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精神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而不是古代中国？科学是自由的还是功利的？ 5月15日晚，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在才斋讲堂第八十讲中以“自由的科学与求力的科学”为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寻根溯源式的探讨，揭示出当前自由的科学与求力的科学之间的深刻矛盾。

吴国盛首先简要分析了西方“科学”一词的来历，他认为科学源于自由的人性理想。中国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持有简单的工具主义的看法，但是实际上作为西方科学源头的希腊科学表现为“不计功利，但求真理”的自由的科学。西方文化中人性的核心是自由，科学是达成自由的人性理想的基本形式，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仁”为人性的核心，进而沿着“礼”的路数发展，中西方文化对于人性的基本认知决定了科学只能起源于希腊。

在对西方历史的脉络做了一个简要的勾勒之后，吴国盛又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发源于崇尚自由的希腊，但在欧洲诞生的近代科学却表现为一种服从于“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求力科学。他认为，科学由自由到求力的转变是以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苏醒作为中介，而欧洲的苏醒有诸多标志，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学术复兴”——基督教在中世纪重新发现希腊，并整合了希腊的演绎精神，产生了以逻辑论证方式为神学教义进行辩护的经院哲学。此外经院哲学之后，大学的产生、技术革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等诸多因素也非常重要。

但是吴国盛强调，相对于外部脉络，基督化后的西方世界在科学内部发生的转变尤其值得重视。近代科学虽然发端于自由科学，但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后在诸多方面都与希腊传统产生了偏离——自由的含义被重新阐释为基于个人意志的选择，人的地位被提升为上帝的代理，崭新的创世概念开启了机械自然观的逻辑。而偏离的结果就是隐约地诞生了一种求力的科学，即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研究科学就是表达我们的意志和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为扩张型的的近代科学打下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础，使希腊的科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吴教授以近代科学始祖笛卡尔和培根为代表，分析了这一新形态的具体表现。他认为，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一方面强调人类是理解事物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继承希腊传统，认为科学的确定性是思的本质，他对数学的重视成为近代唯理论以及均质化的源头。而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认为真正的科学应该转化成一种力量，人类应当拷问自然以使其吐露秘密，在这一动机之下，近代实验科学洗脱了炼金术带来的污名，逐渐获得了合法性。

但吴国盛认为唯理论传统和实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只是表面的，这二者在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创始人处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他们作为现代性的标杆，深刻认识到实验和数学共同表达了全人类的权力意志——即人类要发挥主体性，为世界编织一个无缝之网。这个无缝之网以实验开路，最后通过数学化实现。

他总结道，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路数决定了求力的必然性，求力意志的科学把对自然界的控制作为目标，把普遍化的数学作为基本的工具，以人对自然的具体的干预作为手段，形成了数理和实验这种人性的科学。在求力逻辑的作用下，尽管科学家坚信自己继承了自由的意愿，在追求着真理，但早已不是象牙塔中单纯的沉思者，也不是单纯的仰望星空者，两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的参与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自由的科学和求力的科学之间的内在冲突很难化解，它表达了现代科学所面临的一种根植于现代性的极为隐蔽和尖锐的动机。这个冲突不仅影响了具体的科学工作，也影响了科学家的社会公众形象，影响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作为对现实权力的参与者，今天的科学家应当已经充分认识自由和求力的科学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求力的科学如何与社会公众对话，如何重新阐释自己的形象，是摆在科学家面前最艰难的一个问题。

吴国盛表示，自由的科学和求力的科学的冲突一方面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反省，另一方面也解释了科学家目前的处境，这个讲座不仅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历史的谈资，也是想让大家直面现实的难题。

最后，吴国盛对同学们提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编辑：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