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其人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月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在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几与他的学问成正比。

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七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可谓语出惊人。

早期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1912年，弃政从文，埋头国学。

黄侃是有名的孝子。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也就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

黄侃脾气坏，自视高，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惟独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

1935年，黄侃过50岁生日时，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时人称为“黄疯子”的黄侃！

黄侃的为人与治学 

黄侃手书历太鸿诗轴

章门“天王”

黄侃素有章门第一高足之称。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不同的版本，有种说法很有戏剧性——据说一天晚上，章太炎正在民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哗之声，接着从窗外飘进一股难闻的尿骚味，章太炎遂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骂声未止，楼上冲出一青年与他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骂了不久，两人竟然停下来互相攀谈起来，此时楼上的青年才知道对方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两人由此相识。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处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后黄侃叩拜章太炎为师，执弟子礼，受业于章氏，学业精进。章氏门人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其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罗常培上世纪40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魏晋风骨　尤重气节

季刚先生虽不再过问政治，但刚正不阿，尤重气节，坚守革命立场，始终不渝。他在学问上除尊重章太炎外，还非常钦佩刘师培，曾以师礼事之。刘师培为人有才无行，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不久就叛变革命堕落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密探，后来又投靠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大家拥戴袁世凯称帝。到会的人慑于袁世凯的淫威，又碍于刘师培的侍面，彼此面面相觑，默不出声。只有季刚先生怒斥刘师培：“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面去，众人亦随之退场。刘师培原认为季刚先生对自已极为尊重，届时一定会带头捧场，没想到季刚先生坚决反对，弄得他十分狼狈。章太炎知道此事非常称赞，曾有“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可得脱”之语。如此高风亮节实属民族英杰矣。

严谨治学　刻苦求研

黄侃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性格乖癖　嬉笑怒骂诸名家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很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为什么偏叫胡适？而不是叫往哪里去？”胡适十分尴尬。另一次，在宴会上相遇，胡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有些混账王八！”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胡适之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要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是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事见《黄侃传》）

即使对待同门好友，黄侃亦如此。

别具一格育英才

黄侃特立独行的性格也体现在教学方法和选拔弟子上。当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时，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一定要拜师，还指名要他拜黄侃。并对他说，要拜黄侃为师，一定要用红纸包上十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杨伯峻实在不习惯这种老派做法，显得犹豫不决。叔叔便教训他，过去拜师都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诚心，否则谁愿意把自己十年苦读学到的真学问教给你？后来杨伯峻照叔叔教的做了，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事见《黄侃传》）据说这样拜黄侃为师的有十多人，黄侃也认真地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

据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颇能反映黄侃的豁达性格。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