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围绕“艺术传统与文化创新”为主题展开了第三场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作了以“‘中国之眼’及其它——蒋彝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艺术传统”为主题的报告，以西方社会围绕中国旅英画家蒋彝的水墨画《德温特湖畔之牛》展开的讨论探讨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对话问题。

王一川教授在报告中梳理了西方社会对蒋彝湖区游记的阐释历程，指出重要的不是孰是孰非，而是产生争论的理论范式及社会背景，并从中归结出“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展开跨文化对话根本上是为了多民族间的共存及共善”的结论，同时指出艺术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茶歇期间，记者就报告中生发出的一些问题进一步采访了王一川教授。

记者：您在报告中提到蒋彝的“中国之眼”，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您认为现代的中国画家还会以这样一种“中国之眼”进入西方社会吗？

王一川：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当时很少中国人去（英国），即使去了也没有人碰英国人的“心灵圣地”，因此蒋彝到英国人的“心灵圣地”，到英国人最敏感的地方去，作出了不同的画，才使英国的绘画界大吃一惊。今天中国的绘画、中国的技法到英国去人家已经熟习了，不陌生了，所以今天到西方去应该有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

记者：那我们今天有一种新的“中国之眼”吗？

王一川：应该有吧，但是我们新的“中国之眼”里早已经储存了“世界眼”，储存了西方的眼。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用西方给我们的眼睛来看待现实，看待自我。西方的眼睛与中国眼睛交错在一起，我们已经再也没有“纯粹之眼”了。我们现在的眼睛既不是单纯中国的，也不是单纯西方的，而是混杂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新年，我们既要过西历的元旦，也要过中国传统的春节。中西文化已经交融在我们身上、心上，所以比较复杂。

记者：您提到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共存共善”，共存的概念在今天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共善”大家都不太注意，您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

王一川：你是很敏锐的，看到“共善”。提出的出发点就是不同民族之间有差异也有认同，但是经常会因为一些利益分歧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碰撞，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一个愿景。

记者：您认为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王一川：当然，如果大家都带有这种愿望，事情就好办得多。

记者：那艺术为什么在实现“共善”的过程中如此重要呢？

王一川：因为艺术可以让人在超功利的平台上重新关照自我、关照他人，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所以艺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想象的心理。艺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想象力的表达、想象力的驰骋。它让我们暂时跨越功利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空间中去，这样我们看待自我和他人会有一种新的把握。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诗、文、画都是高雅艺术，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去操作，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您近些年研究的一大领域是大众文化与大众美学，您认为大众文化应该如何参与这场跨文化对话？

王一川：大众文化可以起到先锋的、领头的作用。因为它更popular，更让国外的观众一看就明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必要的，比如中国的美食文化、服装文化、歌舞这些大众文化可以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率先挺进，这是可以的，但最后还是需要跟进一些中国的高雅文化，比如文学，因为语言最靠近人的精神、心灵。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高雅文化也还是需要的。所以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大家携手努力，共同承担中西文化对话的任务。

记者：您觉得中国在这场不可避免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希望获取什么？

王一川：我们要带着对自己生存价值的追问和对自己尊严的维护的考虑去加入跨文化对话中去。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有冲突、有争论，甚至有妥协和让步，但前提是我们要维护我们民族的价值和尊严。所以我提倡“共善”，就是要相互都有利，不单只是对一方有利，对另外一方不利，我们都不愿意这样。不单只是为我们自己，而要“共善”。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任审美文化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影视联盟副主任委员，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分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近年主要研究文艺美学、艺术学、中国文艺现代性问题。

编辑：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