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他是东西文明对话的身体力行者。在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安乐哲（Roger T. Ames）都是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在北京论坛（2008）即将到来之际，记者专访了这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探寻这位儒者眼中的现代中国和不断成长的北京论坛。

记者：安教授，您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北京论坛，能否谈谈您的参会感受？您是如何理解北京论坛的？

安教授：中国每年都在改变，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我认为，北京论坛是一种“Intellectual Diplomacy”（“知识外交”），它的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意图。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有一项调查显示，50%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经济威胁，51% 的人认为是军事威胁。其实，超级大国的时代已经逝去，美国很快就会成为众多大国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人并不想称霸世界，而是想和谐共存、相互理解。我想，这是举办北京论坛的目的之一。

记者：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您一定参加过很多国际性学术会议。和其他众多的国际学术会议相比，您认为北京论坛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北京论坛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保持持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安教授：说到优势，首先是资金。经济是基础，是前提条件。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使得举办方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邀请到更多优秀的学者，为论坛提供更好的条件。当然，北京论坛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北京论坛的主题过于宽泛、宏大，不够具体。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研究中国哲学，如果让你讨论整个中国哲学的问题，你很可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的话，你就能够具体清晰地阐述观点。北京论坛也是这样。当然，主题范围的广阔，可以吸引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但是难以讨论并解决具体的问题。

其实，目前中国有“国学日”，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院”，这些都有助于了解自身文化。我可以用朱熹在《大学》的话来概况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修身”：2005年，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比如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其中本科生数目增长了一倍，研究生数量增长了两倍；当然，这是为了让更多人得到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就是修养自身的过程。第二个是“齐家”：中央政府尽最大努力保持社会稳定。第三个是“治国”，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一个是“平天下”，这也是中国努力争取的事情，就是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让世界更加和谐。这些，加起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记者：2008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您怎样评价本届奥运会？

安教授：这是最好的一届奥运会——这不是奉承，是实话。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包括人力和物力。这届奥运会有三个成功之处：首先是志愿者精神。我们看到很多怀有共同梦想的年轻人积极支持奥运，主办方鼓励更多人参与奥运，这一点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第二点是“两个奥运，一样精彩”，残奥会和奥运会被置于同等高度。第三点，当然，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金牌总数是第一名。

记者：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您认为奥运会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播中华文化？

安教授：开幕式上的文化展示，只是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但是这并不能让人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它没有完全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要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必须要读书。但是，开幕式让世界人们了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比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等，吸引人们去主动了解更多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

去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先生邀请我为大三的学生讲授一门课，主要讲授我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比如《老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其实，当时我们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如何让中国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经典文献，特别是使用英文？第二，如何让他们学会传播这些经典文化？据我所知，中国三分之一的外交官出自北外。我们知道，了解传统文化是一回事，而恰当地传播文化则是另一回事。当你走入西方时，你必须使用英语，学会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年轻人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比如“孝”的涵义：不仅仅是听从，还要“谏”——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通过合理的方式让父母听从正确的意见，并实现“悦”。这才是“孝”的完整内涵。《孝经》中记录了孔子和曾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曾子：何为“孝”？曾子回答说：服从。孔子说：你根本不懂“孝”。“谏”和“悦”也是“孝”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两个层次。所以，传统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首先要深刻理解，然后才能谈及传播。

记者：您了解三鹿奶粉事件吗？该事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对中国的认可度有何影响？

安教授：这是一场灾难。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了，这些事情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就像几年前的SARS一样，各种问题总会出现。但是，我们必须从沉重的教训中学会高效地解决问题和困难。再比如前几年的中国玩具问题，在美国各大玩具公司大规模召回产品。但是，这其实是中美双方的问题，不是单方的。美方在产品质量方面也负有责任。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必然有不良影响。但是，我相信这种不良影响是短期的。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件事情会过去，中国还会继续向前走。

记者：今年北京论坛的副主题是“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势”，您认为人类文明是否存在普遍价值？其认同度高吗？强势文化，比如美国文化，会影响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吗？

安教授：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拥有“文化”。比如，动物怪叫，而人歌唱、舞蹈、演戏；动物抓挠，而人类拥有文学、历史记录；动物繁殖，而人类拥有家庭、节日、仪式。提到文明的普遍价值，我认为正如全球化一样，全球化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同”，可以说现在全世界都在“麦当劳化”，不同国家使用同样的产品；第二是“和”，在全球化的过程汇总，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和尊重。再举个例子，比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很多国家寻求互相合作，共谋发展。

其实，美国文化的力量，正如英语的力量一样。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英语的发展历程中，起源于由德国入侵者带来的盎格鲁-费里斯方言，然后罗马人入侵，带来拉丁语，随后日耳曼民族入侵，这种语言发展为盎格鲁撒克逊语。后来，英语又收容了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这样，目前英语成为词汇量相当大的语言，因为它吸收了很多其他语言。同样，当我们讨论美国文化的力量时，其核心就是“整合”（integration）。美国文化吸收了其他很多不同的文化，比如我的妻子，她是日裔，她把日本民族的很多文化元素带入了美国。美国文化与其说是“melting pot”，不如说是“salad bowl”，因为它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多样的、有包容性的文化。

不过，美国文化的弱点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在中国申奥成功至举办奥运的七年里，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中国则不断上升。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社会过于个人主义化，“非友即敌”的心态以及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影响美国的发展。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优点，比如我们拥有民主、人权以及较高的透明度。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美国社会立足的精神基础应该是什么。

记者：您多次提到中国古代典籍，而且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儒家文化，您认为儒家文化是否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儒家理念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解决有何影响？比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战争冲突问题。

安教授：其实，儒家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教”。老师要想成为好老师，就必须把学生培养成为好学生；同样，父亲要想成为好父亲，就必须把儿子培养成好儿子：也就是说双方是共同相互依赖的。就当今世界来讲，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只有双方相互信任，相互依赖，才能共赢。

当然，儒家文化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注重“礼”和“家”，如果我们按照对待父母兄弟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可能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也可能导致腐败。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强法制，提高审计透明度，解决腐败问题。而西方文化往往不重视“礼”，偏重“法”。所以，双方可以实现互补。

记者：今年是北京论坛创建5周年，您想对北京论坛说些什么？

安教授：5年来，北京论坛不断成熟，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论坛、每个人都期待参与的论坛。5年，是一个成熟的历程，也是一个成年的过程，它从无人知晓，到无人不晓。未来，论坛必将继续吸引世界的目光，增强实现目标的力量，让世界更加和谐。（文：周燕华）

附：安乐哲教授简介

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国际中国书评》主编。曾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他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 《道德经》、《中庸》等。

编辑：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