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蹇先艾新近被评为“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蹇老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纪念他，是因为蹇老文品的独特与人格的高尚。他的文品与人格，是那样和谐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成为贵州文化界的一支标杆，垂范后世，永远值得人们去学习与怀念。 
 
      蹇先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名世的。一些人以为蹇先艾的出名，只不过因为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对他称赞过几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这其实是对蹇先艾文学创作活动的不了解。因为鲁迅在这篇“序”中所评价者，还只是蹇先艾1926年以前的创作，那时候，他还不过是一位二十岁的文学青年，此前一年，刚刚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尚在预科求学。

蹇先艾文学创作的鼎盛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从“五四”中期他唱着乡音步入文坛，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位文坛多面手，发表过近百首新诗，出版过散文集《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出版了《朝雾》、《一位英雄》、《还乡集》、《踌躇集》、《酒家》、《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等八个集子及中篇小说《古城儿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青年蹇先艾在30年代还亲自翻译出版过一本《英美短篇小说集》，出版过另一本《国学知识300答问》，足见蹇先艾这一代学人中、西学问根底之深！

蹇先艾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早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他就与同班同学朱大楠、李健吾共同发起成立了“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的“曦社”，并创办了文学刊物《爝火》，在孙伏园、徐志摩相继主编的《晨报副刊》、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以及赵景深主编的天津《新民意报·朝霞》等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新诗。他的《雨晨游龙潭》、《春晓》二诗，曾由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新诗正如诗评家钱光培、向远在1982年出版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一书中所评：“蹇先艾的诗显得典雅，很像是古诗词的新译”，“他虽然用了不少文言词语，但不生癖，不古奥，稍有文字知识的人就能读懂”。

对蹇先艾的散文，最早进行评论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评论家的李健吾，他认为“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蹇先艾“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林非在《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二书中，也称道蹇先艾“撰写的有些描摹人物的小品，显得栩栩如生，很能传神”。

蹇先艾的文学成就当然主要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上。鲁迅的评价已经广为人知：《水葬》“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蹇先艾作品是简朴的”，“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其实在鲁迅之前，蹇先艾小说已经引起了评论家及小说史家的注意，李长之、张寿林、李影心等都专文评介过他的作品。香港的黄河在他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时不但选入了蹇先艾的作品，还在“序”里说：从蹇先艾1928年以后的作品中看，“不论是内容和写作技巧都比前一个时期坚定得多了，表现贵州山区农民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生活，还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认为他在第二个“十年”间所写的作品，如《在贵州道上》、《盐巴客》、《乡间的悲剧》等“在内容方面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写作技巧也达到了一定完美的地步”。蹇先艾文学创作很早就产生过国际影响，早在1929年，他的小说《初秋之夜》就已被前苏联文学界译成俄文，选进了以鲁迅小说为首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解放后，文学史家王瑶的《新文学史稿》以及多种现代文学史对蹇先艾乡土小说仍有论述。从以上事实来看，1948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杰斯将蹇先艾称之为中国“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溢美之辞。

蹇先艾文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于乡土文学风格的追求与坚持。他在乡土文学创作中，以绝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旧贵州这片贫困而苦难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人们。在他笔下涌现出的众多人物，挑夫、马夫、滑竿匠、盐巴客、乞丐、草药贩子、家庭主妇、失业青年、农妇、小职员、女艺人、教员……对于他们的痛苦生活与不幸遭际，作家不仅作了忠实的记录和典型的反映，建构了作家独特的贵州乡土的艺术世界，对他笔下的人物，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作家的良知及其人道的关怀，因而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一些乡土作品，至今也没有失去其艺术的魅力。

蹇老的文品体现着传统的仁爱精神。仁者爱人，实际生活中的蹇老，也是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的仁者。

蹇老的仁爱之心是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亲身感受过的。作为贵州文学界的领军人，尽管年过古稀，开会又占去不少时间，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心存厚道，从无嫉妒他人之心。他不仅为许多作家的新作写“序”，写评介文章，不遗余力地推举“黔军”新人，更为不少业余作者看过书稿，这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蹇老从无怨言。蹇老虽然长期担任贵州文艺界领导职务，但是他并不热衷权力，更不以权谋私，只是想着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他历来主张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既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夜郎自小，自己看不起自己，更不要搞山头。他认为作品才是作家成功与否的最有力的见证。他很有自知之明，常告诫我们不要做他那样的“开会作家”。作为仁者，蹇老有宽容的美德。文革中他虽然深受迫害，但他很少提到自己的事。对参予迫害过他的人，仍能以同事相处。他爱人以德，以德报怨，这就是蹇老最难能可贵、为一般人所不及的地方。蹇老人格的影响力远远地超出了文艺界。因为德高望重，因而成为深受世人敬重的长者。

“力行近乎仁”，正是对文学执著追求的精神。当蹇老在世的时候，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支撑我们认真写作，想使自己变得纯粹和真诚的力量。那些年里，我们生活着，写作着，就因为我们在蹇老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及其写作态度的坐标。而在蹇老身后，今天的人们大概很少再去阅读他当年的作品了，可是人们仍然将他推举为“文化名人”，隆重地纪念他，正足以显示出他的文品的价值及其人格的魅力。在这两方面他所留给我们的人文精神遗产，都同样宝贵，并将永存不朽。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