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山东聊城人，字孟真。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第七世孙，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研究历史语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胡适之先生在《〈傅孟真先生集〉序》里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作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天才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参看2002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四）。

在这短短200多字里，胡先生用了十四个“最”字来称赞傅先生。最难得的是有些品性似是彼此很有些矛盾的，也合并出现在傅先生一个人身上了。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位最聪明、最有办事能力、最有雄才大略的人，却又最天真。

我举几件事，以见傅斯年先生的天真。

1927年左右，时傅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人吵嘴打了架。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我的恩兄何思源（仙槎）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这是我亲自听仙槎大哥说的。罗家伦、何仙槎当时也都是中山大学的教授、系主任或院长。大人物了，还这么天真！

大约1942年左右，我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先生从我们代理主任段锡朋（书贻）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笑着对我说：“我和书贻抢书来，他抢不过我。”说着，笑着，很是得意。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他在重庆，写信给师母俞大采（本文作者系傅斯年先生的学生——编者注）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我还听别人说，等他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平常我们说天真，多少有点和愚昧、傻相近。但傅斯年先生的天真却是和聪明、有才华，雄才大略结合在一块的。有点不太融合，但却是事实。在傅斯年先生身上，天真就是和聪明、才华、雄才大略结合在一起的。

傅先生日常生活中，是极随便、极简朴，极无所挑剔的人。傅师母写他1947年到1948年间在美国治病（高血压），“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那天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在台大当校长），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他去世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作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上面这两段引文，俱见傅师母的《忆孟真》。

不要看他天真，好像幼稚，办起事来，却极果断，有办法。在我比较熟识的北大教授中，傅斯年最是杀伐果断。1946年到1947年间，在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到任之前，他作了一年代理校长。他接收北大时，敌伪时期的教授一个不留。任凭他们怎么闹，就是不留。他给傅师母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先生办事，心明手软。就是不如傅先生。陶希圣先生，人极聪明，想的很多，但遇事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更不如傅先生。傅先生事来了就能果断处理，毫不含糊。

傅斯年是五四出身，是个民主自由主义者。这思想是受胡适之先生的影响，透过胡先生接受西方正统的民主思想，但傅斯年先生留学德国，他有社会主义思想。我曾听他亲口对我说，他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

多年前张政火良（苑峰）教授告诉我，抗战时期，他陪同傅先生入川，在宜昌等候换船。他打扫卫生，在傅先生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资本论》！他作为奇消息告诉我，我也以惊奇消息听着。

人间掩没的奇事，是多着的。一个早年在德国留学多年，又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读读《资本论》也不算什么奇事了。但傅斯年读《资本论》这对研究傅斯年的思想恐怕还算一条有用的资料。

　　（作者：何兹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