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张衍田，1938年生，河南清丰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78年到历史学系任教，从事历史古汉语与中国古代文献的教学与研究。

张衍田

1938年3月26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清丰县城西南的张庄里村。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又赶上河南连续几年的大灾荒，只能天天喝树叶汤，树叶汤里加点小米。吃饭时，我靠在母亲怀里，等着吃母亲喝完树叶汤后碗底留下的一点点小米。母亲用绿豆面炸丸子到集市去换小米熬粥喝，集市离家八里路，中途要歇两次，她饿得走不动了，也舍不得拿一个丸子吃。有一次，我大伯父从外边回来，给我带来一个窝窝头，我馋得很想拿过来吃，可是饿得没有力气，只得在地上坐着，站都站不起来。

每次想到这些，我都禁不住两眼泪流。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做人的根基。这个根基很糟糕，但是它却为我一生好好做人、好好待人、好好做事、好好治学，奠定了稳固坚实的思想基础。

少年求学岁月

我六七岁时开始上学，老师教同学们朗诵的第一句课文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应该是在赶走了日本人，蒋介石想要打内战的时候。其时，我的家乡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贫穷的农民分到了地，翻了身，开始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村里有了学校，小孩子也都上学了。我在学校尊重老师、认真学习、守纪律、表现好，所以，学生排队上操或者排队放学时，不管我的个子比别的学生是高还是低，老师总让我排在第一名，走在最前面。老师为了激发学生上学的积极性，奖励每天早晨最早到校的学生一支粉笔。我为了得第一名，让父母在鸡叫第一遍时就叫醒我。鸡叫一遍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离天亮还早，当然都是父亲陪我同去，父子俩在学校的栅栏门外一直等候到天亮。后来，老师指定我当班长。淮海战役时，我的家乡住满了刘邓大军的部队，刘邓总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县城东南的单拐村。我这个小班长不仅在校管学习，还要负责指派和检查本村范围的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的情况。

那时候，小学的教育分为初小与高小，一到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村里没有高小，区的所在地才有一所初小、高小都有的完全小学。我们村属于固城区，全区每年招生一次，考试被录取的到完全小学读高小。当时上学，上上停停，1950年我才读初小三年级，就以第八名的成绩考入固城完全小学高小第三班，学习一个学期后便辍学在家劳动。我虽是个小孩子，但当地的农活样样都干。想读书时，我就自己找书读。白天，下地干活带着书，在回家的路上读，在干活休息的时候读；晚上，在油灯下读。下地干活要起早，如果晚上读书时间太晚，第二天早晨便起不早，耽误干活。所以，晚上父亲常站在窗外催促我早睡。后来，我把褥子堵在窗户上，父亲在窗外就看不到屋里的灯光了。

在这期间，农忙时我就劳动，农闲时到本村小学插班学习。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一个学习知识的方法，就是学戏文。小的时候，家乡豫北农村流行大平调戏，不少村都有本村农民自己组织的戏班子，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不等，锣鼓弦子、梆子应有尽有，特别显眼的是敲的梆子个头大。村里的戏班子不是正式剧团，没有戏装，不登台演出，只是坐在板凳上敲打着唱，所以人们都叫他们“板凳头”。我们村就有“板凳头”，唱的都是历史戏。我跟他们学唱，知道了好多历史知识。

1952年，我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固城高小第五班。这次中途又要辍学，因为父母觉得翻身了，有地了，在家种地比什么都好，可是我不甘心。我姨在邻县工作，我向她求助。我姨说：“衍田爱学习，成绩好，你们不让他上学，我就把他带走，到我那里去上学。”最后商定，高小毕业后，考上初中我就继续上学，考不上就不再考了，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

在固城高小第五班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位家在固城的同班女同学叫王青淑，我们二人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有了相互爱慕的感情，后经双方家庭请媒人说合，又经传小帖、看八字，最后定了亲。这时候，我们只有十三四岁，直到1963年才结婚。她在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学习历史，我在北大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她从河南省调来北京，在北大附中任教。在我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得到她的很多帮助。在年仅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喜遇终身伴侣，这要感谢上天的恩赐。

1954年，我高小毕业，考上了清丰县第一中学初中。考试后放秋假，我在家劳动，收秋、种麦。一天，一个在县卫生局担任领导工作的街坊来到我家，说县卫生局需要一名通讯员，如果愿意去，马上就可以上班。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都劝我去工作，不要上中学了。因为中学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还得回家当农民。一连几天，家人也没能攻下我这个堡垒。我始终只是一句话：“我要上学。如果中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家当农民也心甘情愿。”就这样，秋假后我进了县一中初中第十五班。1957年，我初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未经考试，被破格保送到本校高中第三班。

中学六年，教我们的各科老师都很优秀，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我虽然各科平衡发展，但对语文尤有兴趣。我养成了四个习惯：一是背书。背诵《语文》课本中的精彩课文，背诵小说中的精彩段落，背诵古典诗文名篇，背诵词典中的词条。背书需要时间，我有的是时间。学校离家十几里地，星期六下午从校回家，星期日下午从家返校，都是徒步走着，走在农村地里的小路上，尽可静静背书，尽可放声朗诵。只要知道珍惜时间，可利用的时间有的是。二是记读书笔记。课外阅读，什么书都读，读什么记什么。现在，只有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上学期的部分读书笔记我还保留着，仅初二上学期就写了五册，其中一册封皮的里页上写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吃饭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学习也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1955-9-7。”这是我自幼就酷爱读书的见证。三是写日记。每天身有所行则记之，心有所感则论之，日记是一个随笔性质的自由天地。四是模仿作文。学习《语文》课文、读书时，遇有文章好的开头、结尾，倒叙、插叙等篇章布局，对风景、人物、事件等的精彩描写，就模仿它的写作技巧，构思并写作一篇文章。学习数、理、化，我采取“三面围歼”的方法，就是理解道理、背记公式与定理、大量做题。每到学期末与同学一起复习功课，对方问到课本中的某道例题，我可以立即说出在第几页的什么位置。当时学习成绩采用五分制，我的各科成绩平衡发展，基本门门五分，四分的很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

1960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前要填高考志愿表，我为选报什么专业着实为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选定中文系。选报什么学校？我不敢报全国重点学校，我是河南人，第一志愿报的是郑州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开封师范学院。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鼓励我说学校领导希望我报考全国重点大学，为学校争荣誉。于是，我第一志愿改报了北京大学，第二、三志愿依次为郑州大学、开封师院。当时考点设在邻县濮阳，我从濮阳县高考回来在家等通知，忐忑的心情可想而知。

高考前后，有一件事使我一生难忘。高考前，军事院校提前招生。在政治、业务条件经内部审查合格后，宣布招生名单，其中有我。但我在检查身体时出了问题，血压低——90 mmHg/60 mmHg。县医院查体的大夫让我喝热水、到室外跑步，结果都无济于事，血压总是上不来，于是落选了。县兵役局(后改名为武装部)的领导看中了我，决定把我留在兵役局工作。高考后，我在家住了一段时间，接到要我到县兵役局报到的通知。去后，局长找我谈话，说：“军事院校去不了，就在兵役局参军吧。局里人员，除了一名通讯员外，全是军官。你的军衔定为准尉，武汉军区已把军服发出，不用几天就可以穿上。”我在兵役局住了一夜。第二天，县文教局收到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兵役局向河南省高考招生办公室请示，回答是：“如果考上省属学校，我们有权调整，可以让你们留下学生在县工作。北大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们省招办无权留人，你们只能放行。”就这样，我当了一天没穿军装的军人，便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了。

与古文古书结缘

北京大学中文系设三个专业：一是语言学专业，二是文学专业，三是古典文献专业。当时高考报志愿，只报校、系，不报专业，新生入校后才分专业。学生都愿意学文学专业，不愿意学语言学和古典文献。系里开会动员，说明三个专业各自的特点，鼓励学生报语言学专业与古典文献专业。古典文献专业是1959年才设置的，并且全国独此一家，专门培养古典文献方面的专业人才。一则我对古典文献有兴趣，再则又是系里号召，于是就进了古典文献专业。从此，我便与中国古典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5年，张衍田全家福

北京大学文科学制五年。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分配到北京大学党委机关任职。工作之余，我喜欢读书，更喜欢读古书，有时还喜欢习作古诗文。习作古诗文始于中学时期，后来心有所感、文思生发，禁不住援笔抒怀，所以时有拙作自赏。国家困难时期，我写了一首“三五七言”《咏志》以自勉：“书架满，钱袋空。不图享受好，只求学业精。手不释卷口吟诵，箪食瓢饮乐无穷。”对于晚辈，我亦如是教之，闻其学业有进则喜以贺之，闻其学业受挫则忧以勉之。一位朋友之子学业常有进退，友以此为忧，我写了一首诗送其子，题名《警励贤侄》，以励其进取之志：“令尊来书惊我心，瞻前顾后须思寻。既知荒业损德艺，当思奋志攻书文。古有囊萤穴壁事，今无悬梁刺股人？今日疚悔昨日事，莫待明日又悔今。”我还写过一首《避邪正身歌》，以此抒示自己的立身人格，又欲以之戒正世人：“避邪正身甭求医，拙药一副赠君吃：勿存向上爬的野心，忌有拍马屁的脾气。不慕地位名利，不求重用赏识。不贪财色权势，不期锦衣鼎食。心胸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一切稳走正道，不靠邪门发迹。做事一丝不苟，主动勤奋努力。做人谦谨厚道，待人热诚平易。粗茶淡饭布衣，一身廉直正气。甘居陋室享清苦，安贫守道乐无极。有朝一日，跳梁小丑跌跟头，来去过客灭形迹，无须担心自己出问题。此系养生之道，照办终身受益。”写诗作文，既练文笔，又抒情怀。读其文，便可识其人，信哉斯言！

我在学校机关工作几年，虽然一切顺利，但却无法摆脱愈来愈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我决定转到业务岗位。当时，换工作岗位的通常做法是接收单位举行考试，考试通过才可以换。欢迎我去的单位有两个——一是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去了讲授“古籍整理”课；一是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去了讲授“历史古汉语”。历史古汉语是结合历史讲古文，我特别喜欢。于是，我走进了历史学系的考场，考场里只有两个人应考。第二天，我接到历史学系的通知，欢迎我到历史学系任教。

1978年末，我获准到本校历史学系任教，讲授历史古汉语，课名“中国历史文选”。由于课时的需要，这星期报到，下星期就上课，没有准备时间。于是我给自己提出六个字：“干着学，学着干。”就这样，我迈开了向学问大道进军的步伐。

学习历史必须读古书，因为古书是古代历史的载体，古代历史都记载在古书中。要读古书，必须学古文，因为古书中记载的古代历史都是用古文写的。由此可知，讲授历史古汉语，涉及有关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古汉语的众多具体课程，必须具备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古汉语以及历代史实等多方面知识。我从“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起步，逐渐扩展，先后讲授的有“中国历史文选”“春秋左传选读”“四部文献举要”“四部文献学术源流”“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等课程。任教期间，我于1990年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之聘，担任中央电大“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主讲教师。

随着授课内容的扩展与深入，很自然地带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献”正义》《经史子集四部概说》《史记校点误例辨正》《四部文献学术源流述略》《“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建设》《谈〈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文选与注释》；出版专著《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中国历史文选》等，合著有《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资治通鉴新注》《宋朝诸臣奏议(校点本) 》《中国文化导读》等。

“退而不休”的退休生活

2000年前后，北大对教授的退休年龄进行了调整，确定教授63岁退休。2001年我正好63岁，于是就退休了。

退休以后离开工作岗位，对很多人来说，怎么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我无此感觉。几十年如一日，我都是遵照自己的生活规律过日子，现在只是将去学校上课这项工作抹掉了。我的生活规律具体来说就是：每天早晨5：30前后起床、洗漱，6：00前后坐在电脑前工作；7：30前后吃早饭，饭后稍做休息，8：30—9：00前后出去活动一个多小时，约在10：00前后回家工作；中午12：00前后吃午饭，饭后午休，午休后工作；傍晚17：00后出去活动，活动约40分钟回家吃晚饭；晚饭后不工作，晚上21：30就寝。我有时到家乡赋闲住几天，几乎每次回家乡夫人都要说：“我们从北京回到家乡，大环境改变了，但是每天的具体安排一点儿都没有变。”的确是这样。既是规律，就要坚持，长时间坚持，规律就成了自身适应的习惯。概言我养成的生活习惯，先是活动，再是工作。活动为了强身，身强才能支撑自己更好地工作。

所谓活动，就是强健身体。

我和夫人说，不同的年龄段做不同的活动。夫人在北京大学附中任教，55岁退休。她退休前，我们在住处附近慢跑步。退休后，我们一起登香山。每星期两次，雨雪无阻，一次不落，每次都要登到山顶，成为香炉峰的常客。后来，社会上都说老人登山不好，对两腿膝关节磨损伤害大，于是我们从香山退回到颐和园，在颐和园登较低的万寿山。时间不久，我们又从颐和园的万寿山退回住处小区了。不登山，就在住处小区活动。住处小区符合老年人健身的活动多种多样，我选了快步走。为什么？一是匀速；二是匀强度；三是四肢同时活动；四是走时要快到使内脏各器官活动速度超过平时，以增强内脏活力。我认为，平路快步走是老年人健身的最好活动方式。老年人必须活动，只有活动才有活力；最忌懒惰，懒惰不活动，百病都会生。过去人们只说长寿，较少强调健康；今天要讲长寿，更要讲健康。健康长寿才能发挥余热，老有所为。

所谓工作，就是读书写作。

退休以后，由于我身体状况还算康健，所以先后做了一些事情，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北京大学承担的多个国家科研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编纂《儒藏》，这个项目的任务是将古代学者研究儒家学说的著作汇编为一部大丛书。2005年末，我受聘参与审阅《儒藏》校点书稿的工作至今，这是我退休后参与的一项重要的国家学术项目工程。校点古书，甚是不易；审读校点正误是非，更费斟酌。我细读严审，力求自己的工作能为项目提高校点质量起到作用。《日知录集释》的校点者在写的“校点说明”中说：“此稿经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张衍田先生认真审读，斧正颇多，使校点者受益匪浅，在此谨致真诚的感谢。”我感谢校点者对我工作的肯定，也为自己做了一点有价值的工作而高兴。

我在参与《儒藏》编纂工作的同时，也在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从退休到现在，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几本著作。我长期从事历史古汉语与中国古代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学问平平，成绩微微，只是《中国历史文选(增订版)》与《国学教程》两本书分别获选“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201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纪时考》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9年4月“中国好书榜”，备受读者好评。这使我一生走在学问路上终得心情欣慰，意愿亦足矣。

自古学人，重在“道德文章”，首推道德，次及文章。我步先哲之教，一生孜孜于道德文章之间，多次受到校系表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只是校系给了这么多荣誉，我自感做得不够，受之汗颜，所以我一向把这些荣誉作为自己继续努力向前的指路标，用以鞭策自己。

我将自己一生做人、治学概括为：做人老老实实，要忠厚；治学踏踏实实，要严谨。“忠厚、严谨”总括了我的做人、治学，“古书、古文”总括了我的全部学业。人退休了，离开工作岗位，但是退而不休，“道德”“文章”仍是我努力向前的双目标，修养身心、读书研究一直陪伴着我，并将伴随我继续走未来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