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卢淑华，1936年2月出生于江苏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3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学系，1955年赴莫斯科大学留学，1960年进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1978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工作，1986年调入北大社会学系任教。长期从事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培养我上大学

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清楚地记得抗战胜利后民众欢迎国民党政府的盛况，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为迎来的不是建设百废待兴的家园的政府，而是忙着抢占汪伪留下的财产和忙着给自己找后路的各路接管大员，腐败之极，无以复加。当然教育也没有发展，只是维持汪伪政权留下的几所学校而已。小学毕业后能上中学是很难的，私立学校学费高昂，公立学校凤毛麟角，我小学毕业后险遭失学。

1947年我从南京市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小学毕业，幸运地考上了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这是全市唯一的公立女中。拿到录取通知书，全家特别兴奋，真是像中了状元，但兴奋之余，愁上眉梢，那年学费有了新花招，说是由于教室不足，新生要增加一项赞助费，帮助学校建校舍。第一年学费堪比私立学校，这是我家负担不起的。因交不起学费，只能眼睁睁看着录取通知书，失学在家。学期一天天过去，落下的功课越来越多。父母焦急万分，最后只得孤注一掷，父亲直面校长：“我一时实在拿不出全部学费，两个月后我一定交齐，学费可以补上，但孩子落下的功课可就补不上了！”父亲的一席话，让校长动了恻隐之心，出于同情，她破例展纸挥笔，同意我先来上学，欠下的一半学费过后补齐。就这样，我打了欠条走进了教室，这时学期已经过半，但总算没失学，是中学生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百废俱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再也不用担心失学了，也不会早晨饿肚子去上学了，更不再是令人难堪的、赊着学费上学的学生了。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课间有免费豆浆，贫困学生还有免费午餐，这也是我第一次吃上西红柿炒鸡蛋，是我有生以来少数几次有记忆的美味佳肴。我是1953年上大学的，对于原本连上中学都很侥幸的我来说，已是很知足了。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加快人才培养，从中学和大学一年级选派留学生去苏联和东欧各大学学习，我又幸运地被派往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经过一年的俄语强化培训，1955年前往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物理学系学习。

八竿子打不着的社会学系

我自幼擅长数理，高考以数学满分考取了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物理学系。一年后又获得保送留苏的机会，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五年。1960年回国后，分配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退休，退休单位不是无线电电子学系，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社会学系。对专业人员来说，历来是“隔行如隔山”，认识我的人都感到惊讶，怎么会从理科转到文科，这个弯子转得可真大啊！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最终会以社会学为业。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一定是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工作至退休。“四人帮”倒台后，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承担了国家电子工业部试制数字通信收端机的任务，我是试制数字通信收端机主要技术(数模转换和帧同步)负责人，是研制数字通信的技术骨干，政治上也平了反，但我希望换个工作环境。一天，北大副教务长张群玉出现在我家，她看我决心已定，动情地说：“每当看到在北大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要离开时，我都感到很难过，是北大没把大家照顾好。”这是唯一一次北大校级领导和我谈话，而且是登门造访，很温暖、很有人情味，令我终生难忘。1978年我告别工作了18年的北大，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

“由理入文”的 “敲门砖”

我不断被北师大列为派出人选，先是打算被派往南斯拉夫，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师大培训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我又被列入其中。1981年我来到了美国，先在波士顿数字设备公司交流，后到俄亥俄大学访学，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的职业轨迹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学习CAI，俄亥俄大学的唐寅北教授为我们选择了心理系的程序教学课本《统计学》，我结识了该系统计学教授R.克莱尔(Geeqe R. Klare)，他毕生研究认知心理的统计模型，探讨应用文字的易懂性。无论是课程，还是克莱尔教授的研究，都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理科所熟悉的概率统计，在文科也大有用途，所谓学科交叉，不仅是相邻学科，还可以是文理两大学科，我感悟到了美国先进之所在。

回国后，联合国教科文协议中的计算机迟迟未到货。我无事可做，于是在所里开设了概率统计课，这原本是由数学系开设的。同时也是出于兴趣，我又积极探索统计在其他社科领域的应用。当时全国妇联正开展北京市婚姻调查，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该项统计工作。当时还没有应用统计包，每项统计都要自己编写程序，工作量还真不小，但我乐此不疲，当别人用我统计的结果写报告、做文章时，我很有成就感。此外，我用相关、回归、列联表、统计检验等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了全国妇联。他们把文章退还给我，原因是看不懂，所以总体调查报告中不要了；但建议我可找其他刊物发表，我理解就是文责自负的意思。所以，我的《婚姻道德观的统计分析结果》一文，是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4期)上的，该杂志就是社会学核心刊物《社会学研究》的前身。不曾料到，该文成了我改行社会学的敲门砖。

毛遂自荐

1984年的一天早晨，一位陌生的女士来敲门。她自报是北大社会学系1981级硕士刘沈生，是通过《社会学通讯》编辑部找到我家的。我当时心中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此人我不认识，而且我也没听说过北大有个社会学系。虽然这是新成立的，但并不是新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就有社会学系，当年雷洁琼先生就是社会学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全盘苏化，社会学系被取消。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祖国大地吹响，活跃的北大人乘时机之东风，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努力下，首批恢复了社会学系。但毕竟中断了30年，国外社会学系的课程有了飞跃发展，例如统计学、计算机都成了社会调查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识和工具，统计学成了社会学系学生的主干课，而刘沈生同学正是看到我的文章来求教的。谈话中，我感到虽然离开北大仅短短几年，但改革开放带给北大的变化太大了，北大涌现出不少新系或新专业，其中包括社会学系。她还说，由于是新系，统计学方面还没人开课，希望我能去讲。她的建议让我动了心，一方面是自己对统计应用有兴趣，另一方面我在北大工作近20年，北大对我已是故乡。

不久，我托人带话，要求拜见社会学系主任袁方教授。记得那天是在北大27楼袁先生办公室，我呈上了发表的文章，并毛遂自荐，可以来开设社会统计学课程。我告诉袁先生，我在做北京市婚姻调查时，从中国社科院薛寅老师处借看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李沛良教授在社会学讲习班上讲授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的讲义(后来以《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为名出版)，对社会统计学的内容和所举的例子是了解的。我在北师大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开设概率统计课，还编写了讲义，所以讲授统计知识是有经验的。听了我的一番介绍，由于我的自信和社会学对定量研究的重视，袁先生立即表示，欢迎我来给1983级研究生开设社会统计学课。就这样，讲课之事竟一次谈妥。说起来，我和袁先生素昧平生，在谈话前大家还互不了解，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拍板定案，我深感他的工作魄力和对定量研究的重视。套句美言，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吧！记得当时的副系主任华青教授在排课表，正为找不到教员发愁，所以他说：“你来得正好啊！”

告别理科

1984年秋季，我回到阔别了6年的我所熟悉的北大讲台。与以往不同的是，我面对的不是理科的学生，而是文科的学生。我为北大社会学系1983级研究生首次开设了“社会统计学”课程。出乎意料，初次登场，同学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我比外籍教员讲得还清楚。想来不仅因为我用的是祖国的语言，而且因为我把理科的教学特点带进了文科，同学感到新鲜、条理清楚、概念严谨。之后，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社会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社会学系承担了科委的合作项目；作为社会学系的成员，参加了美国社会统计学创始人布莱洛克教授来华的系列讲座；1985年8月作为中国社会学代表团成员(团长袁方，成员卢淑华、高小远)，参加了美国第80届社会学年会，会后访问了美国多所大学。社会学系给我如此多的任务，让我不得不对今后的职业取向做出抉择。当时北师大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张至善教授，也是我原来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的老领导，力劝我留在北师大，从事尖端的科研任务，主持语声信号处理。但社会学实在太诱人了，它无所不包，小大由之，大可研究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的真知灼见，小可研究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因此我相信，在社会学里我一定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1986年我彻底告别理科，从兼职正式调入北大社会学系，开设社会统计学课程，这在国内是首创。社会学是一门很注重社会调查的学科，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注重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因此统计学课程不仅是必修而且是主干课。因为北大有社会统计学、社会调查方法、统计包等课程，一时间北大的社会研究方法类教学很是风光，被称作“方法派”。北大社会学系主任袁方教授也说过：“别人说北大是方法派，那我们就是方法派，方法派也不错呀！”当时正值《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第一版，社会学方法分支编写组主要成员都是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共2名)，可见北大社会学系的调查方法在业内是公认的。

我自调入社会学系后，深感自己已不是简单地讲授统计课，而是运用统计知识为社会研究服务。用句不太文雅的话说，屁股要坐在社会学上才行。例如，课上用的应是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讲的、举的例子应取自社会研究。为此教员必须兼有两种学科的知识，对于我来说，社会学必须从零学起。幸运的是，当时正值社会学专业恢复初期，除了老一辈外，其他老师也都是转行来的，我们和学生一起听外教的课程，参与学科的科研、社会调查，聆听大师们的讲座，做到教学相长。就这样，我的课程兼有文理两科的特点。文科的同学一般很怕数学，但对我讲的统计课，他们感觉容易懂，这都是因为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懂得以文科同学的思路讲授课程。

《社会统计学》等教材的出版

如今我退休已19年了，回顾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近20年的光景中，我也曾主持或承担过从国家级到校级各种科研项目，有过不少具有定量分析特色的成果，参加过各种有关的国内外会议，先后获得从省部级到校级各类教学、论文、著作奖，但似乎这些都已时过境迁、烟消云散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那本记载着我课堂心血的教材《社会统计学》一直在高校社会统计学课堂上发挥着作用。

卢淑华与自己编著的几本教材

进入社会学系后，经过几年的教学，我编写的供社会学本科生用的教材《社会统计学》一书于1989年出版，深受读者欢迎。20世纪90年代，北京社科院曾就社会学的主干课教材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的有全国16所大学社会学系/专业的全部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他们的导师。我编写的《社会统计学》获同类教材综合评分第一名。（朱敏：《对社会学教材质量的评价和分析》，《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此外，这本教材还多次获学校和教委的教材奖：1987年9月获北京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1991年5月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二等奖；1992年11月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成果奖；2011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二等奖。截止到2019年7月，这本教材累计总印刷次数达33次，第五版书稿正在审校中。历经30多年的考验，这本教材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肯定，拥有了稳定的读者群。

《社会统计学》这本教材一直延续着我的社会学生命，它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我的退休而烟消云散。相反，它的发行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这使我退休后也无法与教学完全告别，随时要准备答复读者的各种问题。正因如此，退休后我不但完成了这本书的多次修订，还撰写了供大专生和研究生用的两本新教材。

2000年退休前我讲授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课程的时间，达16年之久。北大出版社建议我将相关讲稿整理成书，最初想到的是曾为社会函授大学撰写的大专本，由内部使用改为正式出版。我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社会学研究生用的多元统计教材几乎是空白，少数的几本都是以介绍统计包为主，不是系统介绍统计知识的。回忆当年我讲授的研究生课程，除了一般内容外，还有美国社会统计学创始人布莱洛克教授来华讲授的一些精彩内容，现在也都无人知晓了。例如，对于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他谆谆告诫读者：“一要谦虚，二要幽默。”真是掷地有声，非大师莫属。因此我决定撰写一本供研究生用的教材，也算是宝刀不老，发挥余热吧！诚然，完成一本教材绝非易事，没有数年工夫是绝对完不成的。尽管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感到一种甘为人梯的责任——为后来的教师抛砖引玉，以便完善统计学相关的教材建设。其间，我跑书店，查数据，自费购买、复印相关书籍，以便充实我过去的讲稿，跟上时代的步伐。由于书中公式多、图表多，罗马字母、希腊字母、大写、小写一应俱全，排版很是不易，往往不下四五次改错。在北大出版社同人的努力下，新教材的出版总算完成了。其中，大专教材《社会统计学概要》2016年7月出版；研究生教材《多元社会统计分析基础》2017年7月出版。

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在进行社会调查，中间做笔记者为卢淑华

对教员来说，教材是教学的文字结晶，同时也是教学生涯的延续。退休后，虽然课堂的学生没有了，但教材使我有了更多未曾谋面的学生，增强了我和更多同学的联系，保持了我对学科的熟悉度和兴趣，延续着我的社会学生命。每每在不同场合，陌生的人遇到我，送上一句：“啊！你就是卢老师，我读过你的书！”我便感到欣慰和自己的价值。

个人命运和祖国休戚相关

回首往事，我职业的轨迹似乎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例如，当年若不是联合国机构的计算机长期未到货，我也不会去全国妇联做统计分析，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转行之事。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实际上，支配我生命轨迹的规律就是祖国的命运。套用一句统计学上的术语，个人发展和国家命运一定是强正相关的。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和祖国的命运、北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休戚相关。且不说我从小学、中学、大学、留学苏联都是靠国家的培养，就以我的改行而言，从宏观层面看，无疑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从微观层面看，则是北大勇于创新、敢于领先的结果。记得当时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将概率统计引入社会科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受批判的。而当时北大社会学系领导义无反顾地鼓励和支持我开设社会统计学课程。事实证明，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北大首创社会统计学课程以来，各校开设的社会统计学都是以概率论为基础展开的。应该说，创新是要有气魄的，干事业是要有点儿胆量和魄力的。感谢北大，有不怕事业办大、就怕办不大的胆量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