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第三本学术著作《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套丛书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持出版的学术系列丛书，旨在集结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成果，逐年推出，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或合集著作。

《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书影

《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的编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庄宇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施越。横亘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以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长期扮演联结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纽带角色。回顾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历史，它如同一个巨大的钟摆，不断在东西方文化间徘徊，每一次看似偶然的选择，却也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及现实支撑。正因如此，俄罗斯的国家建设路径在世界历史和政治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本书收录了十余篇国内外俄罗斯研究专家的文章，从历史、政治、文化等角度抽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展开研究分析，以期深入揭示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公众号发布了庄宇老师撰写的前言部分，以期读者对该书形成全景式了解。

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历史路径与选择

文 | 庄宇

横亘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以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长期扮演联结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纽带角色。俄罗斯内在的东西之争，这一历史命题经19世纪中叶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以激烈论辩的方式提出后，至今尚未有定论。这个话题，几乎在俄罗斯每每经历重大变化后，都会被重新提起，引发“俄罗斯道路”将走向何处的思考。每一次的历史转折，都意味着再次构建国家身份认同，重新塑造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纽带。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俄罗斯在世界近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处于较为特殊的位置。俄罗斯疆域辽阔，横跨欧亚大陆，人口稀少，民族众多。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俄罗斯联邦境内有近200个已被识别的民族及族群。这样一个欧亚大陆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发展滞后，但也经历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着“非典型”的现代国家建构。

一、当代俄罗斯的国家建构观

纵观俄罗斯历史，它兴起于公元9世纪的罗斯，经历封建割据和蒙古入侵，逐渐形成统一的莫斯科公国；到公元17世纪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快速发展，1721年彼得一世签署诏令，宣告建立“俄罗斯帝国”，国家实力在18世纪愈发强大。19世纪，俄罗斯真正成为称霸一方的帝国，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它的迅速崛起不过用时两个世纪。俄罗斯在国家组织和军事能力层面达到了欧洲水平，然而，其社会基石——广大的农民阶层（占总人口四分之三）却一再牺牲自身利益，供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贵族精英。俄罗斯军事实力强大，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原始落后，无法跟西欧国家比拟。不难看出，俄罗斯国家的建构伴随着权力不断集中的历史过程，其国家建构的意识萌发于莫斯科公国时期，最终在彼得一世时期得以成型。事实证明，俄罗斯自18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遵照彼得一世的既定路线进行着——即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对领土边界坚持不懈的探寻（即国土疆域的扩张）以及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毋庸置疑，彼得改革亦成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历史学者争论的焦点，即俄罗斯道路的选择。在谈到俄罗斯历史发展时，斯拉夫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ксаков）提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可分为两种：内在真理和外在真理，所谓的内在真理，即良心、人的道德感，对于斯拉夫民族来说，村社是内在真理的集中体现；外在真理，则指规则、法律规范，国家是外在真理的集中体现，这是典型的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因此，在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斯拉夫派坚持以村社连接广大民众，以宗教思想教育社会达到弱化政治、国家的作用，斯拉夫派并不是反对建立国家，他们认为国家是保障领土的一种表面手段，绝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和推动力。据此，不难发现，斯拉夫派主张 “保持村社和地方自治会议的君主制社会”的俄国社会发展模式，这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且刻意以宗教思想替代国家建构的发展道路。

与之相对的西方派，则主张以“国家”身份融入欧洲现代国家交往。19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俄国史学国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谢尔盖·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 Соловьев），充分肯定了彼得改革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彼得一世西化改革最重要的影响在于重新建立俄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联系，使俄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索洛维约夫认为，所有的历史撰写都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即“自我认知”，找寻国家与民族的来源与成因。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俄罗斯“自我认知”上的觉醒，凭借的多是外力推动，即与外界的交往互动中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亦成为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不可否认，国家学派的主张“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俄罗斯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印证。彼得一世的“国家”构想在历史的发展中得以成为现实。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帝国”之于俄罗斯，其内涵与西欧语境下殖民时期兴起的“帝国”存在较大差别，尽管当代欧美学者仍沿用西方的“帝国范式”进行俄罗斯研究。笔者更倾向于将俄罗斯历史中的“帝国”理解为一个在世界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强国的构想之下，具体是中央集权、开拓边疆、国际地位几个概念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被赋予的新的内容。

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的国家建构模式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鉴于历史叙述中不乏对帝国的认知，俄罗斯本国研究者也会使用“帝国”来表述“强国”的概念。以当代著名政治学者、欧亚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再是帝国的俄罗斯将失去自身的意义……帝国观念之外俄罗斯人将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逐渐像‘民族’一样消失。”为此，杜金提出了建立“欧亚多民族帝国”的观点。尽管当代俄罗斯知识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部分俄罗斯政治学者的研究指出：无论是1917年以前，还是1917年以后至冷战结束，从俄罗斯的政权架构，到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身份认同来讲，都趋近这种所谓“帝国”的建构模式。这场持续的讨论，随着近年来欧美“帝国”研究热度的提升，再次引发俄罗斯国内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政治传统上来讲，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进程催生出一种“帝国”民族心态。那么，俄罗斯政治传统中的“帝国”的概念内涵是什么？当代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俄罗斯政治学协会前主席马林诺娃（О.Ю.Малинова）教授提出，俄罗斯语境下的“帝国”，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国家组成多元化，多民族，存在不同文化地域和政治机体（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рганизм/Political organism）；二、明显的中心与边疆；三、以专制的方式集合领土和社会；四、存在一个全体身份认同的概念，有一个普适性的将人民和国家联结在一起的理念，亦可解释为某种全球计划；五、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力求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但同时让这些国家保留独立性或形式上的独立。”此外，马林诺娃强调，帝国的内涵在俄罗斯内部不同群体中，如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权之中，其解读不尽一致。

学界一般将俄罗斯的帝国传统追溯至彼得一世时期，即1721年彼得一世签署诏令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的建立。近年来，一些俄罗斯当代学者认为，可将俄罗斯的帝国理念发源推至莫斯科公国时期。秉承早期弥赛亚意识，16世纪由修士菲洛费伊（Филофей/Philotheus）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念，这一理论正是基督教末世论的集中体现。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写道：两个罗马倒下了，第三个站起来了，并且将不再有第四个。没人能取代您对基督的忠诚。“第三罗马”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表明历史进程就是世界统治权力的变更——第一罗马因蛮族入侵而灭亡；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因为与天主教的合并而灭亡；而第三罗马，莫斯科，作为基督教的真诚守卫者将永存。”进入彼得一世时期，从贵族着装到海军建设，社会日常生活与政治军事建构经历了全面西化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无限放大了“国家力量”的概念——即强大的国家，伴随世界地位的提升（无疑这里的“世界”还是指欧洲），俄罗斯帝国的建构已初具规模。可以说这样一个帝国理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即1917年俄国革命。像学界熟知的“乌瓦罗夫公式”——专制制度、东正教、人民性，也是在彼得一世“强国”理念之下，面对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的民族意识觉醒及其引发的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面对社会思潮涌动，1833年经由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推动而闻名于世。此时沙皇重申“强国”理念，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弥合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分歧。

1917年革命之后，历史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进入苏联时期。这一时期，“苏联计划”（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ект）逐渐成为国家建构的主要理念。什么是“苏联计划”？或者“苏联计划”也仅仅是苏联时期所有国家建构理想的具体描述之一，它旨在实现并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那个长远计划：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彻底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关系，消灭私有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土地、资源的公有制，实现普遍的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体系等，这些设想构成了“苏联计划”的基石。有学者认为，这一计划试图以高效、创新、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来重建世界，并以此来治愈人类心灵创伤，使社会远离资本主义的弊端。实践中，国家建构的实际情况与“苏联计划”理念产生偏差，最终导致各方面矛盾集中爆发。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至今是否已经出现新的普适联结理念，尚未有定论，但最近俄罗斯总统助理、政治学者苏尔科夫（В.Сурков）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了当代保守主义政治新解读，试图以此凝聚国家和人民，尽管俄罗斯学界对其后续发展持观望态度。综上，通过梳理俄罗斯国家建构理念的演进过程，足见根植于其内部的“帝国意识”。

毋庸置疑，超级大国、强国这样的观念对于俄罗斯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存在极大的吸引力。当代学界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帝国”心态，阻碍了解体后俄罗斯现代国家的建构。或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俄罗斯历史上是否有哪个阶段曾经出现过西方现代国家的某些特征呢？答案是有的，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俄罗斯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渐渐开始。1905—1906年间，《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又称《十月十七日宣言》）、《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相继出台，国家杜马正式建立。俄罗斯的现代国家分权之路，从19世纪初御前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Михаил Сперанский）的分权理念、建立杜马的设想的提出，到20世纪初宪法和立法机构杜马的出现，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然而，随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战争与革命，再次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大革命将国家历史的发展引入全新的轨道。

当代俄罗斯试图通过“公民民族”和“主权民主”来进行现代国家的构建，其过程绝非坦途，因为无论在民众还是掌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之中，其竞争对手“帝国身份认同”依然强大。但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笔者对于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家建构总体上比较乐观，毕竟现代国家的建设不可能完全遵循政治学理论。对于一个地域如此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来讲，其国家建构的道路必将是复合型的。此外，也不必过分强调根植于俄罗斯历史的帝国意识，按照俄罗斯政治学协会前主席马林诺娃教授的观点来说，帝国修辞术更适合进行政治动员，而非解决实际问题——“帝国修辞术出现在俄国政治谱系的各个阶段……在俄罗斯政论界‘帝国’不仅仅充当分析现实问题的范畴，更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框架下，怀有不同目的政治家们在其内涵解释中加入各种内容。因此，这一术语扮演了调动支持率的角色，而非讨论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帝国也好，现代国家也好，说到底是与欧美历史进程相匹配的西方概念。当我们用帝国和现代国家的概念来分析俄罗斯时，很大程度上揭示的是这两个概念的非西方性内涵，体现的是俄罗斯与西方语境的差异性。谈到帝国与俄罗斯，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研究员指出：帝国这个概念，在俄罗斯这里，对内是民族关系和谐以及国家统一，对外是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内外政策统一在这样的概念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罗斯强调主体民族，强调主体民族的强大以及强国意识。俄罗斯强调民族国家，强调公民民族，着眼的是多民族关系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还是现代国家，在俄罗斯这里它们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是包含和交叉的关系。

二、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带着这个问题，2019年9月5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支持举办了主题为“俄罗斯‘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的博雅德信工作坊。十位国内外俄罗斯研究一流专家学者，共聚燕园，从政治、经济、历史角度探讨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现实。这次的讨论内容不仅涉及俄罗斯的历史与当代问题，更难得邀请到两位国际学界中亚问题专家，对目前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做出了极大补充。本次的俄罗斯研究工作坊，无论主题还是会上讨论的内容，对于当代学界都大有裨益。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的提议下，诸君所见这本文集才得以诞生。出版筹备期间，笔者回想整个工作坊的讨论，至今历历在目,获益良多，深受启发。

本书收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俄罗斯问题多年来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以时间、地域为线索，分为两编，分别是历史编和当代编。历史编收录了七篇论文，其中包含三篇帝俄时期中亚历史研究。分别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宇山智彦教授的《个别主义帝国》，牛津大学历史系亚历山大·莫里森副教授的《俄罗斯帝国的母国、殖民地和帝国公民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施越助理教授的《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统治政策初探》。三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托，详细讨论了19世纪下半期沙皇俄国征服中亚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呈现了不同阶段俄罗斯帝国对新征服领土在行政管理、宗教、兵役、文教等领域的差异化统治手段，并由此出发探讨19世纪俄国的“帝国特性”。

宇山智彦教授的《个别主义帝国》一文从沙俄当局在中亚地区的东正教传播和征兵政策切入，以扎实的史料探讨了沙俄在多元族群和宗教领域的国家建构路径。自1830年代谢尔盖·乌瓦罗夫提出“专制制度、东正教、人民性”三原则以来，东正教被视为俄罗斯人集体身份的核心元素之一。以东正教作为纽带整合帝国版图内的多元人群，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国家建设路径。但宇山教授所列举的史料显示，自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初，沙俄的中央政府、边疆官员和东正教会在是否应大规模向草原游牧民传播东正教的问题上反复争论。但除了个别地方总督支持积极传教以外，大多数边疆军政官员均不支持，因传教活动存在引发骚乱的风险。在缺乏当局支持的情况下，至1897年沙俄人口普查时，中亚各省皈依东正教的原住居民仅数百人。哈萨克人中的皈依者多为游牧社会边缘人士。至沙俄末年，东正教在中亚地区原住居民之中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作者对此总结道：“将中亚人同化于俄罗斯帝国当然是官员们的一个理想目标，但它的优先性太低，以至于当这样做的尝试面临困难或危险时，它很容易被放弃。”

与宣教相似，对异质族裔的兵役政策被认为是考察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共同的战争记忆有助于铸就超越语言文化差异的政治共同体。在19世纪中期之前，来自南方的草原游牧民与哥萨克一道，为俄正规军承担多方面的辅助作战任务。沙俄对中亚南部的征服与俄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步，俄军对辅助作战的骑兵需求逐渐降低。因此，如何制定对中亚地区人群的兵役政策成为需要深思熟虑的难题。宇山教授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自1860年代至沙俄末年军政高官内部的一系列争论，充分展现沙俄军政官僚机构内部各系统的立场和考量。组建中亚原住居民骑兵队的提议往往与中亚边疆的大国博弈形势密切相关。其意义在于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驻守的正规军提供边界巡防、战役辅助和地方性知识获取等方面的便利。反对意见往往着眼于建立新军事组织的开支，以及难以证实的原住居民可信度问题。除了组建于1885年的土库曼骑兵团以外，中亚并无其他以原住居民为主单独组建的军事单位。

因此，宇山智彦指出，无论是在宣教还是在征兵政策上，沙俄当局并没有将“俄罗斯化”作为排位靠前的政策目标。维持新征服地区的政治稳定是多数地方军政官员和中央军事部门的主要考量。在上述政策辩论中，“个别主义”是沙俄军政官员和知识精英常用的话语：论辩双方均试图以东方学领域划定的族群为单位，以刻板的族群特性为论据，或支持或否决对方的提议。作者认为，“个别主义部分源于君主专制帝国内在的特征”，即被征服的群体经东方学知识体系塑造，成为分别向君主效忠的臣民群体，并被赋予特殊的权利和义务。久而久之，既有的特殊地位和族群特性的刻板印象成为个别主义政策延续的理由，而且此类话语在帝国末期一度成为原住族群知识精英声索更多权利的凭据。由此，作者称沙俄为“个别主义帝国”。

亚历山大·莫里森教授的《俄罗斯帝国的母国、殖民地和帝国公民性》一文从欧亚学界时常讨论的一种现象切入，即俄罗斯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和亚洲两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而这种由国家地缘形势带来的文化想象为俄罗斯的国家建构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而19世纪中期沙俄在高加索和中亚大举扩张时，欧亚观念以及形形色色的同化论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至今俄罗斯和欧美学界依然有学者以“欧亚特性”作为俄罗斯帝国区别于英法等殖民帝国的特征。此类观点认为，俄罗斯帝国在族裔和宗教信仰方面有着更强的包容性，其内部人群的权力来源于阶层和社会地位而非族群或信仰。莫里森在此文中则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沙俄的主要研究著作为基础证伪上述观点。文章以19世纪中后期沙俄当局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行政管理实践和同时期的文人想象相对照，有力地证明俄罗斯帝国与英法等殖民帝国并无本质差别：它们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区分母国（metropole）和殖民地，且尤其强调维持亚洲殖民地与母国的差异；而在“欧亚特性”基础上对异质人群的同化尽管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政策争论和文件中，但实际影响有限。

与19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俄罗斯帝国的理解一致，莫里森同样从霍布森所谓“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即统治原则差异入手，呈现19世纪中期之后俄罗斯帝国逐渐显现的母国殖民地区分。而其中，围绕公民性展开的一系列政策辩论和实践是揭示上述区隔的核心议题。受到西欧思潮的影响，19世纪的俄国上层同样习惯以“文明使命”或“公民性”作为整合内部异质人群的理想目标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说辞。但在1860年代大改革的一系列措施颁布后，“公民性”所包含的普遍平等公民理想却并未在同时期新并入的亚洲领土上得到落实：地方自治局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地域仅限于俄欧核心省份；中亚大多数省份至俄罗斯帝国解体仍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且行政和司法制度与核心省份大相径庭；中亚的土著民众在法律上被归为“异族”（inorodtsy）阶层，绝大多数豁免于帝国公民理应承担的兵役；即便1905年杜马设立后，其席位和人选也并不考虑中亚地区。最后，20世纪初的移民政策更是残酷地暴露沙俄中央政府无视中亚本地人群利益的事实。

由此，莫里森强调，俄罗斯帝国在行政管理制度、法律身份、经济政策和文化表达等方面与英法等殖民帝国并无本质差别。以“欧亚特性”为核心的修辞在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实践面前苍白无力。区分俄罗斯与英法的主要特征，可能在于俄罗斯帝国陆地领土的连续性：被海洋分隔的欧洲诸帝国合乎人们对“母国殖民地”模式的空间想象，而俄罗斯从中亚到东欧绵延的领土则更容易使后人先入为主地将它理解为民族国家。

施越的《沙俄对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统治政策初探》关注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经略其南部边疆的一系列政策。前人学者对19世纪初至1860年代中亚历史的研究多聚焦于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扩张和对哈萨克、希瓦、布哈拉、浩罕及对清朝的外交互动，而较少关注其军政制度沿革以及在中亚各地的制度建设。因此，本文一方面试图将研究焦点从传统的“武功”转向“文治”，探究俄罗斯帝国军事扩张的制度和政策基础。另一方面，有别于19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俄罗斯帝国的文化史研究路径，此文回归对俄罗斯帝国的军政制度和实践的基础性研究，以自下而上的路径避免宏大叙事带来的细节谬误。

此文研究的1822年《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是俄罗斯帝国在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建章立制的奠基性法律文本。该条例出自19世纪初期沙俄著名改革家斯佩兰斯基之手，旨在根据帝国边疆的新形势调整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的行政体制，强化对本地人群的控制。

该条例首先废除了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的中玉兹汗位，并试图通过吸纳哈萨克部族精英组建基层政府实现垂直管理，使各部族互不统属。这是该地区自蒙古西征时代以降游牧群体首次被外来政权纳入科层管理体制。其次，条例在科层制的基础上划分行政辖区，配合要塞线限制游牧群体活动范围，抑制跨地区游牧政权的出现。再次，条例旨在以土地利用、税收、文教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手段鼓励哈萨克人转入定居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消解游牧生活方式对农耕秩序的潜在冲击力。该条例标志着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由19世纪初期以前的因俗而治转为以建立官僚体系为核心的直接统治。尽管上述政策的落实程度不等，但条文包含的统治原则为此后历次体制改革所沿袭，故堪称中亚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的转折点。

此外，历史编中还包含四篇论述中央政权建构的文章。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安德烈耶夫副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张广翔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爱林教授，三位俄国史研究者不约而同将研究重心聚焦在“大改革”以后的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帝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关系、工商关系、土地关系等核心内容正经历根本性变革。这一时期亦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周国长助理研究员的《国内战争时期南俄“白卫军”的政权建设与管理研究》则对革命期间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加以论述。四位学者从政治、工商业、村社与土地等视角切入，对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国家建设路径作出了多角度的分析。

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安德烈耶夫的《帝国时期的俄国权力史：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基于1970年代以来学界政治史复兴的事实，谈俄国学者如何看待帝国权力的更迭与现代化进程。从年鉴学派学者雅克·勒高夫所提出的“新政治史”理论视角出发，俄国历史学者索洛维约夫提出了“日常政治”的研究视角。索洛维约夫将所谓“日常政治”总结为与规范、普通、惯例、程序、实践，与“灰色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史研究。索洛维约夫认为，不应优先分析与权力有关的具体事件，而应优先分析权力的“结构特征”，即那些定义了“政治的”这个词的特性。根据“日常政治”的研究方法，在长时段内观察俄国权力的历史，则指向专制制度的起源、君主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内容。这种权力的运行模式始自彼得一世时期，确立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终结于1917年俄国大革命。从史学研究的关注度来讲，安德烈耶夫认为，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包括尼古拉二世的宪制改革，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甚至不存在研究的“空白”。但众多研究者似乎对1881—1904年间的权力史给出了过于草率的结论，认定这段时间是“反改革”时期，是专制的顶点。但从“日常政治”史的视角出发，1881—1904年的“过渡时期”恰恰成为了帝国权力崩塌的关键所在——19世纪下半叶，社会公众的作用被高估了。这里所讲的社会公众，特指俄国下层官僚，不同于上层官僚与君主之间既要维护又要对抗的合作关系，下层官僚是天然反对君主的，他们认为不需要承担与君主合作的义务，国家杜马即是他们的大本营。安德烈耶夫副教授将施米特、阿甘本等思想家的政治学理论应用到俄罗斯帝国的权力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进一步拓宽了帝俄政治史的研究视阈，同时，对我们思考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有一定启发。

本文集收录了张广翔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俄国工商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一文着重探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工业化的特殊进程。这一时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失利后，面对西方的孤立政策，以及国家发展内在的严重不平衡，亚历山大二世最终实践了争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解放农奴政策，亦称农奴制度的废除。这一举措为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劳动力供给。作为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带有自身特点，如工商业发展滞后、国内资本积累不足、对外国资本依赖性强，以及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俄国的工业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国家干预成为这一期时工业化的主要推手。张广翔教授对包括保护关税、引进外资、兴修铁路等内容在内的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国家主导政策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论述。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初，俄国工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五，成为继英国、美国、法国及德国之后的工业大国。帝俄工业化的进程，也是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范例模本，也为国家建构带来了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罗爱林教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与俄国村社制度的危机》一文论述了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后，为适应新的发展时期，俄国农村的土地关系与村社制度的相关改革。随着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农村公社受到这种转型的强烈冲击。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更多地体现出矛盾性。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民主化与宗法制、公有制与私有制、集体生活与个性解放，这些矛盾一直缠绕着转型时期的俄国农村公社，并动摇着农村公社制度的根基。土地制度二重性和土地分配职能是农村公社得以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源泉。但在19世纪中叶俄国思想界关于村社问题的论战和沙皇政府内部关于村社命运的讨论之后，村社土地私有制的主张逐渐得到俄国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同，并且成为沙皇政府土地政策的发展方向。随着农奴制度的废除，村社内部土地私有制得到缓慢发展，进而带来村社土地重分减少、土地分配职能弱化，而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村社土地私有化的步伐。村社土地私有化侵蚀着村社制度的肌体，使村社制度面临生存危机，斯托雷平则用政府之手加速了这种进程。研究转型时期俄国农村公社内部土地关系的变革及由此而来的村社制度危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演变、民粹派思想的局限性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周国长助理研究员的《国内战争时期南俄“白卫军”的政权建设与管理研究》一文，通过梳理“白卫军”将领邓尼金在南俄地区组建“特别议会”的过程，及其政权管理体系的确立、运行，揭示了在权力合法性欠缺的条件下，邓尼金以“国家专政”理念建构其权力机制时所产生的内在矛盾。邓尼金意图通过高举“神圣不可分割俄罗斯”的旗帜来吸引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对于民众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则秉持“预先不确立原则”，推给未来的“立宪会议”予以解决，漠视了俄国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求。官僚主义的盛行，军事权力的滥用，政府官僚多为军事将领出身，无法胜任技术官僚的工作，最终导致了整个南俄“白卫军”行政管理机制的运转不畅。邓尼金的“国家专政”本质上是对“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政策的继承，并不能深入民众，特别是无法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其失败难以避免。

当代编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俄罗斯的民族建构与当代政治思想形成过程，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博弈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刘显忠研究员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庞大鹏研究员的《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三篇文章。

张建华教授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博弈与认识》呈现了当代俄罗斯政府、社会与民间各方关于国家认同体系的讨论。在界定了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概念及相互关系之后，作者综述了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两任所长季什科夫和马尔德诺娃的民族理论，强调该机构的研究代表学界主流观点，并对领导人和联邦政府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民族政策领域，俄罗斯联邦当局兼顾立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与推广公民意识、塑造“公民民族”。2000年以来，俄联邦领导人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性。作者认为，对于新时期的俄罗斯联邦而言，如何妥善处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的关系是当务之急。

刘显忠研究员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纵览俄罗斯自沙俄以来三个时期的民族构成状况。作者认为，导致俄罗斯帝国民族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是19世纪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治理的一体化破坏了民族地区传统的治理方式，导致民族矛盾激化。而民族因素成为俄罗斯帝国崩解的因素之一。苏联采取了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的支持，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但该结构形式强化了民族认同而不利于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基础上，当代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的民族联邦制，承认民族多样性，强调文化自治；但同时也淡化民族意识，强调国家认同和一体化。作者认为这符合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要求。

庞大鹏研究员的论文《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思想》紧扣本书的主题“俄罗斯国家建构”。该文具体讨论了当代俄罗斯国家建构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在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是坚持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代表中派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符号。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保守主义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的统称。俄罗斯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思想和“普京主义”均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概念依托。通过梳理保守主义思想背景下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路径，庞大鹏研究员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想法一直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建构中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帝国意识”下俄罗斯民族心态的一种集中表达。

后记

本书自2019年秋开始筹备。编者在发出约稿邀请时，未曾料想到2020年初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我们原本的生活秩序——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开展线上会议和线上教学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此刻，回顾2019年9月举办的“俄罗斯‘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国际研讨会，编者感叹线下会议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时期的奢望。更不曾想到的是，疫情改变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的既有秩序。疫情之下凸显的地缘政治博弈，再次印证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今日书稿付梓。笔者作为本书的编者也是俄罗斯历史研究者，心中的千言万语总结为“感谢”二字。首先，要向本书各章的作者和译者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汇集了目前国内俄罗斯中亚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收录的论文在承袭中国俄罗斯研究传统的同时，也有研究视角和材料上的创新。“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议题。囿于研究资源分布所限，本书作者们抽取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代表性问题，展开研究分析，以图深入揭示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此外，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常务副院长宁琦教授对国内年轻一代俄罗斯中亚问题研究者给予的厚望与支持。最后，再次对书稿筹备工作期间各方的支持与协助致以衷心的谢意！

编者简介：

庄宇，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苏俄文化制度史。

施越，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亚近代史、中亚当代国别和区域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