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燕:“一名北京大学的普通医生”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每个北大人都有一段关于北大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北大故事。北大新闻网特联合医学部党委宣传部、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离退休工作部等开设《70年·我的北大故事》专栏。

专栏通过报道70位普通北大人,分享他们印象深刻的、与北大有关的故事,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北大的精神传统、师长风采、校园文化、精神风貌,和读者一起在尘封的记忆里,感触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北京大学,进而感受时代的变迁。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有数十万师生校友,我们仅从中选取了70人进行采访。由于时间有限、认知有限,在人物选取上难免有一孔之见,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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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卫燕,女,北京大学医学博士,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转化医学分会理事,中国肿瘤心理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院协会医疗管理科学专业委员会常委,《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通讯编委。

清晨的未名湖波光粼粼,她身着旗袍坐在湖边,优美的侧影与湖边的草木和谐交融,眼波流动于湖光塔影之间,虽头上银丝斑驳,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却给她平添一种灵动的气质。

她就是卫燕,北京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在自己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北大人。

卫燕对北大一直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小时候在颐和园边上长大的她一直仰慕着北大,但是后来因为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而北京大学又没有医学专业,所以,北大就成了她心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没想到这个梦后来竟然成真。

2001年的夏天,卫燕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里,领取了北医与北大融合后,北京大学颁发的第一批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位证书。那是她不惑之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没想到在北医读研究生,最终拿到了北大的学位证!”

欣喜、兴奋在脑中回旋、碰撞,激荡出了责任感的火花。“我是一个拿到北大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位证的医生,我觉得我所有的言谈举止不光要符合一个医生的标准,也应该符合一个北大医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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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燕近照

立志以北大医生标准要求自己的卫燕,很快遇到了自己从北大获得学位证书后的第一个大难题,也是她从医多年来印象最深刻、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情。

那是2003年,SARS从广东开始以迅雷之势席卷全国。病毒传染和恐慌情绪像两头怪兽,一点一点地噬咬着每个人的心理防线。

“所有的医院都必须建立SARS病房!”医院在接到上级指示后,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时任院长助理兼综合部分主任的卫燕医生肩上。

虽然当时疾病发展的形势非常严峻,虽然已经有医护人员因感染SARS离世的消息,虽然已经有个别医护人员因无法克服对传染威胁的恐惧而离职的现象,虽然卫燕和她的团队成员都已生疏了传染病的相关知识,但是,从小生长于革命军人家庭她来不及恐惧,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带领团队以最快的速度转换思路,投入改造病房,设计物流线路、人流线路,以及SRAS的诊断、隔离、观察、治疗、转运等等的工作及学习中。

终于,SARS病房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硬件改造、物资准备和人员培训工作。然而,这却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说之前团队成员的紧张和恐慌源于耳闻,那么此后的紧张和恐慌就源于亲历。

肿瘤医院的SARS病房启动不久,病房里的一个护士出现了发热。在SARS期间,发热这两个字是会让任何听到的人脸色瞬间变化的一个词。顿时,不仅她本人紧张万分,大家的心也都揪到了嗓子眼儿。医院领导接到报告后,要求卫燕将这位护士送入隔离区,以保护其他医护人员。此时,卫燕内心非常纠结,一方面她知道必须执行医院的指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一线临床医生,她分析,这名护士有可能不是感染病毒,而是由于近期的劳累焦虑、压力过度等因素造成的。所以,卫燕向医院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位发热的护士应该隔离,但是请求暂时不把这位护士和其他已经确诊是SARS的病人放在一起,而是放在缓冲区进行密切观察。卫燕的建议得到了医院领导的同意。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部常务副主任的柯杨教授得知这个消息后,帮助联系在北大进行了相关的病毒分类检测。后来,这名护士经过战友们的精修呵护和密切监测,得到了充分休息,在监测结果出来的同时体温恢复了正常,排除了SARS,从而避免了误诊误治误伤。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为依托,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以严谨的方式求证自己的判断,这是北大医生应该做到的。

当被问到SARS对自己的影响时,卫燕说,比较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学会了理解别人的不理解并一一包容。最初,医院的规定是他们需要24小时留守在医院,可以在医院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后来随着大家恐惧情绪的加剧等等原因,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了SARS病房区域内,没有了户外活动的机会,在狭小的区域内工作和生活……似乎在其他人眼里,他们也已经被打上了SARS的印记。一方面是来自需要面对的疾病的恐惧,另外一方面又是不被其他科室同事理解的委屈,此时,大家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卫燕在彻夜不眠之后对大家说,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外面,不了解SARS病房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种反应?会!但是,要想让没有进过SARS病房的人和我们换位思考其实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借用一句古语,不与夏虫语冰,或者说民间有一句话,事非经过不知难。不是说别人的想法不可理喻,而是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要求别人理解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其实是强人所难。所以她不仅当时不与人争论这件事,之后也很少主动跟人提起。她觉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神,冷静地包容别人的不理解也是一个北大医生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

SARS过后,卫燕在专注医学专业的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者随笔系列丛书。如今的卫燕遇事更加冷静果断,也更加温和慈爱。卫燕对北大的热爱和对医学的坚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儿。现在,女儿也已经接受完北大医学的培训成为北大医学旗帜下的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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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燕参加文艺演出

“医生应该是,并且仅仅应该是在具有良好医术的同时,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和较强奉献精神的普通人。”卫燕说,只有对医者设置一个客观人道的标准,才有可能让他们和家人过好自己这一生、这一世的凡人生活,也才有可能把发源于医者内心深植的、对生命的热爱的温暖传递给他们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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