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6日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教授做客“才斋讲堂”，以“气韵与节奏：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方理论交互影响的一个案例”为题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气韵”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期引起中外学者广泛讨论的原因、中西方学者对于气韵与节奏的理解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等。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明利主持并全程参加了讲座。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美学中“气韵”的概念被中外学者反复讨论，其原因何在？彭锋教授认为，首先是由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者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传播，其次是中西方文化思想交互影响的结果。接着，他以现代性的特征和分期为切入点，向同学们介绍了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性原发于欧洲，并且审美现代性是由欧洲国家向非欧洲国家传播的观点。但是彭锋教授不认为现代性是欧洲原发的现象，他更赞同包华石的观点，认为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是伴随着民族主义而发展的，并且从头到尾是跨文化的历史过程，例如唐宋理论家的“形似与写意”的对比就是通过宾庸和弗莱直接影响到欧洲现代主义理论，而在形式主义理论中占有关键的地位。

接着，彭锋教授讲道，在18世纪，英国人受《中国风》一书的影响开始讨论美学，并且随着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绘画价值的发现，西方学者翟理斯第一次对我国谢赫的“六法”进行了完整的翻译，将“气韵生动”译为“rhythmic vitality”，而夏德将“气韵生动”译为“Spiritual element，life’s motion”。但是威利明确反对用“rhythm”来翻译“气韵”，他将“气韵生动”译为“Spirit-harmony-life’s motion”。福开森综合威利和翟理斯将“气韵生动”译为“harmony and vitality”。喜龙仁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一书中，将“气韵生动”译为“Resonance of the Spirit；Movement of Life”。但是随着中国的滕固对翟理斯关于“气韵生动”的翻译的肯定，西方学者关于“气韵生动”的译法又回到了翟理斯的译法，那么滕固为何要误译“气韵”呢？彭锋教授认为其目的在于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中国艺术是先进的。同时，欧洲现代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因为照相术的发明，西方再现的写实主义绘画已被摄影技术部分取代，而经过古德曼等人提倡美学家应该重视关于艺术作品与真实事物在本体论上的区别后，西方绘画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开始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接着，Roger Fry建构了现代艺术理论，认为艺术中首要且最重要的表现元素是描绘形式的线条“气韵”(rhythm)，画家所绘的线条是笔势（gesture）的记录，随着画家的情感变化而变化，并直接地传达给观者。

随着分析的深入，彭锋教授总结出了关于气韵与节奏的关系的三种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以滕固为代表，将气韵等同于节奏；第二个观点是以邓以蛰为代表，根据中国画的体、形、意、理的发展规律，认为气韵即理，体现的是宇宙背后的道理，而西洋绘画中没有气韵；第三个观点是以宗白华为代表，认为气韵生动是幽淡的、微妙的、静寂的、洒落的，没有色彩的喧哗炫耀，而富于心灵的幽深淡远，中国画是以数层的明暗虚实构成全幅的气韵与节奏，而西洋画是光与阴影的互映构成全幅的气韵生动。

最后，彭锋教授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首先，现代性是跨文化交往的结果，越有包容性的文化越有现代性；其次，欧洲的现代艺术有一个潜在的中国起源，但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个起源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了；其三，气韵在西方美学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节奏不是气韵，光影或气氛也不能完全传达气韵的含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气韵是不可译的；最后，由此可见，中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既非相似也非相异，而是相间，借用朱利安的术语来说，是有“间距”，正因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间距”与“之间”，世界文化才体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讲座结束后，彭锋教授与现场的同学们就如何欣赏一幅现代画作的美、艺术是否越民族就越古典以及西方人对于中国绘画艺术中“气韵”一词的翻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并带领同学们对多幅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赏析。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主讲人简介：

彭锋，哲学博士，艺术学院教授，兼任国际美学协会执行委员，从事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兼事艺术批评和剧本创作实践，出版专著《艺术学通论》等14部，译著《艺术的语言》等6部，目前从事20世纪中国美学、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艺术批评理论等课题研究。

专题链接：才斋讲堂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