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祁昊天就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作了题为“科技变迁与全球治理：多元逻辑与范式转变”的发言。

他首先谈到，当下社会科学界在审视和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变革时，同样存在北大信科学院吴玺宏教授所指出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懵圈”状态。“懵圈”，社科学者无法确切体察技术发展状态及其会对我们造成的冲击，特别是存在无根据的夸大倾向，将科技演进假定为线性过程、确定结构。“不满”，当下一些学者在对技术逻辑知之甚少甚至充满谬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不理解甚至不尊重技术逻辑的状态下研究技术影响是不严谨的，考察科技变迁影响的社科学者需要去接触和学习技术发展的逻辑，需要去尝试连接技术逻辑与政治、社会逻辑。

祁昊天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目前仍处在“黑箱”状态，人们无法确切知道它未来的发展前景，社科学界也存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科技变革含义的倾向。但与此同时，目前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都已非常真切地体现在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层面，全球公域原有各方面的议题、机制、政策过程都面临着具有同质性的冲击。

对于科技变迁与全球治理，祁昊天认为学者需要转变原有的研究范式，应对技术革新已在全球治理领域带来范式转变。过去的全球治理研究是以行为体和议题领域分别展开的条块化甚至碎片化研究，而技术变迁使得不同领域与行为体之间的交缠机制更加复杂，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区域化、议题局域化、领域分层化。很多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机械联系与组合来理解。因此他强调一种新的关于全球治理的有机的范式，更注重政策过程的涌现特点、非线性与非确定性。

祁昊天进一步解释说，科技变迁使得传统全球治理认知体系下越来越多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链式结构，而在向多中心、去重心的复杂网络演进。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体系具有相对明确的节点与中心，这种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随着多元行为体的崛起与互动加深而发生着改变。当前科技变迁的通用与使能性将进一步推动这一演进，虽然演进路径是非线性，结果是不确定的。科技变迁打通了不同国际治理领域的界限，多中心的网络结构可能会重新定义国际交往的利益诉求、意识形态或文化取向。未来的国际治理复杂网络也许会进化到某种复杂网路+，各类行为体在不同场景的互动中并不一定具有提前给定且稳定的身份、利益和认知，而是如量子论一些诠释所描述的那样在互动（即“观测”）发生之后才出现稳定状态。这种“量子治理”范式也许能够更好地解释我们在多中心、弱重心网络中具有高不确定性的治理过程。

那么技术会不会成为不同层面国际冲突的推动因素？祁昊天认为技术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国际治理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和具有争议的包括隐私问题、问责问题、安全问题、透明问题、人在回路的主导权问题。此外，技术研发过程中还可能存在歧视问题。目前来看，技术已经从传统意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赋能器，成为独立的竞争领域和维度。一些重要的新科技发展领域具有天然垄断性，如何避免或管理非零和博弈是重要挑战。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祁昊天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被广泛运用，但战争迷雾无法完全消除，人工智能依然面临着可靠性、可解释性和适应性的问题。如何理解和管理新技术在工具层面的军事效能使能作用、其所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和实践新的范式。

祁昊天表示，在当下国际环境下，即便科技成为竞争领域并可能影响双边、多边关系，但是该做的事情必须做。有些意见认为全面自主创新的追求没有必要，但所有重大项目和突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若干可见的平台与成果，而是背后拉动的庞大科技发展链条、网络以及和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成长了，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了。某种程度上“野蛮生长”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治理、国际冲突管控，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塑造科技变迁时代所需的更为有机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也是我们在谱写新时代民族复兴大业的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成熟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