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下午，绍兴元培峰会会场四：蔡元培思想分会在绍兴饭店友好会馆菊厅举行。分会分为上下半场，由与会嘉宾进行报告，每个报告后分别有独立的评议人进行评议。

会议现场

上半场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主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授段怀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中心研究馆员邹新明，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娄岙菲，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付八军等嘉宾围绕蔡元培的教育、文学、哲学思想和人生经历进行报告。

陈洪捷指出，蔡校长所处时代虽未有对通识教育的直接讨论，但北大借鉴了美国的必修和选修课制度，显示先生实已接受了通识教育的观念，其倡导的文理不应完全分科、学生应兼顾专精和博通等观念与通识教育理念也是相通的。但蔡元培的通识教育理念更有其特殊之处，先生视大学为“纯粹学问之场所”，与美式通识教育“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基本宗旨不同，而更多受德国古典大学观念影响。回溯西方通识教育思想脉络也可看到，虽同源同根，但各国形成了不同的通识理念和实施方式，如英国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通识教育、德国以培养学者为目标的通识教育和美国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所以，相比于胡适等人所代表的美国式的易引进、可操作的通识教育理念，蔡元培的通识教育理念更为高远，当然也更加理想化和难以实践。

陈洪捷作报告

评议人段怀清认同陈洪捷的视角和思路，指出对蔡先生通识教育观念的分析是对五四思想和知识史的重要检视，也揭示了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名与实”问题，提示我们在见诸文献的思想之外，同样要关注诸如通识教育这样虽未有直接概念创生但却在实践和制度中贯彻体现的思想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观念思想层面的变革与制度层面的建制相比并非同时生发，而往往更为前置。

段怀清以蔡元培文章著述中文学、文章、文艺等概念为线索，分析了其生命后40年文学思想的生发演变。从1898年“康梁变法”前后开始，经过20世纪肇始的“文变”，再到“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荡，又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沉淀直至终寂，大体上形成或融合了“文变”说、“革命”说、“沿革”说、“文艺中兴”说、“替代”说、“真善美”说等。而其中蕴含的蔡元培对于古今中外雅俗文学的态度极富深意，如即便是在主张“进化论”乃至鼓吹“文变”“革命”思想最为积极之际，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与传统伦理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更未摈弃；再如，先生持续借用欧洲文艺复兴话语，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叙述，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但更为超越、丰富和发展，提出“文艺中兴”，乃是基于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深入思索，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连接。其晚年提出的文学作为宗教替代而与科学同行以及真善美之说，更指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中，宗教缺失后留下的巨大空缺，显现了其在科学时代对想象力的坚持和对自由的不断探索。

段怀清作报告

评议人陆胤指出，在文学观念史上以蔡元培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弥足可贵，且段教授以人物为对象切入，避免了近现代文学史中晚清与五四的割裂。蔡先生文学观念追求进化而不否定传统、推崇中兴更期待变革，显现出人物观念真实的复杂性，更揭示了超越单线进化论的复杂历史图景。

蔡元培先生不以系统著述见长，其理念思想多见诸行动，而赫赫声名之下脱离语境的轶事以及先生“完人”之品格更增加了对其进行研究的难度。陆胤的报告“蔡元培的‘哲学兴趣’与近代学科体系”正是聚焦于蔡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这一难度较大的研究主题，通过对先生哲学兴趣的生发演变以及在现代学科体系建构中对哲学的定位规划，来分析他对西学的接受如何超出器物、制度而达至思想的“第三运会”，进而敏感把握时代变革，实现“只在开出一种风气”的影响。在晚清新教育突出的反哲学和实用实利主义色彩下，蔡元培早期读书即知“炼心之要”，其后又受日本学者影响，后在德国留学期间更广读哲学，在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进一步超越功利。之后出任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之时，以美育代宗教，将美育、纯正哲学纳入玄学之中，与自然哲学并列为学科门类，推动了哲学学科的发展。

陆胤

评议人陈洪捷认为陆胤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并以蔡先生留德期间主要修习哲学、历史课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等经历进行补充，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对蔡先生影响巨大，这些学习契合并加强了其哲学兴趣，最终化为自己的思想，贯彻于为人行事治学的方方面面。

邹新明的报告题目是“劝归与坚辞——1926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前后与胡适的书信交流”。邹新明简要梳理了1917到1926年胡适与蔡元培交往的主要线索，指出1926年北大等各方面劝蔡元培返校复职和蔡元培辞职是二人第一交往时期的重要事件。随后，邹新明排比和分析了1926年5月-10月之间胡蔡围绕蔡氏辞职和北大设立大学院的八封往来书信的详细内容。邹新明指出，从八封书信内容看，一方面是胡适颇费心思，入情入理的多次“劝归”，另一方面是蔡元培虽表示理解感激，但仍坚守“不合作主义”，加之时局变化，最终注定未能北上。这八封信对于了解事件背景、当时北大情况、蔡胡二人的交往及各自主张立场，以及他们对于大学发展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邹新明也判断，虽然胡适一直不在蔡元培交往圈最核心的部分，但最初在北大的九年应是他与蔡元培交往最为密切、彼此最为信任的时期。相比之下，胡适1927年开始的三年半上海时期与蔡元培的关系似不如第一阶段亲密融洽。

邹新明作报告

评议人蔡磊砢认为，邹新明把这几封书信置入时代背景之中进行梳理，特别是与同一时间其他人的书信，如周作人写给蔡先生以及北大评议会写给蔡先生的“劝归”信进行比较，由此证明胡蔡二人当时的关系更为明确，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同时，这一研究对于深入了解蔡先生在1926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前后的经历也很有价值。

关于蔡元培校长与北大这一主题，不同于绝大多数聚焦于蔡校长在任特别是领导大学改革期间的研究，娄岙菲的报告关注的是蔡先生辞去校长职务之后，在193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与北大的关系以及对北大的影响。娄岙菲通过对20年代末北大在时局动荡中的几次更名风波，以及在推动举办大学院、筹建大学区制过程中蔡元培与李石曾一派的矛盾斗争的分析，讨论了蔡先生对北大从“想回去”到“回不去”的复杂心态变化。尽管回归北大无法实现，但30年代初，蔡先生依然推动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向陷入财务困难的北大拨付研究特款，并在成立研究院等事项上对北大予以直接支持，其治校理想也通过蒋梦麟、胡适等人得以延续，持续对北大的学术发展产生影响。

娄岙菲作报告

评议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春萍指出，娄岙菲的选题视角独特，把对于蔡元培和北大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任期之外，破除了单线条研究的局限，对于真正理解蔡先生对于北大传统的影响，真正理解何为“永远的校长”和为何“世上已无蔡元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研究对于历史人物心态的研究和分析非常新颖，展现了对于重要思想人物破除神化、以平视而非仰视开展研究的重要价值。

付八军以“蔡元培七辞北大校长的教育立场与当代启示”为题作报告。付八军梳理了蔡先生七辞北大校长的时间点、原因和基本经过，分析了七次请辞背后蔡校长的教育立场。付八军指出，蔡校长七次请辞虽然缘由各不相同，但均直接或交互体现了其所坚持的反对暴政、反对学术干政，坚持教育救国、教育独立、学术自由以及主张大学应坚守纯粹学术的立场，体现了其无私无畏和有胆有识有才的人格魅力，蔡校长对这种立场的坚守对于今日之高校治理及大学发展均有重要启示意义。

付八军作报告

评议人娄岙菲认为，该研究能够做到跳出历史看历史，把历史与现实相连接，并对人物人格特征做出了精准的概括；当然对于史实材料进行精准把握、概括，从琐碎叙事中发现联系、提炼出宏大问题始终都是历史和人物研究者的挑战。

下半场由蔡磊砢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五位同学进行了研究分享。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孙慧报告的题目为“从危机中走向国立：蔡元培与同济大学（1917—1937）”，主要探讨蔡元培与同济大学的关联，这是以往的研究关注相对较少的论题。孙慧指出，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兴国”，是蔡元培毕生的追求。基于对德国教育理念的认同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愿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中德两国合作创办的同济大学处于无人掌校、经费无着、面临改组的危机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直接推动了同济大学的国立。此后，蔡元培利用自身地位与影响力，力助同济大学的发展，使同济大学在中德两国高等教育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得以继续保持。通过对蔡元培力促同济大学国立的原因、经过及后续的历史叙事，可以考察其“学”“术”并进的教育理念，领会其对同济大学之德国特色的重视及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良苦用心，阐明其与同济大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所蕴含的时代意义。

孙慧作报告

复旦大学中文系2021级硕士生张宇婕主要关注蔡元培爱国女校时期的女性教育思想。从浙江各地的新式学堂，到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女性逐渐出现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中。1902年出版的《文变》体现了蔡元培女权思想的两个来源，一是青年时代阅读俞正燮等人的女权文章，二是当时西学东渐带来的女权理论。蔡元培关于自身婚姻的文章也呈现了对于夫妇关系、女性权益的态度。蔡元培的女性教育思想一方面看重教育对女子自身的意义，提出女子宜求学以求自立；一方面强调女子教育对国家的意义，把教育与革命结合在一起，培养出一批有胆识有作为的新女性。

张宇婕作报告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新房的报告主要以蔡元培的《亡友胡钟生传》（1913年）以及《王君季高传》（1917年）两篇传记为讨论起点，具体分析蔡元培与两位传主的关联。胡系蔡元培的知交好友，因被认为是“秋案”的告密者而遭革命者暗杀。王新房通过新发现的《愧庐诗文钞》具体梳理了胡道南与蔡元培的往来，并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展现了胡道南“告密说”的起源、散布及确立。而王金发则多被时人认为是指派或完成暗杀的革命者。蔡元培一方面在《亡友胡钟生传》中为胡道南辩诬，另一方面应王金发的好友谢飞麟之邀完成《王君季高传》。将两篇传记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文本语境中，通过爬梳其写作的来龙去脉，辨析其中牵扯到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蔡元培的情感态度，最终可以明确作为个体的蔡元培所处的独特位置，及其在私谊与公心之间获得平衡的努力。

王新房作报告

来自绍兴文理学院的研究员钱斌多年来一直从事蔡元培研究，对于蔡元培相关史料有全面的掌握。钱斌就王新房报告中涉及到的蔡元培与胡道南之间的往来进行了补充，指出1905年张溇胡氏续修宗谱成，蔡元培曾应胡道南之邀作序。至于胡道南告密一事，论者向来莫衷一是，因此很难下定论。钱斌表示自己因为研究蔡元培与胡道南的后人有往来，如果有必要可以进一步为研究提供资料。

钱斌发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丹的报告主要以蔡元培的民初经学改革为中心，从蔡元培教育改革的理念来源、废除经科的原因、民初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废经科后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蔡元培二十世纪初至民初教育改革前，对西学的积极吸收及赴德学习是他日后借鉴西学调整中国教育制度的前提；他对旧学教育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弊端有清晰认识，认为经科已经到了不可不破除的程度，同时也做出了拟设新教育分科的尝试；任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实施改革提供条件，他在众多复杂讨论中决定废除经科，将原属于经学的内容打散并重新归类进以西方知识分类为依据的现代分科中；中国的传统学术主要被归入文科，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也是从文科入手进行改革，他兴建文科，促进了对固有文明的整理。

王丹作报告

陆胤对王丹的报告进行评议。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挖掘关于晚清这一时间区间内张之洞设立经科的意义，他对民初废除经科的这一做法不是特别认同。具体结合王丹汇报来讲，他认为应特别注意，废经言论并不是从蔡元培民初改革才开始的，从癸卯学制颁布到1911年中央教育大会召开，都涌现了许多关于经科存废的不同声音，蔡元培废经科的具体意义还要分读经诵经还是大学研究两方面来看待。

复旦大学中文系2021级硕士生马诣培分享的主题是“蔡元培与初版《鲁迅全集》”。她以时间为线索，参考了蔡先生的日记和信函，梳理了蔡先生在初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所作的贡献。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的编写与印发成为当务之急，蔡元培为此与政府方面疏通斡旋，与商务印书馆方面订立契约，对于纪念委员会和鲁迅文学奖基金募集亦多有助力。七七事变之后，又在复社印行《鲁迅全集》时抱病作序、再三援助。以《鲁迅全集》的出版作为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蔡元培与左翼文化之间真实且深厚的关系。

马诣培作报告

报告结束后，陈洪捷进行总结。陈洪捷指出，今天的报告涉及到蔡元培研究的不同侧面：有关于蔡元培文学观的研究、蔡元培与高校关系的研究，也有关于蔡元培的哲学兴趣，乃至蔡元培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既有新的研究视角的提出，也有的新的史料的发掘。以往的蔡元培研究更多关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而作为历史人物的蔡元培其实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复杂的关联，这说明蔡元培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陈洪捷勉励在场的青年学生再接再厉，为蔡元培研究作出进一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