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4日，我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张中行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被尊为“未名四老”。也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钱钟书、施蜇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

“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09年，张中行生于河北香河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22岁的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张中行先后师从多位名家学者，如熊十力、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并与吕叔湘、叶圣陶等文人学者有过交往。

北大红楼的求学经历，让张中行获益匪浅。他涉猎广泛，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曾参与编辑过《现代佛学》杂志。1949年以后，张中行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

张中行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的学识之渊博，文化界早有公论。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醉心于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有人曾问张中行：“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张中行回答说：“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顺生论》便是张中行哲学著作的代表，它是张中行自认为最费力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有人把它称作“当代中国论语”。书稿酝酿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整个成书过程约40年。

张中行与启功、季羡林等国学大师交往甚密。启功一度称张中行为“老夫子”，说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对于张中行，季羡林曾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并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

张中行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但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被放逐的命运。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达观的性格。学识、阅历、人生，为张中行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这些都厚积薄发，化作他如泉的文思。在散文创作上，张中行直到80岁才“暴得大名”，被称为“文坛老旋风”，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流年碎影》等。张中行文风古朴，大有“五四”遗风，所撰写的杂文一度被称作“新世说新语”。

张中行的文章不拘形式，自然率真。这可以说是张中行散文的最大特色。张中行一生读书万卷，文章视野开阔，纵横捭阖，信笔写来，妙趣横生，不讲章法也许是其散文的最高章法。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季羡林说：“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特色的……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文章，只须读上几段便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性情中人

张中行与老伴李芝銮生有4个女儿，学的都与文学无关，张中行常跟她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在长女张静的印象中，性格温和的父亲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因她从河北医学院放假回来后翻看了妹妹的小人书，“父亲他训了我一顿，‘都是大学生了，还看小人书，多少好书你不看！’他平常不批评我们，但不好好读书就不行。”张静后来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来京看父亲，张中行总对她说：“你呀，要说真话，说实话，给老百姓办实事，别想当官。”啼笑皆非的张静只好回答：“我们不是官，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在女儿们的眼中，父亲张中行平生淡泊，疏于名利。老二张文说：“他最喜欢的是看书、做学问，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还在看《聊斋》，他说要学文言文就要看《聊斋》，读完《聊斋》，文言文也就过关了。”

张中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有一次临时照看一会传达室。期间来了一个人，说找人，具体找谁也没说。张中行就说你等会儿，中午都休息呢。后来传达室的人回来了，那个人说我要找张中行，这个老师傅让我等着。传达室的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张中行先生。那个人听了特别吃惊：哎呀！这就是我要拜访的张老啊！然后又说了很多尊敬的话。张中行回到家里对女儿说，你看这多好，人家把我看成个老师傅。

一次，与张中行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编辑不小心丢失了1000元人民币，自然很沮丧（当时这笔钱不是小数目），众人好心相劝。张中行得知后，拿出500元送上去说：“只当是你丢了500，我丢了500，一个人的不快让两个人分担，不是可以减轻一半吗?”后来这位编辑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转，曾执意要偿还这500元，张中行坚决不收，他说：“这个我不能要，因为是我送你的，不是借你的，假使是借你的，现在你还我就收。这500元我不收。”

他吃饭时从不会把饭粒掉在桌子上，总是吃得干干净净，曾在农村生活过的他深知“粒粒皆辛苦”。张中行平日爱酒，尤好“二锅头”，曾有人因景仰而送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这酒，很不在意地将它随手置于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上得知这样一瓶“人头马”竟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心想“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块”，因而实在难以下口。

在女儿们的印象中，在待人处事方面，父亲非常慷慨。曾有个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没钱买。张中行就非常高兴地把书寄给他了。他总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生活向下看，学问向上看。对于向自己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张中行总是来者不拒，书法还常常自己装裱好了才送人。不但如此，他还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他就把笔硬塞到人家手里，命令他“签”。可是他从来不为4个女儿向别人索墨宝，他自己的字也不给女儿，他说他是天生的左撇子，字写得并不好，但别人向他要，他不能拒绝。

“都市柴门”

“文革”中，张中行吃了不少苦。1968年，张中行开始离开正常工作岗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内扫厕所、干零活。他虽然出身清贫，却被定了个“富农”成分，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张中行挨过批斗。因为他夜里看星星，别人说他是想变天。还有一次在挑水的时候，他把水桶掉到井里了，没捞上来，被认为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喜欢唐诗宋词，不钻研“红宝书”，为此又挨了批。

1971年5月底，张中行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就接到命令，要他回河北香河老家。此时，老家早就没地方住了，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离开北京的，但是张中行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命令，一个人回到了香河。那时，张中行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老家并不要求他干活，但他出门捡了粪就送到生产队积肥。张中行一个人住在老家，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张中行还写了不少诗词。他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把整个人生都看得透，不管有什么状况都能接受和顺应。张中行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工资，回香河以后就没有了。按照那时的政策，摄氏4度是一个界限，只要气温低于4度，他就能回北京。张中行每次回来，女儿张文都要抓紧去办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有效期只有三个月，要是到期了，必须当天去续。

1978年，张中行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张中行和老伴李芝銮长年借住二女儿张文家，直到1994年他85岁时才分到一套三居室房子。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张中行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取名“都市柴门”。他告诉来贺乔迁之喜的友人：“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全楼一百多户，没装修的仅我一家。”“那地面若是变得软腾腾的（铺了地毯），那墙壁、屋顶若是变得亮星星的（安了吊灯），怕是白日写不出文章，睡觉梦不见周公。”

张中行的家具很简单，桌椅板凳都是旧的，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门厅里有一个老式挂钟。张中行说：“这钟要每7天上一次弦，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张中行兼作书房的卧室中堆满了书。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乾隆时期的砚台，还有文稿、笔等。一把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买的藤椅，已发黄变黑，许多地方都缠绕着绳子。这些年来，张中行就是坐在这张藤椅上，写下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政治、对人生和对百姓深刻思考。

“青春之歌”

曾有记者问张中行，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男女之情。记者再问，那对于一个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还是男女之情。在《流年碎影》一书中，张中行写道：“什么样的女人是我的心上人，就是在我临终的时候执手相看泪眼的那一刻，那一个就是。”

在张中行的婚姻世界中，有过3位女性。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的他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

张中行为外界关注的，还有他与杨沫的一段感情。193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张中行与小他5岁的杨沫相识。杨沫当时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谋独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让她去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张中行回忆，杨沫“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在杨沫的心目中，张中行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之后，二人鸿雁往来，产生了感情。1932年春，杨沫回到北京，张中行开始和她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同居。那时，他俩全靠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日子自然过得清苦。

尽管如此，这段日子还是给杨沫带来了许多快乐。张中行有学问，他经常给杨沫写诗，这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贫寒带来的缺憾。张中行曾写给杨沫一首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这首诗，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但杨沫是一个新女性，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杨沫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分手，但杨沫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据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说：“有时候，母亲也想跟爱人张中行谈谈国家大事，可话不投机。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张中行与杨沫的这段恋情维系了4年多，到1936年，二人劳燕分飞。张中行和杨沫曾经生有一个男孩，孩子寄养在农村，一岁多时死于白喉病。张中行与杨沫分手时，杨沫已经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她就是女儿徐然。徐然一直到“文革”中、40多岁时才知道她的亲生父亲是张中行。1978年，徐然给张中行写信，张中行很快回了信，父女俩还在一起吃过饭。徐然现年近70岁，在美国跟女儿住在一起。她听到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伤心地哭了一场。

杨沫曾在一份材料中说：“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就不断吵架。”

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杨沫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是个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杨沫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舆论认为其中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却是“没有在意”，最多只说“杨沫糊涂”。有人劝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张中行曾对人说：“大家都知道《青春之歌》里那丑化的余某是指我，其实我并没有很在意。那个时代的小说教程就是那样，人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其实人不能这样简单地分成两类。她曾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了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就不会这样写。至于我对她的看法都写到《流年碎影》中了，你去看书就明白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张中行对杨沫有怨恨，但更多的却是怀念和谅解。“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后来看到这个材料大为诧异，沉默良久说：“没想到他会这样。”

杨沫对张中行，也由怨恨转变为理解。杨沫去世后，其子女曾请张中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的拒绝。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打电话给张中行，问他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在张中行的心中，今日杨沫早已不复往昔。曾经有一次，张中行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添衣问老妻

在和杨沫分手后，1936年12月，张中行与李芝銮结婚。李芝銮是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他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中行一直叫她为“姐”，两人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张中行曾经说过：“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

在冬天，张中行好像穿得挺单薄，遇有人问冷不冷时，他总是一手掀起外套衣襟，一手拉出里面的小袄：“我还穿着棉袄呢!”棉袄很合身，显然出自李芝銮之手。据名记者唐师曾回忆：“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开车送张中老回家，途中遇雨，大地颇有寒意。我体弱最怕感冒，故而关心张中老冷不冷。张中老口占五言律诗一首，无奈我资质愚钝，古文功底尤差，故只听懂一句：‘添衣问老妻。’见我迷惑，张中老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态度安详，语气平缓，可远比我知道的某些革命者的慷慨陈辞更令人心动。车到张中老楼下，他仍不急着下车，扭过脸来问我：‘唐老鸭，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年龄比男人长5岁，你知道为什么吗?’面对国学大师一对炯炯目光，我惭然称不知。‘为的是能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据张中行女儿们回忆，“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父亲，说母亲在医院里。不久前父亲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编辑：碧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