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一位湖北省物理高考状元走进了北京大学，他就是陈和生。时光荏苒，他的故事一直在继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我国第一位博士后……是怎样的经历，让他书写了如此灿烂的传奇？怀着好奇，我们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陈和生校友。

忆燕园：峥嵘岁月稠

1964年的高考中，陈和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北大只有18个系，而在湖北省刚好也是只招18个学生，“我当时是以湖北省物理高考的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的，心情当然很激动”，高考已经过去多年，回忆起那段单纯而充足的时光，陈和生似乎依然保持着成为高考状元的兴奋。

陈和生最初选择的是技术物理专业，是班主任的劝说让他改变了主意：“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更是国家的需求，你把它放在第一志愿吧”。1964年也是中国核物理快速发展，酝酿着一声惊天巨响的时期。陈和生虽然年少，却也知晓班主任的劝说与期待。于是，他郑重地将北京大学的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作为自己的选择。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和生的专业选择，与共和国的发展脉搏同步，亦成为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意气风发的少年们以此开着玩笑：“你将来要是有什么原子弹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哦”。带着海阔天空凭鱼跃的状态，陈和生开始了北上求学之路。但是，入学的时候也经历了一点小挫折，“那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太好，行装、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最后是经过筹集，从家里到北京来的火车要坐慢车，很不容易”。

燕园给陈和生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切。火车缓缓地驶进北京南站，刚下火车陈和生便看到了高举着“北京大学”的牌子接站的同学——为了迎接这些燕园的新主人，学校早就派人到北京的各大火车站接站。“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还附着一封北大学生会给我们的‘欢迎新同学’的信，信中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这秋风送爽的黄金季节，我们就要在美丽的燕园里相会了”。这次相会，恰恰是传奇的开始，陈和生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基础，为他从事更高深的物理研究埋藏了丰富的知识储备。

对陈和生而言，大学生活的主旋律是学习。陈和生回忆到，“高中的学习不同于大学的学习，因为在大学里自己学习的独立性很强，我就是上课之前都要预习，并结合教材和老师给的参考资料进行自主的学习，上课认真听课，下课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复习和完成作业”。物理系的课程负担较大，“在低年级的时候都是必修课，大家都一样。到了高年级才有一些选修课”。物理系的老师学术要求较高，“那时候老师的评分标准就是成绩。我们的成绩从百分制改成了五分制，因为不同的人适应程度不同，总是有少数同学不及格”。顶着“物理高考状元”的光环，在物理系学业的压力下，陈和生唯有埋头学习，“几乎没有时间出去玩，就连离北大那么近的颐和园，也没去过几次”。

回忆起在北大学习这段艰辛又踏实的时光，陈和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大环境和当下不同，能获得高等教育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得到在北大学习的机会，必然好好珍惜。那个时候，埋头苦读的时光是纯白又真实的。

在单调的学习主旋律下，时常也有出彩的点缀。“当时我们几乎是一个星期都是在上课、学习，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玩，但是学校有时候会在学一食堂（现在的百年纪念讲堂）放一些电影，电影的主题也当然是当时的政治的主旋律”。但是这种和同学们一起在漆黑却又熟悉的地方看着这些振奋人心的电影的经历，确实也不失为一种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回忆起学习之外的时光，陈和生说，那时候也没有现在北大的那么多社团活动。“我们那时候有部分同学会参加学校的武术队啊、篮球队啊等体育类的活动，我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每天到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都会去操场锻炼，那时候我们的口号是——每天多锻炼十分钟，将来为国家多工作十年，大家的精神状态也是很奋发向上的……当时学校也不会有强制性的措施，只是后来，才开始有了出早操的要求”。

虽然已经离开燕园几十年了，但是陈和生关于燕园的记忆还是那么鲜活。燕园的轮廓，依然存留在陈和生记忆的深处。“我当时住的是41斋，41斋在北大的西南角。”“现在那里还是宿舍楼吧？”陈和生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记者问道。陈和生记忆中那栋没有阳台，略显老旧的宿舍楼，如今已经被六层高的新宿舍楼代替。楼里的学生们，临着畅春园食街的辉煌灯火，晚上，他们也三五成群的出去吃夜宵。而在陈和生的燕园生活里，没有西门鸡翅，没有刷夜，“晚上基本上都是9点钟就得睡觉了，因为学校9点钟就熄灯了，第二天6点钟就起来。”

对于北大学子们很熟悉的“三角地”，陈和生也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有耳闻，“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三角地’，那里只是一片小树林，但是文化革命开始之后，那里成了贴大字报的地方”。倒是“三角地”旁边的百年纪念讲堂原址是深深烙印在陈和生心里的一处景象，“现在的北大相比于过去的北大，变化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的百年纪念讲堂，当时是我们的学一食堂”，陈和生笑着说道。同时，陈和生也透漏了自己对燕园的留恋，在参加工作之后，他就很少回到燕园，只是有时候去回去参加一些会议，虽然“我们研究所和北大的重离子研究所还有物理系的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交流来往”，然而“每次去都匆匆忙忙的”，“有时间的话我当然希望回去走走看看”。

燕园外：又是另一片蓝天

陈和生毕业后最好的年华，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占据了，考研、出国、工作的纠结，“对于我而言，因为文化大革命，都不存在了”。1970年，陈和生完成了六年制的核物理专业学习，他被分配到河南信阳的解放军农场劳动，两年后再分配到湖北的沙市三中教学。劳动和教学这段“扎根基层”的经历，亦是陈和生一生传奇中的新篇章。“在农场的时候每天都要干农活，我们当时在种水稻”，虽然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做跟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农活，但是因为同被分配到部队农场的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大家相处也很融洽，“所以相对来说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在体力劳动的环境里，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轻松，陈和生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依旧坚持自学。“我一直都在坚持学习，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还是在农场劳动过程中”，陈和生回忆当时学习的情景，“一般我是在劳动完了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陈和生还说起了自己的“小聪明”：“在去农场劳动之初我就从北大带了很多教材去，学习一些我本来就应该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说到这里，陈和生得意地笑了。

当然，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也带到了陈和生的工作当中，后来分配到武汉工作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不断的学习。有了扎实的基础，使得陈和生在恢复高考后顺利的考上了丁肇中教授在中国的研究生，并到德国汉堡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接着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博士后学位。

对于这段出国经历，陈和生风趣地说，“不是我们自己选择出国留学，而是国家选择的我们出国的”。“1978年我考研究生考到高能所之前，丁肇中先生就已经跟邓小平同志商量了要培养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人才，我们是第二批到丁肇中的研究所的，也是第二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的人主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人，当时国家认为第二批应该挑选一些年轻的研究人才到国外深造，于是陈和生就被选中了。

“我在国外学习的是粒子物理，在国外有着一种全新的感受”。陈和生说道，虽然自己第一次到国外深造，但是由于前面已经有一批“老人”，并且由于丁肇中先生的关系，他们到达德国之后，无论是研究院还是大使馆，“对我们都是很关照的”，因而，陈和生也“比较快地适应到这种转变中来”。但是，让陈和生有所感触的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出国“最大特点是直接参与研究工作，这样的话应该说是研究的力度最大化，就是在国际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参与一系列的国际研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学校并不强制要求你必须上什么课，他只要求你上两门与你的专业无关的课程。比如说我是粒子物理的，那么我就选一个天体物理和一个量子物理，这两门课程要求你通过，然后你通过资格考试就可以了。其它的只要就是要做研究，通过研究工作来培养能力”。这与在北大学习基础知识是很不一样的。

谈归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

1984年，陈和生开始面临着回国与不回国抉择。当时面临很多留在国外的机会，但是他觉得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创造，留在国外并不能够真正地为中国的发展做直接的贡献。同时他还“自己感觉文化革命耽误了很多时间，我拿到学位的时候已经38岁了，而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尽快地为自己的国家多做贡献”。加上丁肇中教授在84年的9月在北戴河见到邓小平，推荐陈和生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样，在高能物理研究所里，陈和生才能如鱼得水，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属于中国的“奇迹”。

陈和生说起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整个人也变得兴奋起来，言语中透露着一种自信与自豪之情。“你也知道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阿尔法磁谱仪，这里头最关键的一个大型的磁铁，人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大型的磁铁能够送上太空，它将成为人类送入太空的第一个磁铁。”陈和生兴致勃勃地介绍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因为过去的设计和研制的思路水平都不能够把这个磁铁放上去，而我们是在科学上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毫无疑问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他一直流露着对这次研究的兴奋之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能够做出世界上最好的”。过去的设计水平不可能把一个大型的磁铁送上去，而且太空飞行对安全的要求非常严格。而陈和生领导下的团队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让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送上太空的大型磁铁。

1998年，陈和生担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主持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BEPCⅡ方案设计、可行性论证和一些预研工作。事业上的突破也意味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压力随之而来。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下，陈和生带领研究所全体成员，成功地按期完成工程。“在这一领域和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比我们的国际竞争对手高六七倍以上”。说到这里，陈和生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而这些成就离不开来自周围的帮助，有国家、老师、同事，也有他的家人。

丁肇中先生是影响陈和生的重要人物。“从丁肇中先生身上，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最主要的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和严谨的学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非常强的竞争意识。他总是强调，在基础科学领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在他那里工作了五年半，回国以后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积极参与他的领导当中，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

除此之外，研究所的同事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过陈和生无私的帮助。

陈和生还想起刚回国时同事们的支持。“在刚回国的时候，我是中国第一个博士后，但是很多制度上都还不健全，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家属到北京来了这个粮票问题的解决。我爱人和小孩本来是在武汉的，后来我回国以后他们才到北京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粮票问题解决不了，靠的都同事的支持。住房当时也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科学院给予了我特殊的照顾，所以来的时候就给我分了两室一厅。这个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陈和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家人的时间当然也会有所减少，但幸运的是，陈和生有来自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的家人对我也是很支持的，那时候几乎可以说都完全顾不上家里这边了”。就连儿子上大学的时候，陈和生也没能抽出时间送送儿子。“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正忙于工作，只能让爱人把儿子送到火车站，儿子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去南京大学报到”。

作寄语：今天的科学将是明天的进步

针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重技术而偏基础科学研究的现象，陈和生认为应当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现在很多人好像更多的重视的是那些能够马上变为产品的，应用技术强调的是很快就能够赚钱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该做，但是基础科学也应该给予重视”。因为科学上很多重大的突破，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对自然界的规律的求知、认识的愿望，陈和生还举了居里夫人的例子，比如说居里夫人，她当时研究原子物理，她也没有想到这个原子能会有今天的核武器或者是发电等，她当时就是觉得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理学的规律，自己需要把它搞清楚。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基础科学研究会发展成为今天的核武器、核电站等为人类服务有这么大影响的技术。同时像上个世纪30年代研究的量子物理学，现在变成了电信、计算机、手机，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对今天的生活会有这么重大的影响。陈和生还表示自己的这些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就是自己当年在燕园学习的时候学习到的。

作为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校友，陈和生对北大后来人表达了自己的期待，他认为对于燕园的学子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科学”，要能够独立的思考，“同时就是要爱国，我觉得这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

“在人生的道路上，而不是仅仅为了追求自己生活的舒适，而应该想想，你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做出了什么贡献”。

编辑：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