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在12.9运动70周年之际，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回忆当年亲身参加12.9运动的经过，阐发了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学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激励意义。全文如下：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纪念 “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

70年前，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时刻，“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全国各族人民纷纷响应。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把“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我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到地质系学习。作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我就是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反帝反侵略和爱国主义是“一二·九”运动的光辉旗帜

“一二·九”运动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危难时期，由当时在北平的大专院校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的华北时局十分危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后，继而把侵略的目标指向关内，伺机向华北进攻，日本还从关外调来大批侵略军，威胁北平和天津，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东北”。而国民党政府一味退让，竟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卖国条约《何梅协定》。有个日本浪人跑到北大红楼前，喊着要接收北大。在这种形势下，同学们不可能安心上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北大西斋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宿舍里也是三五成群，大家议论纷纷，对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一天，我和杨雨民跑去找刘玉柱：“我们应当对中国的局势有所表示。”这反映了当时我们北大学生的关心时局的普遍心态和爱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几十年后，日本NHK广播公司的记者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对他们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我逼上了革命道路。

所以，当12月9日下午北平各高校学生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时，我们北大学生纷纷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里跑出来，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大家攥紧拳头，高喊口号。许德珩教授和夫人劳君展先生也参加了游行行列。在王府井南口，面对军警的阻拦和武力镇压，我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在搏斗中，一些同学被扣押，一位女同学被打得血流满面。12月10日，在抗议的关键时刻，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新成立的学生会发表的“罢课宣言”，明确讲了罢课的意义和目标，就是要积极从事救国工作，反对镇压爱国运动，支援“一二·九”游行中被捕与受伤的爱国同学，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严惩行凶军警。

12月16日的示威游行是“一二·九”示威游行的继续和发展，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天，同学们迎着军警的棍棒，冲出了大门。游行队伍在天桥举行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爱国自由等决议，大会还通过了《告民众书》，号召全市立即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等决议。从“一二·九”大游行到“一二·一六”大游行，北平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传遍全国，吹起了呼唤全民族觉醒的号角。

1936年初，“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响应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平津学联的号召，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总共有500多人参加，仅北大参加的就有30多人。以北大学生韩天石为团长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一团到了青云店镇、礼贤集、固安县、霸县、雄县、任丘、高阳县和保定，一路行进中我们高唱抗日歌曲、高喊抗日口号、散发抗日传单，我们向群众宣讲日本侵略，讲华北危机，讲当局投降等，每当讲到东三省亡国惨状时，我们吟唱《九·一八小调》，台上台下声泪俱下。当地农民了解了宣传团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宣传后，不少农民给我们送水、送吃的，很钦佩我们学生们的行动。20多天的南下宣传活动，我们都感到收获很大。我们走出了校门，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我们深入到农村后，接触了劳苦群众，访贫问苦，真正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我们亲眼见到了农民饥饿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国革命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要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就是北平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实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5年12月8日夜，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市学联发动各校学生，发出向南京政府派来北平处理华北问题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组织广大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我们是发自内心拥护的。在北大学习期间，我们这些爱国学生都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组织了一个“时事小组”，一起讨论国内外大事，有许多同学经常参加。当时有两件事对我的思想震撼很大：一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实行全民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战胜侵略者。北大西斋阅报室里也出现了由毛泽东、朱德署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二是范长江写的《成兰纪行》在《大公报》上连载，他从成都艰苦跋涉到达兰州，行程三千余里，历经五十余天。他走过的地方，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看过全文连载，对我启发、教育很大，确实感到好似乌云隙缝中露出了霞光，中国前途有了希望。同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相比，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青年学生就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运动又是从北大开始的。北大的进步学生，不只是埋头读书，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一二·九”运动中，广大爱国学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在“一二·九”学生爱国游行受到反动军警镇压时，在北大三院，北平学联宋黎和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俞启威(黄敬)，鼓励大家：不要被汉奸、亲日派的大刀、水龙头吓倒，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并传达了北平市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全市学校实行总罢课和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斗争。12月9日晚上，北大地下党、团支部和学生会全体筹委开会，研究成立北大学生会和组织罢课的事情。在12月16日的示威游行中，俞启威勇敢地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

当时国民党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要扑灭这场革命烈火，要求同学们复课，蒋介石下令各学校当局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时，平津学联决定：不能去南京“聆训”，要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到农村去进行宣传活动，把“一二·九”抗日救亡的主张扩大到农村去，使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结合起来。提出：要想取得这次抗日救亡的胜利，就应接受1931年“九·一八”平津学生到南京示威被国民党血腥镇压、逮捕，最后失败的教训。所以，我们响应了学联的号召，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二十多天的宣传活动中，提高了抗日救亡的政治觉悟，锻炼了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加强了进步学生的战斗友情。为了使大家回到各自学校后仍然保持这种战斗友情，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月23日晚在保定的南下宣传团全体团员会议上，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发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且决定：“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团员都是“民先队”的发起人，都是当然的民先队员。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总队”，并于2月16日发表了“宣言”。北大“民先”也同时成立，北大“民先”的成员是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并吸收了留校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大约有50人左右，队长是杨雨民。北大“民先”分队是按宿舍分片的，一个宿舍区有几个小队，有一个组织干事或组织员负责。我负责西斋“民先”组织工作。

“民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日益深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注意团结积极分子，每天早晨我们“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出操，加强团结工作，每天出操的总有50至70人；二是卢荻(陆平)、宋尔廉等教育系同学，积极办民校，加强与校外学生、群众联系；三是我们组织了“黎明歌咏团”，由杨隆誉(杨赓)任团长，赵超任指挥，“读书会”、“剧团”也相继成立；四是办墙报，进行宣传，我和孙兴诗(孙思白)等同学在西斋办了一个“炮火壁报”，我负责画报头、写社论，每星期出一次，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前夕。北大“民先”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一二·九”运动带领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开始都是很肤浅的，但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员的勇敢。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我的觉悟不断提高。1936年5月初，我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我可以看到党的刊物《火线》、《救国时报》等。这时，刘少奇同志已经到北方局来领导工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就是通过“民先”的骨干作用和学生会的公开活动来实现的。当时，中共地下党在清华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北平各校都派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吴承仕、黄诚、肖敏颂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民先”还出版了《我们的队伍》，报头是我写的，我还为《解放之路》写过报头，它转载党内刊物中能够公开的文章。由于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的贯彻，在北平青年学生中，“民先”队员积极发展并参与各种社团，我参加了“社联”和“左联”，我还在“左联”出版的《浪花》半月刊上发表过诗歌。

193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早在1935年11月1日发布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传达到北大。党中央决定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组织，共青团员可以加入共产党。曹盼之(曹振之)找我说，“团取消了，团员能够转党的就转党。”于是我和不少同志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发展扩大后，曹盼之成为中共北大党的负责人了，他原为北大团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党组织又成立了学生会党团(当时不叫党支部)，成员有曹盼之、宋尔纯(宋应)和我。学生会党团成立后，我们按照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先”队员踊跃参加支援29军抗战的活动，组织救护队。29军撤出后，北大“民先”根据党支部的通知，陆续撤离北平到全国各地，奔赴各个抗日前线和后方，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我们忘我地工作和战斗。其中一些同学在战争期间牺牲了，如李俊明、姜世勋、杨树义、金明、孙瑞符、王耀华、倪学惠等，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业绩。更多的同学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我们开展抗日救亡事业、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爱国学生的民族救亡运动，对促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袁宝华同志简历

袁宝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16年1月13日生于河南南召县。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该校地质系学习，当时地质系系主任是李四光先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爱国运动领袖之一。1936年加入共青团并于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委员。从此开始了他长达70多年的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奋斗的革命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奔赴家乡河南南阳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历任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豫鄂陕边区工作委员会委员、豫西南特委(南阳地委)委员兼南召县委统战部长。1939年年底，根据上级党的指示赴延安革命根据地，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奔赴东北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吉江省委干部科长、乾安县县委书记、洮安县县委书记、嫩江省委分委宣传部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兼省委青委书记。1949年转入经济部门工作，历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长、秘书长，协助王鹤寿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制定东北“一五”计划和全国“一五”计划。1952年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援华项目，负责民用项目的谈判。1953年回国后负责落实苏联援华钢铁工业建设项目，历任重工业部钢铁局副局长、基建局局长、办公厅主任。1957年后任冶金部部长助理、副部长。1960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物资总局副局长、局长，1964年兼任物资管理部部长，对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和三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70年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协助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领导全国经济工作，被誉为最困难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总调度”。1978年后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1年出任国家经委主任。1988年从国家经济领导工作岗位退下来。他还曾担任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大代表、中共十一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宝华同志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长期工作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卓越领导人，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和教育家。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