（……）和老年人（……），这一切都很好”,他承认说。但是在他看来，体魄健全的年轻运动员们所需要的，是力量与竞争，而这正是瑞典体操所排斥的。所以，如果不提供其它东西，就是在嘲讽这些年轻运动员。所以，顾拜旦拒绝了瑞典模式，正如他拒绝了德国模式，而把目光转向了英国。

英国是久负盛名的体育之国。然而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初丧失了体育锻炼的兴趣，陷入堕落的泥淖。顾拜旦惋惜地看到，拳击和划船运动不过是为“掏更多钱打赌”提供了机会。在一个组织系统粗俗的社会里，丝毫没有体育和田径的特色，英国的公学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反照。正是为了抵制这样一种放任自流的风气，英国出现了两位新式教育的思想家：牧师金斯利和托马斯•阿诺德。顾拜旦在第三部分中提到了这两人。查理•金斯利生于1819年，卒于1875年。他的信徒们被人戏称为“基督徒田径运动员”，他们恪守斯多葛主义哲学，笃信“希腊遗风”。他们备受讥讽，但是，他们的精神得到了一些大学生的认同。

托马斯•阿诺德是历史学家和神学家。1828年，他被任命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他的教育方法超前，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了竞技体育的练习。他坚信，通过团队协作，少年们可以使他们的能量得到良性的疏通，获得对他们的人生至关重要的“自律”能力。

拉格比公学的成功例子很快就传遍了所有的公立学校，对英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由于英国有许多殖民地，一时间，在澳大利亚、香港、印度等地，田径运动掀起了“热潮”，在全世界普及。顾拜旦预测说，它将达到庞大的规模。

借此，他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体育模式：“人们能想到战争，很崇高、很壮丽，能思考卫生保健，值得称颂，然而，最完美的人性是努力遵循公平、喜爱艰难事业、勇于挑战困难。”

这是“普通意义上的体育哲学，尤其是我们联盟的哲学。”作为秘书长，他以此来强调法国田径运动联盟的责任。

此时他开始谈到法国。1870年后，各种体操协会在法国得到了迅速发展。顾拜旦向这些协会致意，因为，“激励他们进行训练的那种情感”是好的，同时他也衷心希望学校能成为跃向胜利的“跳板”。接着，他向成立于1874年的登山运动俱乐部和法国的强项击剑运动表示敬意。顾拜旦列举这些运动项目意在说明，法国体育即便落后于英国，但也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

接下来，顾拜旦提到了自己发表在《法国人报》上的一篇针对所谓学生负担过重而反击的文章，该文章涉及到了有关国民教育的辩论。他不无自豪地看到，这篇文章具有前瞻性，因为他首次提出，要成立“体育推广委员会”，进而成立田径运动联盟，在学校与公民之间，搭起桥梁。

在思路到了这里的时候，在手稿中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大转折。本来，作为一个五周年的工作汇报，他的演讲内容无非是回顾过去、分析现状、布置今后工作的“老三篇”。台上激情澎湃，台下难免昏昏欲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那将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讲。可是，通过手稿，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顾拜旦在重读演讲草稿时皱起的眉头，觉得结尾乏力，便用力划去第五部的官话、套话；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顾拜旦对西方列强向国外输送的是军队而不是“划浆、赛跑和击剑选手”而感到愤怒，最终重写了第五部分，添加了七行字，最终向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召唤：“实现一个以现代条件为基础，伟大而有益的事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照达马先生的说法，那七行字，“犹如在十四页的艰难搏斗之后洪亮的锣声”。

就这样，在精辟的分析之后，顾拜旦发出了庄严的宣告。

中国成为手稿走向世界的首选之地

作为发现人，达马侯爵成为该手稿的全球传播权利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认真审视了该手稿之后，欣然与达马侯爵一起，将之命名为《奥林匹克宣言》，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派专家，对手稿内容进行辨认，并提供了相应的英语译文。但是，只是在国际奥组委的小范围内出版。世人一直不知道这一重要文献的存在。

   2008年4月22日，董强教授做客北京大学“相约冠军•名家讲坛”，
发表了题为《古老与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解读》的演讲

几年来，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希望《宣言》能够由他们国家向全球首发，都在用充足的理由游说达马侯爵。法中友协的郭凝女士在得知达马侯爵拥有此文稿件之后，极力要求他让手稿到中国来。由于达马先生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对翻译的要求极高。为了说服达马，证明自己有着坚实的学术与外语力量作为保证，郭凝找到了我。我当时刚刚回北大工作不久，我在巴黎的一些翻译工作给一些朋友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我与这位郭凝女士还有过一次合作。那一次，她组织了一个中法市长论坛。我独自一人全程翻译了两天的论坛与所有的讨论。等代表团踏上了飞机，我就病倒了。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相信我的能力与职业精神，郭凝坚决认为，翻译此手稿的工作，非我莫属。出于工作需要，她建议成立由我、她，以及原北京市长、著名历史学家邓拓之子邓壮三人组成工作小组，由我来负责翻译工作。于是，我向达马写了一封法语长信，表达我们三人的愿望与决心，同时也向他暗示，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完成这一工作。就这样，达马侯爵最终同意了郭凝的提议，同意由我们来翻译。几经周折之后，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法中友协、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北京侨办、中国侨联、北京侨联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他于2007年5月11日授权《文明》杂志，以中、法、英文发表，使封尘百年的奥林匹克思想精髓由中国传向世界。

从2007年起，该手稿的影印件与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藏品一道，在中国巡回展览。2008年1月1日，值顾拜旦145周年诞辰之际，《文明》杂志在北京体育大学举办中、英、法三种语言的盛大发行仪式，中国读者终于得以与奥林匹克之父的思想源头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奥林匹克宣言》一经面世，便成为理解顾拜旦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被视为整个现代奥林匹克机制的基石。一位研究体育文献几十年的专家激动地说，《奥林匹克宣言》的重现人间与出版，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乃至整个体育史上的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样一个宣言的出版，为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为理解当今的体育运动，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与人文工具。在4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称赞残疾运动员金晶捍卫奥运圣火的举动的文章，就非常恰当地引用了《宣言》中一段精辟的文字，从而显得有理有据：“一个民族的精神、志向和习俗，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对体育运动的理解和所采用的组织方式，其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坦诚地说，并不太热衷于体育、又比较喜欢清静的我，主观上感觉奥运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原本打算2008年的署假就到外地去，或者找个地方安静地做点学问。如今，我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北京，时刻关注奥运会。因为，翻译《奥林匹克宣言》，让我与奥运会一下子近了许多，可以说，《奥林匹克宣言》的翻译一下子让我觉得与顾拜旦近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源头近了。从此以后，在我心中，体育运动再也不只是一种竞技与身体的练习，奥运会再也不仅仅是一种世界上的几大赛事之一和令全人类狂热的体育盛事，它具有了全面的人文涵义。

同时，《奥林匹克宣言》可谓世界最重要的几大文明宣言之一，它的发现就像发现甲骨文和敦煌文稿一样，是人类科学文献史上的大事，像我们这样的学者、译者，一辈子也许都碰不上，作为《宣言》的第一译者，我真的感到十分幸运。另外，《宣言》在中国发表，也是我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因为，说到底，世界上每四年都有一个国家在举办奥运会，我们只是坐上了一班可以说晚了点的车。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从奥运会的根源上去理解它，为它带来人文的一面，为对它的解读提供我们独特的文化视野，让全世界人民都对顾拜旦的这一《宣言》有新的认识，为未来奥运会的举办提供新的理论基础，甚至为将来奥运会的神圣仪式提供新的灵感，那么，我们的奥运会就会增添一些新的意义，与往届都有所不同。

 新闻链接：《奥林匹克宣言》中文版首发 北京大学教授董强担任首席翻译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