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出版学科专业的建设

张久珍

2023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15项促进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措施，旨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地助力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2024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科质量年”，这一战略契机为北京大学出版学科专业建设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进行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版学是一门以出版活动和出版物为研究对象，以出版物、出版人员、出版工作、出版过程和系统为主要研究范畴，关注采、编、印、发等环节中出版活动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信息科技的发展全方位影响了传统出版学体系。例如，数字技术重构了出版流程，将传统的“作品—编辑—出版—印刷—发行—阅读”缩减为“作品—编辑—发布—接受”；从单纯的图文传播转变为文字、图片、音像、视频的立体传播；将过去不属于典型出版范围的其他传媒形式（比如听书、视频等）纳入“出版”的范围；将传播空间延伸到任何能够联网的地方，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将传统的由作者通过出版者流向读者的单向传播变成作者、出版者、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多向交流；将过去分散于各行业的教育培训、游戏以及知识检索、电子资源数据库等统统纳入“出版”的范畴当中，极大地拓展了出版的边界。信息科技正在改变出版学科的内涵，缩短出版行业的产业链条，丰富传播模式，提高传播效率。

出版学科的内涵是对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等四个方面的分类及综合研究。目前的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不仅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并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重新定位，而且还需要充分借鉴传统的出版理论与方法、出版实务、出版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结合新媒体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业态、新逻辑、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重构学科专业相关的框架结构、叙事范式、话语体系和具体内容。与之对应地，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应当以“融合”和“交叉”作为工作重点。出版在编辑、制作、传播方面应充分融合领域特色和数字技术，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数字技术打造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的出版产业，让编辑重视“内容”，让制作体现“创意”，让传播做到“个性化”。出版学科专业应及时吸收新的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出版密切相关的新兴技术，充分发挥新型出版模式和传播载体的独特优势，通过技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跨界联通，形成相互交叉、彼此影响、不可分割的“强强联合”稳定格局。

出版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出版；出版要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具有强烈的跨行业、跨学科的属性。例如，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选择哪些内容、用哪些语言、以何种形式、通过哪些渠道等实际问题是出版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这不只是简单的选材、翻译、编辑和制作的工作，识别文化差异对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编制、结合各语种的特色理解进行更形象的翻译、采用合适的新技术方法嵌入区域特色的传播模式等问题需要出版与多学科研究者群策群力、齐心协力才能解决。全新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出版的意识形态、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属性，也对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出版的文化属性决定着其高质量发展要优化产品结构和单品品质，多生产传播优质产品、精品力作；出版的技术属性决定着其高质量发展需要运用数据思维，借助新兴技术实现技术赋能。提出并推动有高度、有深度、有特色的出版相关科研项目，这是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抓手，也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关键。

在北京大学出版学科专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信息管理系、新闻与传播学院、王选计算机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不同的院系和研究所先后参与到与出版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工作中，并取得了多项成果和进展，部分成果具有一定的交叉性。由于不同学科有其各自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但缺乏稳定、长期的科学合作的机制，因此尚未具体形成规模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出版学科专业发展模式。2022年，在中宣部的指导和教育部的支持下，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北京大学承办的“首届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会”召开。同时，设立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联络处，联络处设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国出版集团共建成立了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以下简称“出版研究院”），并依托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建设。出版研究院正逐步构建以实验室为主体、以交叉为特色、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并持续向社会输出出版高层次人才。目前，出版研究院基于信息管理系展开自主建设，但其建设工作多数仍由信息管理系相关专业和领域的教职工承担和执行，在专业化、实体化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在组建交叉型跨学科师资团队和科研队伍方面仍然十分受限。笔者认为，北京大学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亟需多学科、专业化、创新性、复合型人才队伍的紧密合作，面向北京大学有志于从事出版学科相关研究的师生，引导出版相关研究走向精细化、专业化和系统化，形成相关学科为出版学科赋能、出版为其他学科赋值的新局面。

新时代下，出版是一门将学理逻辑、国家意志、行业需求、传播技术等要素有机融合，贯穿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以及信息科学的交叉性学科。北京大学要在巩固已有学科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整合校内多学科优势与研究力量，以“融合交叉”为特色，加强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探索与突破，为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和建设出版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

以人文为基底的出版学科发展思考

师曾志

随着5G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应积极探索这些技术的变革究竟对出版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并将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出版的内容生产、形式呈现以及多样化传播之中，以推动出版业在新的传播竞争环境中的守正创新与繁荣发展。

“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是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提出的思想，它是一种整体、反思、多维度的社会分析方法，它有助于揭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深层逻辑和内在矛盾，以及这些结构与制度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和再生产，强调研究应从更宏观、更多元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社会现象，努力摆脱局限于表面或部分的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认知习惯，它为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它提醒人们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整体、宏观、系统等战略性的视角审视其对世界图景的作用与影响。

这种视角不仅关注出版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它更关注其在全球文化交流、知识传播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工通用智能（AGI）与生成式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的发展带来传递信息的新手段、新工具，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交流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与思考方式，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更是变革着出版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必然引起出版管理、出版内容与形式乃至出版深层次结构的变化，我们应运用整体性的视角来研究与分析出版在整个传播环境中的地位与作用。

出版活动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出版作为思想启蒙的灯塔、文化传播的桥梁、社会变迁的记录者、教育普及的基石、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技术革新的响应者，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出版学科建设应具有生产与再生产的时空视角。“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涉及到时空生产和实践分析的重要性，时空在历史中，又超越历史，出版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全球的重要纽带。它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舞台，其在传播和塑造世界的不断互动生产中，也在持续地被世界所塑造。出版学科发展应强调人文精神和价值的引领作用，以及人文学科与出版实践的深度融合，这种人文思想要深刻地落实在出版人才的培养中。它不仅关注出版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进步，更重视出版内容的文化深度和思想广度，旨在通过出版活动传承和弘扬人类文明，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

我们需要具备反思性思维，站在出版学科发展的现在与未来的高度，审视和反思现实认识与权力结构，揭示出隐藏在出版表象背后的社会变革力量。“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意味着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个人等多个维度进行思考。社交平台的崛起让我们看到公众舆论成为改变观念、思想乃至政策、法律的重要推动力，信息生产已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重现日常生活的活力，彰显出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真理、真实与权力的源泉活水。正因如此，数智时代新媒介赋权的当下，出版学科要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为指导，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作为社会结构再生产场所的日常生活变化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调整出版业的管理制度与运作机制。在关注技术的同时，注重出版人才在人性、人文、美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从而让出版活动能真正影响到人们的观念、信念与信仰。

综上所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文科建设以及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出版学科体系建构应具有“从高处俯视的目光”的视域，运用多元化交叉融合发展思维，加强出版学科产、学、研、媒等共建工作的推进力度，真正落实出版学科融合发展的组织与制度保障。以人文为基底的出版学科战略发展，不仅要求在学科建设上注重人文思维与价值的融入，还要求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实践应用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人文教育的培养策略，以实现出版学科的长远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切实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赓续出版学科之学脉，构建出版学科新体系

杨虎

北京大学的出版学教育与研究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早在1952年，北京大学就根据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在中文系开设过新闻编辑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编辑专业，1995年该专业转入信息管理系。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学本科专业和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构建起了该学科的本、硕、博三层培养模式。2001年，北京大学恢复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研究也以此为契机，进入转型发展阶段。

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和出版学学科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出版业与出版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2021年，《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2022年国务院、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出版”位列其中，这意味着出版专业由原先可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提升到可同时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出版高层次人才的培养。2023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为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可见，国家迫切需要出版学教育与研究做出新成绩。作为当代出版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联络处责任单位。

笔者就出版学学科建设，谈五点建议：

一是学科定位要“清”。在学科发展定位上，既要强调出版学的主体性、理论性，更要重视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性以及服务出版实践的实用性，探索和落实“出版学+”的融合发展思路。1984年，教育部提出培养编辑人才的两种方式：一是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中文系设本科编辑专业，按培养编辑人才设置课程。二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置本科编辑专业，并从本校文科专业中选拔已修满三年学业，有志从事编辑工作的学生转入编辑专业。自1999年起，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的学生需先在文科实验班学习两年，再转入编辑出版学专业学习。实践证明，只有专业学科背景没有经过出版学系统训练的人，或者只接受过纯粹出版学教育没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无论是开展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践工作，都存在很大的发展创新瓶颈。因此，在人才培养上，应重点培养在本科阶段已有其他专业学科背景的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本科阶段则应主要培养跨学科、双学位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师资建设要“广”。优秀的教师团队、强大的师资力量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学的学科属性与特点，决定了其师资来源的多样性和专业性。办学单位既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优秀师资，又要引进国内外在政、产、学、研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延聘业界名流进课堂、带学生，构建“校内导师+”的“双导师”“多导师”制。肖东发先生倡导“三三三制”的教学模式：三分之一学校老师讲授理论课，三分之一请有实践经验的业界专家讲实践课，三分之一带着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他的努力下，柳斌杰、董秀玉、聂震宁等业内大家成为北京大学课堂上的常客，他们的精彩讲授，与理论课相得益彰。

三是课程教材要“精”。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与完善，是出版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肖东发先生主持的“中国图书出版史”课程，既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必修课，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通选课。肖先生在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的基础上，特别重视教材建设工作，牵头编撰了《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下册）》《中国出版史》《中外出版史》等系列教材。共建单位应根据出版业和出版学的发展实际提出核心课程目录，邀请名师，共建名课。在教材建设方面，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教育部“八五”规划系列教材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有的教材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新领域的教材编撰也迫在眉睫，因此，共建单位应及时修订或编撰出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教材。

四是培养学生要“联”。高校的出版学是否办得好，重点要看培养的学生的政治站位、理论修养、实践能力、创新水平如何。为此，培养单位既要和教学科研单位携手共建，还要开门办学，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各级各类书店，甚至民营公司联合培养。让学生以“边学边干”的方式进行历练，在理论与实践的协调互动中提升培养质量。同时，还要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的路径，与国外高水平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学教育研究机构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五是研究问题要“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出版学界必须研究有价值的真问题。当前，出版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出版战线的宣传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历史与光荣传统、红色经典和主题出版的创新发展、中外出版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出版行业的优质生产力、出版机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数智时代的出版新形态与读者阅读习惯、新业态下的出版经营管理和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都亟待出版学人深入研究，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

（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

人工智能与数字出版

高良才

我国出版的历史源远流长，出版学科也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传统纸质出版逐步向数字出版迈进。从最初提出的出版内容数字化，到内容传播网络化，再到以内容结构化为主的知识服务，到基于读者行为分析的内容推荐，再到当前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数字出版产业已经成为出版业的重要板块和增长点。在学科专业上，数字出版也已发展成为出版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相关院校已经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纵观数字出版的发展历程，毫无疑问，技术是重要的变革因素和驱动力。为此，笔者将从技术驱动的角度，谈谈人工智能对数字出版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以期对出版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从内容生产端来看，出版行业是“内容为王”的行业，数字出版内容的生产从最初纸质内容的扫描数字化到电子出版，到互联网时期的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即专家生成内容和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再到目前的AIGC。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内容生产的辅助工具，而是直接成为内容生产者，甚至可能是主要的内容生产者。在AIGC为主的场景下，对爆炸式增长的内容，如何“三审三校”；AIGC内容真实性、权威性如何保证，其知识产权如何界定等等，都将是数字出版面临的巨大挑战和研究课题。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审时度势，正在重新梳理数字出版的教学与课程体系，提出智能出版方向，积极应对这些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新命题与新挑战。

其次，从内容消费端来看，当前以用户行为分析为代表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个性化推荐与内容精准投送已经变为现实。在AIGC的背景下，内容消费将从个性化推送，转变为量身定制即个性化生产，内容生产端直接面向内容消费端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而且知识服务将逐步演变为全方位的知识顾问或者助手，借助多模态感知、智能体等智能技术，全方位获取用户的知识需求和个人背景；借助多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等自动生成丰富的知识表现形式和场景，给用户提供沉浸式、助理式的知识服务，甚至与其他非知识性消费联动，形成以知识消费为中心或者起点的消费圈或消费链。因此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从交叉学科的视角，看待出版与数字出版学科建设。

最后，从内容审核与监管来看，在传统纸质出版时代，监管机构主要通过内容管理和审核的方式进行，包括要求出版内容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打击盗版等；数字出版时代，监管空间走向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内容生产机器化，智能生产技术与智能审核技术形成矛和盾的关系，迫切需要从管理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此外其中牵涉确权、侵权、维权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平台等协同配合，智能时代的数字出版才能行稳致远。

总之，智能时代的数字出版，机遇与挑战并存。传统的“策采编发”出版流程正在被逐步升级甚至彻底改造；出版学科尤其是数字出版方向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也将迎来巨大的冲击与革新，需要更宽广的视角、更交叉的专业基础、更开放的系统思维来审视与思考。学科建设，育人为本，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作为全国出版专业共建的联络处，已经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配置等方面牵头行动，协调共建单位，推动智能时代的出版及数字出版专业变革，建强出版学科，以出版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为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60—1661期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