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变革在很多历史关键时刻都推动着社会转型，各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走上不同的革命、变革道路，研究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方式，对于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思考，以及对历史传统的尊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所有的变革都能推动历史进步？我们又能从有关社会转型方式的反思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2011年11月5日上午，主题为“变与常：关于社会转型方式的历史思考“的“北京论坛”历史分论坛第二场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大贵宾室举行，来自各国的学者们汇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世界历史变革带来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给世界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历史学家也对法国大革命有着研究兴趣。在论坛中，法国大革命成为了诸多学者讨论焦点。德国的Matthias W.Middell教授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世界抗争的开始，其是全球趋势的结果，通过革命，建立了与各国间的联系。同时他认为革命不可能脱离结构性暴力，但是法国大革命成功地避免了极端暴力革命，值得在社会转型方面引起关注。而来自约克大学的Alan Forrest教授从军事角度回顾了法国大革命，在谈到战争不可避免时，他指出其中三点原因，由于担心革命的脆弱性，战争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它可以保护国家和文化边界；他从意识形态必要性上叙述了革命需要利用战争将民主自由思想传播；同时战争能与国家民族利益汇合到一起。

泰戈尔被中国人民所熟知，美国哈佛大学南亚研究项目主任Sugata Bose就以“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亚洲思维”为主题，以泰戈尔研究为切入点，叙述了亚洲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交流。通过海路、陆路互访，很多理念文化在亚洲各国间流动。关注亚洲文化的密切互动，面对文化冲突的危机，他强调文明之间的和谐非常的关键。

澳大利亚的Joseph Camilleri教授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谈论了现代社会转型问题。他提到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进入深度转变时期，但是带来了一系列的现代性缺失，例如帝国限制，主权缺陷，合法性缺陷、思想意识与经济挑战以及科技上的局限性。面对一系列挑战，他认为世界进入大变革时期，各国不能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要从多层次多方面治理，应对挑战。

“现在的很多革命都推翻王权，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但保留了王权？为什么明治维新死亡人数很少？”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作出解释。1877年当时的中央政府颁布命令，在东京成立了新政府，很多武士在思想上接受了这种情况。他们转入一种间接实现目标的方法。由于目标不受欢迎，采取迂回战术，转而实现其他的目标，最后过渡到原本的目标。

来自土耳其科学院的Isenbike Togan认为19世纪的中亚发生的则是一场寂静的革命，“18世纪后半叶，过去的分散人民开始集中，游牧民族发展上升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带来了中央管理国家。”由于认识到传统贸易的重要性，所以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也没有出现大的灾难。她认为是长途贸易而不是征服战争对钦察汗国向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韩国的Chu Chin-Oh教授详细介绍了韩国独立协会的民族主义和与近代国际观。独立协会开始只是进步青年组建的辩论会，推广新思想，后来，随着俄国介入韩国内政，独立协会的政治使命不断加强。“适者生存的原则不应在一个种族或一个国家内部实行，但在国家之间是适应的。”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论述了增强国力的重要性，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推进基本法则，增强自己进行改革。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红生教授则具体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和尼赫鲁主义的比较研究，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他谈到毛泽东和尼赫鲁有很多相似观点，同时具有相异性，“毛泽东思想与尼赫鲁主义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取决于并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印两国相似的历史命运与国情的差异性”王红生教授提到。“民主”与“社会主义”为中印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每当背离“民主”与“社会主义”时，革命与发展便遭受挫折。在中印崛起的21世纪，这一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汲取。他认为传统思维与新的观念的联系是不可切断的，以此回应“变”与“常”的主题。

编辑：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