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将于今年召开。值此战略研讨会召开之际，我们将陆续推出“吹响人才集结号——北大洋先生”、“高才博学——优秀外籍博士后”、“与国际接轨、争创一流”等三个系列报道，回顾和总结6年来北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与经验，为北大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献计献策。2006年以来，在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引下，北京大学将引进国际人才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战略部署，聘请世界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他们分布在全校各个院系，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和合作研究，为北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们带领国内学术骨干力量共同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将青春和智慧献给了文明古国追求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为了认真梳理我校自2006年来引智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吹响人才集结号——北大洋先生”系列报道，力求从多个视角审视北大的引智工作，反映外籍教师对北大的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斯科特•奥登斯 （Scot t Otterness，1959—），男 ，美国人 ，现任美国和平促进中心（Cen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Peace，CPOP）首席财务总监，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医学院任教。后于2011年春重返北京大学医学部，努力推动并实现高校心理咨询教育体制的改革。

30年前，中国大地上在刚刚经历了改革开放的觉醒，体制的开放，让更多的中国人获得开放的视角看世界。伴随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政策，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后改称北京医科大学，现在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对教学、科研、医疗、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把北医建设成为一所能够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的多专业、多学科、多层次的国内外一流的综合性医科大学”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提高，学校就必须打破当时封闭办学的旧框框，实行开放，了解世界医学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教育经验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新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也对世界敞开了怀抱，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国际友人有机会来发现中国，走进中国。这些人中，有很多外国友人以开放的姿态来到中国，传播带领中国进入世界的语言，对中国的开放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当时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桥梁。其中，就有斯科特•奥登斯先生。

“我是20岁的后生 ，教着50岁的学生”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医学院里的一位美国客人，正式接受了校方的聘书，成为北京医学院一名正式的英文教师，他就是奥登斯先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北医的威廉班对中国“学生”进行了三年的英语教育。在当时，为了提升北医的学术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医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北医决定尽快融入国际学术交流，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学习现代医学的教育经验。但是，外语是打开这个大门的工具。为此，北医加紧了对学校教师学生的外语教育工作。于是，北医在1980年与美国威廉凯瑞国际大学（William Garey University）开办了威廉班，旨在尽快提高北医师生的外语水平，从而方便他们学习世界的先进经验，提高北医的科研教学水平。奥登斯正是这个时候受聘于威廉凯瑞国际大学，来到北医。

刚来北医的奥登斯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但他在北医教的学生中却不乏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在当时的这些学生中间，大多数都是北医当时十分出色的教师，其中就有原北京医学院即北大医学部的校长田炳德。时隔30年回再次到北医的奥登斯有次开玩笑说，“30年前在北医教课时我是20岁的后生，教着50多岁的学生；现在在北医教课的情况是学生20多，我自己50多”。在当时，这些“学生”们都希望尽快掌握外语工具，到国外学习新的医学经验。后来，这些在威廉班里学习的北医师生大多数都去往了世界各地，把学习到的世界上的先进医学科研技术和教学经验带回了中国。后来有医学界的人士评价， 这一系列果断的行动让中国医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加快了10年。可是，在当时特殊政治气候未尽散去的形势下，还有人专门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这是在把北医卖给美国人。当时能选择在北医工作，奥登斯着实不易。

“我还是想回到北医，30年前我就在这里”

2011年3月，在离开北医将近30年后，奥登斯终于再一次回到了北医。不过这次，他在北医的工作不仅仅是教授外语而已。在此前不久，奥登斯先生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所以这一次他在北医除了进行公共演讲之外，还应邀开设心理学等相关课程。在他的心理学课程上，使用的教材是全英文的，教授方式也采用美国的心理教学模式。据上过他课的同学讲，虽然课业负担较重，但是课程内容非常有趣味性，能打开同学的视野，让他们感到既新鲜又实用。一次课上，有一位同学在回答一个关于紧张心理的问题时显得特别拘谨，于是奥斯登先生用了刚讲不久的一个知识点对此现象进行了心理学分析，立刻让这位同学紧张的情绪得到了放松。在课下，奥斯登先生也很喜欢和中国学生交流，他发现现在北医较之前的进步确实很大， 学生视野也比当年宽广，但是学生刻苦努力的精神却总体上有所下降。他对当年学生的刻苦努力精神印象很深，尤其称赞30年前在英语学习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学生们仍然能够积极地寻找一切可行的资源进行学习。

奥登斯带给北医学生的并不仅仅是英语口语能力和心理学方面知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他和学生们交往的一言一行中让学生们看到了一种对心中理想和信念的执著与追求，一种包容、积极、乐观、严谨的生活态度。用一些上过他课的学生们的话讲：“我们应该永远精炼自己，这是最宝贵的东西。”

北医的学生也给奥登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30年前，还是现在每次回到北医时，他都会找机会和同学们进行交流沟通，还把这些中国学生的故事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女儿们听。在上半年在北医的生活中，奥登斯发现部分学生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他非常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一次从怀柔回城的路上，他发现当地农民在收获杏时只收获杏核，把剩余的杏肉弃之不用。他就想利用这些杏肉做成果酱，加工之后搞义卖活动来帮助一些学生。萌生了这个想法的他马上就带了足够的杏肉回到家里开始制作，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成功地举办了一次义卖活动。之后，他还把剩余的果酱送给很多参与活动的同事，并且带回美国，让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尝尝这种味道。事情虽然不算很大，影响力也不能算广，但这件事却给和他一起工作的老师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奥登斯对北医可谓是充满感情。每次到北京，他都尽量到北医校园走走， 和当年的“学生们”叙叙旧。正如奥登斯对北医的同事所讲：“我想回到北医，30 年前我就在这里。”像北大这样的好大学就应该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应该是开启眼界的地方。30不变的兼容并包的气质和开放发展的可能性，才毅然决然地再次回到北医工作，为北医出力。

“我是带着一个大任务回北医的”

作为一名心理学博士，奥登斯十分关注北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这次回到北医，除了教学任务之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是带着一个大任务回北医的。”这里所说的任务，就是推动北医建立科学的心理健康咨询机制改革，进而在全中国进行推广。在长时间的观察中，他发现现在中国高校的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工作重点大多数是只关注对负面心理倾向的应对方法上，缺少针对积极的心理而进行的教育。这种情况跟世界上先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积极心理学都得到很大的重视，针对学生进行的相关心理健康教育也很多。现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哈佛大学幸福公开课，就是针对人们正面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但是从很多例子中得到的传统经验看出，像现在这样缺少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被大大地低估了。这是现在中国高校中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其次，在现在的高校中，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够重视，大多数高校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健康教师队伍。虽然有些从事针对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老师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但也有大部分是做政教工作或者之前是做政教工作的人员。而在美国，心理咨询是美国学生事务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已经发展成为工作标准化、人员职业化、研究学术化、功能多样化的专业领域，建立了专业化的行业组织，制定了专业标准，形成了专业人员的遴选与培训制度，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对于中国的心理咨询工作很有启示带动作用。有资料显示，国外高校专职心理咨询人员与学生的比例大致为1∶400，而在北京的高校中，这一比例为1∶10000。奥登斯认为，中国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员严重不足，已成为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的一大障碍。他这次来北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帮助中国的高校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增加更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帮助更多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心态，解决更多的心理问题，并把已开设的心理学课程方式进行推广。

在这些工作中，奥登斯也发现很多学生在进行心理健康咨询时会感到很多学生为社会偏见所左右，担心去看心理医生会“丢面子”，或者被认为有精神疾病，这也是高校心理干预所面临的无奈。奥登斯曾提到，在美国，心理健康咨询工作与心理学教育机构是比邻而设的。这样会使学生们对心理咨询的态度逐渐向科学化的角度靠拢。像类似这样的想法，奥登斯还有很多。就在2011年的暑假之前，他还经常和北医的老师们讨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他希望尽快改进现在北医和其他一些高校心理咨询教育机制，真正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健康问题，避免更多的学生因为心理健康问题而苦恼。能有这些切实的想法，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学生着想，帮助解决困扰学生心理健康的大问题，这都与中国给奥登斯留下好印象分不开的。

“中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感觉”

奥登斯在来中国工作的前后30年里，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中国快速的变化和惊人的发展。早在他刚来北京时，农民在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时还需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但仅仅三年之后，农民就获得了出售自己农产品的自由。据他在北医的同事讲，这短短三年时间的变化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不用说在30年里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对他的吸引力了。他还把30年前他在天安门前的照片给以前的在北医的同事看，他讲到：“这可是那时候的标准装束啊。”奥登斯懂一些汉语，在出租汽车上，他非常喜欢和司机聊天。在这种简单的交流中，他发现北京大多数司机无论对个人生活，还是对国家未来都有很高的热情和信心。对他来讲，这种发展和进步会带来一种安全感。他曾说：“北京是一座给人安全感的城市，很少有大城市能像北京一样让人在夜里有足够的安全感。中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坚定了他再次来北医工作的决心。奥登斯很热爱中国的文化，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会说简单的汉语。为了帮助他的大女儿学习汉语，他曾把她带到一个普通的东北农村，和她在那里生活了23天。这23天中，他们独立地和当地农民用汉语进行交流。奥登斯对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奥登斯认为老庄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之境与心理学中的冥想是有很大联系的。所谓冥想，并非是放松这么简单，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点或某一想法之上，让潜在的意识活动更加敏锐和活跃，在长时间的反复练习下使大脑进入更高的意识，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奥登斯一直是一个热衷公益事业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他来北京正是带有认识和帮助中国的想法;在之后的90年代，他又在洛杉矶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在2011年3 月来北医任教之前，奥登斯一直在为他在美国创办的和平促进中心组织奔波操劳。30年后再回北医，奥登斯希望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这个逐步发展的国家，了解这里的学生，切实地帮助这里的学生解决他们遇到的心理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学生一份宝贵的感情。(文/张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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