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那毕竟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华儿女毕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贡献回顾

在苏联毁约停援后，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1960年，我国自己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

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郭永怀是1961年左右和王淦昌一起来到221厂的，那时候将军楼还没有盖好，他就和王淦昌一起在帐篷里搞科研。据说那顶帐篷还是李觉将军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从青海221厂赴北京汇报核武器研制重大线索。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失去了平衡，偏离降落跑道，扎进1公里外的玉米地中并起火。

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像往常一样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事后，据王淦昌回忆，那次他和郭永怀都要回京，他在将军楼前和郭永怀分别时，曾商定自己乘坐火车，郭乘坐飞机，不想却从此阴阳两隔。

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郭永怀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试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郭永怀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