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技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转变，也在不断地超越甚至颠覆着传统价值观念。若要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重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场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时代交锋中，青年处在最前沿的位置：他们拥有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吸收一切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热情；他们敢于以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也敢于以传统的尺度衡量现代；他们最具实践力、最富创新精神，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也能为现代文明带来变革和突破。

2011年11月5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北京论坛（2011）学生分论坛的全体会议，主题为“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青年的责任与行动”。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先生首先致欢迎辞，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辜正坤先生随后做了题为“传统中国价值观：未来世界普世价值（以儒家价值为例）”的主题报告。辜先生认为全球化力求建立的统一经济秩序导致了诸多问题，儒家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治疗方案。儒家是以农业文明为典型的古代中国家族式社会(family-like societies)的必然的、自然的意识形态产物，反家庭的特征如竞争性、好战性一定是自然地被排斥的。中国家庭的契约方式是礼，而西方社会的契约方式是法。对人类来说最理想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式社会结构。因为亲属关系是最亲密的，基于亲情的家庭里存在着最合理、最自然的人类关系。人类最理想的价值系统、最高的追求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所有的社会成员亲如一家。这是人类所能取得的最大程度的正义。存在着两种民族的形式，一种是家-族，一种是国-族。前者是为爱和仁的价值以及为礼所统理，后者为上帝和法律所统理。未来世界文化的最高追求是天下一家，人类应该成为而且实际上本来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

在学生主题演讲环节，五名学生着眼于不同的方面，共同对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以及本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应对给予了关注。

就读牛津大学汉语言学（Chinese study）专业的詹姆士罗宾孙（James Robinson）首先发言，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青年在承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全球化削弱了各国文化内核的凝聚力，现代文化因而愈发与传统背离。面对这一局面，他阐述了借古鉴今和强制性保留部分传统的必要性，但他表示反对过度保护本国文化造成国际交流中的障碍。最后，他呼吁青年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它们向现代的过渡。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博弈的话题，受到了耶鲁大学学生Mikko Salovaara的关注。他以福克纳小说《去吧，摩西》为文本，考察了刚结束内战、正在工业化的美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过分析他指出，这本书揭示了当时部分南部传统由于同奴隶制的密切关联自动被套上罪名，最后不得不被抛弃的现实。Mikko 最后说：“有些传统文化只能抱以怀念，无法付诸现实。”

韩国在实现现代化时曾推行新村运动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来自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Gueyon Kim通过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asures）考察了新村运动的对外输出，意在阐明定性方法的必要性。她指出，对新村运动输出模式的构想需要兼顾国与国间的普遍性与个殊性，考量普遍性意味着探究新村运动能给所有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原因，个殊性则强调是否贴合各国国情。她特别提到：运用定性方法考察各国传统是大有裨益的。

墨尔本大学的Evan Ritli将目光投向国际事务（world affairs）研究中对文化现代化的保守倾向。他选取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作为考察对象，该理论与主张现代化的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itons）相对立。他讲到：“后殖民主义不同于国际关系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允许视角和观点的多元化存在。”这不仅推动了世界边缘地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将全球事务置于整个世界考察，在这一点上受到文化霸权影响的国际关系学是无法做到的。他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建议是：“摒弃现代化理论的先验逻辑，效仿后殖民主义的多元视角。”

北京大学的张月尧同学发表了题为“如何向中国农村地区的青年输入多元文化”的演讲，试图从制度与文化层面提出解决办法。在她看来，周而复始的生活与缺少接触国外文化的途径是农村引入多元文化时的阻碍，但同时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希望。演讲时，她还引入了身边少数亲戚即使物质宽裕仍抵触西方文化的鲜活例子，意在印证光靠技术发展是不可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与多元化的观点。为此，她不仅建议政府保证农村青年获取信息的权利，还寄希望所有人都能“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

编辑：焱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