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70年，每个北大人都有一段关于北大的记忆，都有自己的北大故事。北大新闻网特联合医学部党委宣传部、深圳研究生院、国际合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离退休工作部等开设《70年·我的北大故事》专栏。

专栏通过报道70位普通北大人，分享他们印象深刻的、与北大有关的故事，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北大的精神传统、师长风采、校园文化、精神风貌，和读者一起在尘封的记忆里，感触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北京大学，进而感受时代的变迁。

需要说明的是，北大有数十万师生校友，我们仅从中选取了70人进行采访。由于时间有限、认知有限，在人物选取上难免有一孔之见，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新闻网正陆续推出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个人简介：曹凤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退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是最早提出在中国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之一。

“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

“完全可以。”

“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1981年7月的烟台芝罘宾馆，同一个房间，厉以宁与曹凤岐产生了这段对话。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里，38年前的这段对话，他们轻描淡写，却改写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股份制研究的理论来源

“其实啊，我后来研究股份制改革不是来源于西方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理论。”曹凤岐1965年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他回想自己的北大记忆，首先提及的是求学岁月里通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资本论》三卷，“不知道你们这个年代的孩子看过《资本论》那个大厚本儿没有？厚度都跟《圣经》差不多”，曹凤岐抬手在桌面比出一个高度，笑着回忆起来。“大家学的都是一卷，一卷是讲资本主义丧钟敲响，讲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呢，很多的精华在《资本论》的二卷和三卷，二卷讲生产过程、资本循环周转；三卷讲金融资本、股份制。”“所以，我后来的股份制研究不是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是来源于马克思理论。”“马克思说，‘假如没有股份制，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条铁路！’”曹凤岐说：“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吃惊，股份制有这么大的威力！”后来，他关于股份制研究等重要的科研方向，都来自马列经典著作。

曹凤岐近照

在北大求学期间，曹凤岐利用空闲时间在图书馆潜心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也正因此，这些马列著作成为了促使他后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的源头活水。

金融研究的历史转折点

1970年，毕业留校之后，曹凤岐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与实际情况非常不一致的问题。“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们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结果被学生提问，“不是说帝国主义不好吗？帝国主义不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挣扎的吗？人家怎么没灭亡啊？人家美国生活怎么这么好啊。”然后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学生都不爱听了，“我们说，我们是潜在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面对现实问题，曹凤岐在课堂上妙趣回应。然而，发现存在问题之后，他不想讲了。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和研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当时的经济系14年没开金融课，当年对金融理论的研究也非常缺乏，于是曹凤岐向当时的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征求意见，陈岱孙表示坚决支持。面对没有基础的问题，也为了能够让曹凤岐系统地学习金融知识，陈岱孙（还有胡代光先生）亲自给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系主任黄达先生打电话，让年轻的教员曹凤岐去那里进修金融课程。1978—1979年，在人民大学进修的两年时间里，虽然面临着中文金融学教材、参考资料很少、居住环境夹杂着筒子楼里锅碗瓢盆和小孩哭闹的困难条件，他利用老四段时间（上午、下午、晚上6点到9点为老三段时间，晚上9点到12点左右为老四段时间）看书学习，甚至用茶缸和烟灰缸自制了一个台灯，经常熬到深夜。曹凤岐的一位中学老师写诗这样评价他，“三更灯火五更鸡，不需扬鞭自奋蹄。”

曹凤岐聆听了黄达、王传伦、周升业、陈共、安体富等金融财政大家的课程，系统学习了《资本主义信用与货币流通》《中国财政与金融》等，学习了财政理论、货币理论、财政金融综合平衡理论，为金融理论的研究和科研奠定了基础。

1979年12月的金融学会，陈岱孙推荐了曹凤岐参加，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银行的作用》，这篇文章使他成为国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

股份制理论研究的争论

股份制是厉以宁最先提出的。1980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国家劳动总局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提出了采取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曹凤岐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者和践行者。

当时面临的历史环境比较复杂，两个争论，是搞企业改革还是搞价格改革？“后来在实践中发现光搞价格改革不行。”“企业改革的话，是改成承包制还是股份制？”“改承包制就是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份制涉及到产权制度的改革，这在当时是个禁区。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是不是要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啊？所以当时争论很大。”当时厉以宁等人提出来，中国企业不能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而要搞股份制。曹凤岐回忆道：“我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呢？那是1981年的夏天，在烟台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以宁住在一个房间……”于是，就有了开篇的那段经典的对话。

曹凤岐继续回忆道：“81年，当时的企业很困难。我是搞金融的，我知道啊。咱们中国没有股票，没有债券，光靠银行。现代企业要靠内部集资，要靠股票嘛。”厉以宁说：“那你来研究股份制”。1982—1983年，他对中国企业进行了考察，也看到了当时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1985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他开始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从此以后，曹凤岐一发不可收拾地对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85—2005年，整整二十年期间，曹凤岐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十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十论股份制”）。

虽然中间也经历过质疑和批判，有过巨大的争论和阻力，甚至因此被取消教授职称评选的资格。曹凤岐在自传中写道：“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啊？！”他笑谈：“我不服气！”

凡改革者都有身先士卒的勇气和不忘初心的坚持。

被压抑和被误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情况出现了转机。曹凤岐得以继续深入研究股份制改革。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真理。

再回首，恍然如梦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距离这段故事已经38年过去了，但曹凤岐对股份制改革的历程记忆犹新。2007年8月2日，曹凤岐应邀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乘车路过芝罘宾馆，当年往事浮上心头，回想起1981年的夏天，与厉以宁一起参加中央银行研讨会，在此地提出了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度，26年风雨过去。回想自己筚路蓝缕的无悔历程，此时此刻，他写了一首《七律·芝罘回眸》：

芝罘宾馆面向东，日出大海一片红。

惊涛拍岸心绪湃，股份融资思潮涌。

企业改革何处去，资本联合必其中。

而今星火燃遍地，回眸当初自为荣。

（部分内容参考《坦荡人生无悔路》曹凤歧著）

“十论股份制”：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度》，1985年第一期；

《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度》，1989年第一期；

《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1993年第三期；

《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与对策——四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1996年第二期；

《改进与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1997年第六期；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并购——六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1999年第一期；

《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七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2000年第四期；

《论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八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2002年第四期。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2004年第三期；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200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