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 
 
     陈岱老是我在北大的老师，还是我北大好几位老师的老师。他教我们“经济思想史”，是我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老师。他虽师出名门——美国哈佛大学，但我从师于他数年，从未听到他以此炫耀，甚至未听到他提过自己毕业于哈佛，当然，在极左思潮笼罩的年代，他也从未特意批判哈佛以显示“进步”。钱伯仑(E.H.Chamberlin,1899—1979)、俄林(B.Ohlin 1899—1967)这两位分别以垄断竞争理论和现代外贸理论，于1950-60年代确立了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地位，却原是岱老在192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班的同班同学，曾朝夕切磋，可是岱老在讲课时从未提及他们是同班同学。直到1987年才在美国与麦克拉肯教授一次谈话中听说（后面进一步介绍）。我在校期间曾从其他老师处听说岱老在哈佛学习时曾因成绩优越获奖一把金钥匙。岱老从未提及此事。迨至1980年代末，从岱老嫡传弟子晏智杰同志处知道，晏智杰有一次跟岱老妹妹陈荷闲聊“文革”遭遇时，陈荷告诉他“文革”时岱老也曾一度受冲击，被“红卫兵”抄过家，岱老对身外之物的损失全不介意，只是对失落那把小小金钥匙感到“痛惜”。但他也从未对外人有任何流露。

岱老上世纪20年代在哈佛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是分析美国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多年来政府预算收支情况。以一个中国青年学士，敢于挑战美国地方经济问题，且要赢得美国经济学名流及政府官员的信服，决非易事；况且当时美国的统计制度尚在初建阶段，岱老当年是从州政府的大量原始记录中进行整理并加以分析和评论。这是一项需要胆识、理论功底、缜密整理和分析的艰辛课题。岱老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份论文虽藏于哈佛档案馆，而岱老自留的一份文稿却在抗日战争烽火及长途颠簸中遗失。这毕竟是岱老心悬梦系的一件心事。直至1980年代，岱老过去的一位学生在联合国工作多年，跟岱老取得了联系，岱老托他去哈佛档案馆找找他60年前在哈佛留下的博士论文。他的那位学生很热心，专程从纽约去波士顿（哈佛所在地），费了很大周折，不仅找到了岱老当年论文的原版，而且全部复印了下来，寄给岱老，了却了岱老的一件心事。迨至1988年，晏智杰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领导应出版社要求，拟给岱老出版文集，岱老几经推脱，说他过去几十年发表文章，大多散见在解放前出版的报刊上，不易汇集。晏智杰说，我们可从北大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去找，只须岱老提示线索。岱老感于晏智杰等学生的至诚，才勉强答允出版文集。这时岱老还未提及他的博士论文。只是晏智杰问及要把他的博士论文作为文集的首篇，这时岱才说出他的博士论文失而复得的过程，但为难地表示，这篇论文原版是英文，他也没有精力把它译成中文。晏智杰便自告奋勇表示，他愿负责翻译论文，须岱老指点及审定。这样，岱老才从箱子里取出他珍藏数年的复印件交给晏智杰。陈岱孙文集于1991年出版，岱老60年前精心撰写的博士论文成了文集的首篇。这篇佳作才得以从哈佛馆藏变成祖国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

我1954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经统一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0年由社科院派遣及福特基金资助，进入哈佛做两年访问学者。赴美前，我去岱老家向他辞行。岱老得知我即将赴美进修，而且去哈佛，非常高兴，对我再三叮嘱，体现了父辈式的关怀。我记得最主要是两点，一是哈佛是学术殿堂，什么学派理论都有，他要我在短短两年时期多学多吸收，回国后再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二是要按时回国。我这批是中美之间首批学术交流，首航顺利，以后便成为通途。岱老话语不多，但感人至深。岱老担心我初次出国，会有诸多不便，还亲笔写了一封短信介绍我给在哈佛任教的肖庆伦教授，请他照应我。岱老告诉我，他和肖庆伦教授的父亲肖遽先生是多年好友，肖遽教授虽是中正大学校长，后对蒋介石不满，全国解放时他携全家去美国而不去台湾，不久在美病逝。我一到哈佛，就持岱老的信去找肖庆伦，肖教授夫妇十分热情，一见如故，此后过从甚密，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还值得一提的，我赴美前去岱老家辞行时，问他有什么事我可为他老人家在美国办，他迟疑了一会儿，说他年纪很大了，不能再去看哈佛，但他当年在哈佛的宿舍是“Perkins Hall”18号房间，要我方便的话可到那里看看，若能拍个照片带回更好。为此，我在哈佛曾数次去看了Perkins Hall，但因门户紧锁，只能在外面拍了几张照片，1982年我回国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岱老，岱老高兴地讲外观未变，但我终以未能入室拍照为憾。

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我无意中多少弥补了岱老对哈佛宿舍的怀旧之情。1987年我再应聘到密执安大学做一年的特约研究员。那时，曾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主席的鲍尔·麦克拉肯（Paul MacCracken）也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共午餐。吃饭时，他告诉我，他已安排下月首次访华，想访问一些资深经济学家，希望我给他推荐一些人。我知道麦克拉肯194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我建议他可先会见两位哈佛校友，一位是1920年代毕业的我的恩师陈岱孙，另一位是1940年代毕业的我的好友浦三。两个月后麦克拉肯教授又电话约我吃午餐。一见面，他就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他在北京时拜见了我推荐的两位校友，这二位都热情接待了他，一谈到哈佛，大家都倍感亲切。他特别告诉我，有一件事简直太神奇和难以置信，那就是他跟岱老的会见。麦克拉肯教授告诉我，他比岱老毕业晚20年，他问岱老，他记得钱伯仑、俄林也是1920年代毕业于哈佛，不知岱老比这两位更早或更晚，他惊奇地被告知岱老跟这二位大师同班。他高兴地告诉岱老说你是你们那一班最长寿的校友。更使麦克拉肯意外惊喜的是，他俩先后相隔20年却同住一栋宿舍楼Perkins Hall，而且同住一间房即18号。虽相隔20年，他们谈起房内家俱摆设却丝毫未变。我当时听麦克拉肯娓娓讲述，深受感动，也深受感染。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回忆这些往事，写下这篇短文，以寄托对岱老的无限缅怀之情。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