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和通常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将比较只是作为一种常识，于是“人人都在做比较，每个学科几乎都有比较的分支”，但实际上，真的人人都是无师自通的比较学家吗？3月3日晚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人文特聘教授、比较诗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系主任陈跃红教授做客才斋讲堂，从比较的价值支撑和逻辑结构入手，详细探讨了跨文化比较方法论的历史和空间建构。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龚旗煌主持并全程参加讲座。

首先，陈跃红区分了“方法”和“方法论”的不同。他认为：“方法和方法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方法的英文单词是method，指的是做某一具体研究时所用的一系列手段之一，而方法论则是methodology，是既具有时间向度，又具有空间向度，同时也是两者深度结合的认知结构。如果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那么方法论就是通向灵魂的路径。”于是，陈跃红将跨文化比较上升到一种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和认识，认为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困难”的学术路径。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比较显然是逃不掉的宿命。”陈跃红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使得中国人在做研究的时候，总逃不掉如何回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总是要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物来进行研究，因此，“比较成了我们的话语习惯”。但并不是人人都懂得比较，“跨文化比较不是无师自通的学科工具，而是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体制，拥有其自身价值支撑与逻辑结构的学术探讨范式。”至于现实生活中“人人都会比较”的现象，不过是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对比较的简单化、甚至是庸俗化理解”，是“为了比较而比较”。陈跃红将这种比较称为典型的“1加1等于2”的比较模式。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比较呢？陈跃红强调：“真正的比较应该能够做到1加1大于2,或者说1加1大于3，甚至更多。”他以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所谓悲剧比较为例，解释道：“发现相同和相异之处，比较实际上还未真正开始。而发现相同和相异背后的某些文化动因，多数也都是些不比较也会知道的常识，所以这样的比较就是1加1等于2。但是，当我们超脱西方的所谓悲剧理论标准，把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放在世界性戏剧创造的不同范型来讨论，通过比较研究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戏曲是世界性多元戏剧结构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一部分，而不需要用西式悲剧范式衡量时，1加1大于2的感觉就出现了。”所以，真正的比较应该是首先判断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不比较？比较会带来哪些不同的发明？一旦开始比较，必定应该“以同异现象和文化成因作为起点，去挖掘人类文化创造历史中的许多共创关系以及各自奉献于人类的价值”。而在当下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陈跃红反复了强调拆解“文化中心论”和肯定“多元文化论”对比较的重要意义，认为“没有自觉意识到文化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平等、互补、共生与共创关系，那么你的任何比较都很难会有期待的结果”。

由于一般比较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在剖析和定义了“真正的比较”基础上，陈跃红回归历史，概述了比较方法的深层次结构发展过程。

早期的比较，即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只是以自己和人类的经验为参照物来进行，主要解决“类”的差异和“一般性质”的诉求，区分的是诸如大小、多少、长短、高低、男女等一般性特征。但当考虑到种族、语言、传统、信仰与核心价值等内容时，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就没法继续深入，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而到了所谓轴心文化时代，中国、希腊、埃及、印度等单一文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核心体制，形成了各自关于人、世界、宇宙的价值体系，比较意识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轴心文化时代的比较，“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和真理的代表”，这种自我神圣化和真理化的“一元论”使比较变得不平等，最终只会面临两种结果：自说自话或京剧“三岔口”式的对话（各说各的，互不认同）。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也情不自禁地进入一种文化扩张时代。资本扩张的需求使得西方需要了解世界，于是就有大量的比较学科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比较方法，却还是带有浓重的殖民主义和中心主义色彩，殖民主义文化居高临下的鄙视和忽略被殖民的文化，而中心主义更强调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他者的落后性，处处想启蒙被视为蒙昧的他者。即使是他们主观未必这样思考，但是资本的胜利使得他们情不自禁，顺理成章地认为文化也无疑可以全面覆盖被启蒙者，于是“文化的中心主义就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学理问题”。

走到当下的多元化时代，经济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博弈使得西方的价值理念很难承担得起真正比较学科的现实使命，因此，比较学科注定要走出西方，走向世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学科就面临“如何把比较方法论的建构和研究重心从欧美扩展到世界”的问题，这也为中国、印度等古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种参与重构比较学科及其方法论的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跃红认为，理想的比较学科和方法论需要坚持做到四点：第一，坚定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世界文化集合共生共创的平等方法论立场，要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论”，强调文化价值和发展担当的相对价值；第二，克服学科观念的僵化认知，比较必须要建立和依赖广泛多元的外来文化参照系，“参照系好比一只电筒，用来照亮主体的一部分性质”，但是一只电筒显然是不够的，欧、美、日、印、阿等种种文明都是参照系，“参照无限，性质就无限”，比较就是在多元参照中逐渐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第三，克服旧有的天下观，建立世界性的天下观，学会到立交桥上去看世界，“以我为主体，站到当中去，迎接八面来风，每一个方向都给我以启发和想象”；第四，尤其要清醒地意识到比较方法论是一种具有历史和文化空间的深度结构，所谓比较的过程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他至少包括“互看、对话、协商、各自表述、辩证转化、寻求新共识”等不断深化的追问层次。

最后，陈跃红认为，遵循以上符合学理的科学比较，最终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都是一种不断参与共创的结果”，因此，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同，也没有绝对的异。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同与异的对立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关系，发现同异关系更不是学术的新大陆，甚至论证背后的文化关系也还不是重要的发明，真正最重要的更可能是去清理出同异之间的历史转化和共生状态。在这一意义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学科的内在都应该是相通的，而在未来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论展开研究，从根本上讲，“从比较开始的努力，最终却是为了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什么比较”。

整场讲座，陈跃红引用大量文化和文学比较的例子，深入浅出地建构起关于比较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引发同学们深思。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围绕比较方法论的核心观点与陈跃红展开交流和讨论。

摄影：新闻网学生记者 刘之湄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