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一则《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称本社团是为了对“马克斯学说”进行研究而成立的“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在1920年3月已经成立。现有19名同志，筹备了120元的购书费，准备要购买《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套。并且马上就要有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使用。启事欢迎校内外有兴趣研究马克斯学说的同志报名入会。启事附了一个草拟的研究会规约六条。列名“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发起人的有罗章龙、王友德、邓仲獬（邓中夏）、王复生、黄日葵等19位同学。启事的发布表明这个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开始公开活动。
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已经成立，为何迟至一年多以后才公开发布征集会员启事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官方敌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舆论称之为 “过激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最初发起者们觉得大家对马克思主义都还没有深入了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便于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学会成立初期保持秘密状态，而且还故意把学会名字中的“马克思”写为“马克斯”。
在秘密活动的这个时期，会员们人数不多，经常聚集在红楼李大钊办公室开会或自由讨论。有时候也和其他主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同学互相辩难。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日益浓厚起来”。在李大钊的引领下，许多同学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多了解，向往俄国，希望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罗章龙记得：李大钊经常教育大家“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很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
当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一些参加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如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参加了在红楼图书馆召开的与维经斯基的座谈交流。大家向维经斯基介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听取维经斯基介绍十月革命、苏俄当前的各项政策、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等。会后，罗章龙等又应邀与维经斯基作了个人谈话，建立了联系方式。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源源不断地收到维经斯基安排寄来的外文书刊。
1920年10月初，紧随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之后，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建党工作进入实际实施阶段。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首先被发展入党。11月份，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范鸿劼、王仲一、宋天放等被发展为党员。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们一方面抓紧研读马列著作，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一方面依托一些公开的社团组织，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学校等展开社会调查和宣传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各方面的工作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展。此时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发展到19人，其中一些核心会员都已经成为中共党员。为了扩大影响，加快组织的发展，党组织决定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经过一番努力，1921年11月17日，《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登载出来。
启事登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不仅北大学生，北京国立八校的学生都有许多人报名，外地也有来信要求入会者。到1921年底开成立大会时，已有50余人。到1922年2月，会员增至63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积极支持。在当时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警惕的背景下，蔡元培身边的一些人如蒋梦麟、胡适等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持反对态度。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不仅批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还批了西斋两间宽大的房屋给研究会做事务所。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蔡元培校长又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更是表明了对研究会的支持态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会员合影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主要围绕三方面开展活动。一、讨论会，每星期开一次。先由会员一人围绕一个问题阐述其内容及要点，然后大家讨论。二、讲演会，每月开一次。暂时请名人学者到会讲演，等日后会员研究有成绩后，就可以由会员自行担任讲演。三、特别研究。这是由会员们自由组合，承担不同的问题展开研究。研究会成立时已经开展三个问题研究：劳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各组会员分工合作，定期会议，切磋交流。另外还规划开展如下问题的研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等十个问题。
1922年2月19日下午，研究会在北大二院大礼堂召开第一次公开讲演会。由李大钊主讲，题目为《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次讲演预告不仅在《北京大学日刊》提前预告，还在当日北京《晨报》第二版（第一版为广告版）的头条登载了醒目通告，称“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这表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秘密转为公开后，是不完全局限于北大校内，而是面向全社会的。据说听众都为李大钊的精彩讲演所深深吸引，反响很强烈。此后，研究会又多次组织这样的讲演会、纪念会，吸引更多的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随之日渐发展、扩大起来。
在学校拨给的西斋办公室，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学会的图书室，收藏中外各种图书报刊，供会员借阅。图书室刚建立时便已经拥有西文书籍40多种，中文书籍20余种。其中，社会主义丛书有包括《共产党宣言》《家庭的起源》等在内的13种马克思主义外文原版和翻译著作；经济丛书两种，历史丛书三种；俄国问题丛书有列宁著的《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两种；另外还有中外文报刊19种。随后，会员集资订阅和俄方赠阅的图书、报刊还陆续到来。会员们将这个办公室起名为“亢慕义斋”，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
亢慕义斋图书室旧址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工作室，也是研究会办公室。当时的党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李大钊也经常到这里进行指导。“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这是分别取自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诗句，体现了青年学生在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的引领下，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豪迈气概。墙上四周还贴有一些革命诗歌、格言、警句，气氛显得庄严而热烈。
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组织了德语、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几个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先后翻译出版了四五十种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震撼十日记》《资本论》等书的全部或部分。
在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党组织的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积极派会员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发展工人加入研究会，并组织他们发动工人运动。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前，研究会已经拥有250至300人。其中有25人是工人，且大多是铁路工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逐步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成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政治团体。
1922年10月底，唐山开滦五矿的工人发起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会员王仲一参与组织唐山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任总指挥部领导成员。研究会还在《晨报》刊登启事，声援罢工，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罢工工人，并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通电全国，发动募捐，支持罢工工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以社团名义公开活动的党的外围组织，在北大一直活动到1926年前后。1925年11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为纪念苏俄革命八周年，在法科大礼堂召开规模盛大的讲演大会。这一天受邀请到会发表讲演的嘉宾有吴稚晖、罗觉、赵世炎、蒙古代表和北大本校的三位教授陈启修、陈翰笙、谭熙鸿。讲演会后播放革命电影《孙中山阅操》等。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次记录。1926年初开始，掌控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与直系军阀吴佩孚互相勾结对抗国民革命。5月，双方公开宣布合作“讨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大肆镇压革命活动，4月26日，杀害《京报》社长邵飘萍。北京被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北大许多进步师生被迫南下或躲藏起来。许多进步社团此时也都无法公开活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不再有公开活动的报道。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创立到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其会员之众、来源之广都是当时北大其他社团无法比的。据担任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的罗章龙回忆，研究会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引领广大青年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作用，为中共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