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0日晚，在位于马神庙公主府校址的北京大学文科大饭厅里，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一场紧急召开的学生全体大会正在召开。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北大学生苏甲荣日记记载：“到会者不下千人，留日归国学生代表亦至演说，有痛哭泣下者。”原来这是北大学生为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签字而紧急召开商讨对策的大会。

1918年初，日本以应对俄国内乱和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德军俘虏威胁为由，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中日共同防敌的建议。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积极响应日本的建议，与日本方面开始中日“共同防敌”秘密军事协定的谈判。在日本方面，希望通过这个军事协定实现合法的出兵中国东北，完全控制中东铁路，更进一步则占领西伯利亚。同时，通过有政治条件的借款和军火供给北洋军阀政府，实现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完全控制。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则希望获取日本的支持，通过编练“参战军”，扩充自身实力，消灭其他派系军阀，实现武力统一。

北大学生《苏甲荣日记》

中国留日学生比较早地从西方和日本的报纸上获悉中日两国正在进行“共同防敌”的秘密谈判。他们意识到这些协定对中国的巨大危害，纷纷集会、演讲，并向国内各方面进行通告，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签署。从1918年4月底开始，留日学生发起全体罢学归国运动。5月5日，留日学生成立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推举干事长王兆荣，副干事长阮湘、张有桐负责统一领导罢学归国及之后的运动。救国团成立后，立即安排代表回国，分头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活动，阻止中日密约签字。5月15日，阮湘、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组成的救国团先发队到达北京。

北京各校学生早已对中日密约谈判愤愤不平，在酝酿举行抗议活动。阮湘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京后，进一步点燃了各校学生抗议的激情。5月19日前后，有消息传说中日密约已经签字，将送总统盖印。当天北京《益世报》发表署名“梦幻”的社评《敬告争约诸同胞》，说政府“以全国同声反对之亡国条约，竟于群情愤懑，众论激昂之际，出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突然签字”。于是，20日夜，部分北京大学学生在文科大饭厅紧急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商讨对策。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晚的大会首先由留日学生代表阮湘等演说中日秘密协定的危害和留日学生救国团开展的工作，然后讨论决定第二天“全体往见总统，要求勿予盖印” ，并将中日秘密协定的条文公布。大会还推举了学生代表组成编辑、干事、交际三部，作为运动领导机构。国立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亦同时发动并互相接洽”。

5月21日清早，蔡元培校长提前来到学校，劝阻学生不要去总统府请愿，建议同学们推举代表说明意见，由校长转达政府。但是学生群情激昂，劝阻无效。于是北大同学约一千四五百人9点多整队出发，在校旗的引导下，途中秩序井然，于10点抵达新华门。当时高等师范学生数百人已经先到。不久以后，工业专门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队伍也到达。四校同学到新华门者总数有两千多人。

总统府方面第一次遭遇这么大规模的学生请愿，如临大敌，把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军警督察长统统召来总统府维持秩序。后经过双方交涉，请愿学生推举13名代表进总统府面见总统冯国璋，表达学生请愿的诉求。13名学生代表为：许德珩、方豪、段锡朋、雷国能、刘昂、朱发祥、邓翔海、鲁士毅、夏秀峰、熊梦飞、易克嶷、王政、刘裕房。大总统冯国璋与学生代表见面后，首先批评学生不应干预政治，应该专心学习。然后又和颜表示理解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并赞许了同学们来总统府的路上秩序整肃。随后，冯国璋拿出中日协定的原文，择要给同学们讲解，证明这些条文“绝非如外间所传丧失权利之甚”，并表白“予绝不至卖国，亦绝非卖国之人，诸君可放心就学，云云”。大总统一番貌似推心置腹的谈话让这群青年学生“觉已得圆满结果，遂欣然退出，各率全体学生归校。这时已经过了下午两点了。

5月21日的这次北京四校学生联合请愿活动声势浩大，北京乃至全国的许多报刊都作了详细报道，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反响，成为1918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不过，这次请愿活动学生很文明，2000多人秩序井然。政府方面虽然很紧张，但态度很好。大总统接见学生代表时既不失威严，又言辞恳切，双方对话圆满结束，请愿活动也和平结束。

当时为北大预科二年级学生的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他后来回忆这次请愿的感受：“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四校的学生代表在请愿结束后，又召开会议，提出“二种主义：（一）不以国事废学业，决议昨日起四校一律照常上课；（二）不以求学忘国事，决议课余研究时事，保守前日团结之精神。四校互通声气云”。

政府方面在四校学生联合请愿后，向全国各学校一再训令，严禁学生聚众干涉政治，要求各学校严加管理，不许学生出校。又密令各省省长、教育厅长等对于学生们要求废约的所有集会和请愿活动严加取缔。对于留日学生救国团进一步加强监视和恫吓，一再令他们限期离京返回日本。6月25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分部发表离京宣言，宣布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所要求的拒约和公布中日密约两项目标均未实现，再次呼吁国人要行动起来，“多尽一分力量，多得一分爱国分子，多收一分救国效力”。

不久以后，暑假开始，多数学生离校。这场因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而发起的学生爱国运动也就渐趋平息。因罢学回国的两千多留日学生，有的考入国内学校继续学习，有的在各方压力下含恨返回日本完成学业，也有人就此中断了学业。这次运动中从日本罢学归来的黄日葵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成为北大学生。

由留日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以失败告终，但其意义不容忽视。这场运动可以视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它使学生受到一次斗争的锻炼，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次联合请愿运动使青年学生认识到建立学生组织的重要性，于是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运动积极分子发起成立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救国会组织的有北京各校学生。暑假中，学生救国会派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为代表南下联络。两人先后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与各地学生组织和媒体、政界人士建立联系。于是各地都有学生加入了学生救国会，一些回日本的留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1919年5月22日的《时报》报道学生请愿消息

学生救国会又筹办《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救国会会员凑集，每人出5块大洋，共凑了1500余元。所有捐款的人自然都成为国民社的社员。据统计，国民社有社员200人左右，这些人基本都是1918年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例如，5月21日四校联合大请愿中的13位学生代表中，有7人加入了国民社，他们是许德珩、段锡朋、刘昂、鲁士毅、夏秀峰、熊梦飞、易克嶷。另外，留日学生救国会的干事长王兆荣、副干事长阮湘也加入了国民社。据运动积极分子夏秀峰回忆，学生救国会到1918年秋后便结束了。这样，国民社就继学生救国会之后，成为五四前最大的跨校际学生社团。国民社第一届职员62人，绝大多数都是北大学生。他们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