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泰斗、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昨晨因病辞世，享年81岁。

“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考古不能做过多的推测，因为考古学在新的证据下随时可以更改，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

——这是考古界泰斗、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去年针对所谓“曹操墓”对东方早报说下的一段话。

徐苹芳，考古学家，山东招远人，于1930年10月4日生于济南。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次年转入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后徐苹芳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86年至1987年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考古系鲁斯（Lucc）基金访问教授。1999年受聘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为客座教授。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也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

中国考古界泰斗徐苹芳先生，于2011年5月22日因病去世，终年81岁。一些考古学者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徐先生身上很有一种考古学界老派学人的精神”，敢于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话直说的老派考古学者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最早的专修考古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自1956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并多有建树。他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还发表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的意见。近年来，他还多次主持过每年一届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曾亲得徐苹芳先生授业。在得知徐苹芳去世的消息后，他在接听早报记者电话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什么也说不成，因为我要处理好多事情，就是徐先生的事情。”

工作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范佳翎在读书时并没有机会得到徐先生的亲自传授，但在工作中与徐先生的泛泛之交就已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了：“在‘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跟他有一次接触，感觉他很敢说出自己的声音。如对于哪些地点能算进去申遗，哪些地点不能算进去申遗，虽然都几乎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他仍然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我觉得徐先生身上很有一种考古学界老派学人的精神。”

在考古学界，徐苹芳先生确实是以敢说心里话出名的人物。当曹操墓真伪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之际，徐苹芳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CCTV直播所谓曹操墓第二次发掘后接受东方早报专访，以大量的证据断言，“西高穴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不能做过多的推测，因为考古学在新的证据下随时可以更改，考古不能与别的什么挂钩，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学术，而不是被别的东西牵着走，这很可悲！”

晚年仍在关心考古新动态

“刚才跟学术界泰斗（徐苹芳）通了个电话，那个战战兢兢啊，讲完了一头汗。他表示要看我的博士论文，我又激动又恐惧，怕我的破论文把80岁的老爷子气出一个好歹怎么办。”这是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某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校友于两个月前在微博上的留言，或许也能透露出徐苹芳先生的治学态度：不仅对后辈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而且永远充满了好奇心、保持着求知欲。

事实上，那篇论文是关于“克拉克瓷”的，所谓“克拉克瓷”是一种不值钱但是颇有研究价值的外销瓷，据说，徐苹芳先生“最近对克拉克瓷很感兴趣”，可惜我们现在无缘就此听到他的见解了。

徐苹芳近年来一直反思考古学术界，他曾认为，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作者 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