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浸泡在天空里。

我走在前往朗润园的路途中。

衣着考究的人们在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地方争吵。

这边厢，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疲软征兆。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宣称，房屋和信贷泡沫双双破裂，美国经济陷入了七年内第二次泡沫后衰退时期，步了2001-2002年科技网络泡沫破裂带来经济衰退的后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却强调，尽管2007年8月份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形势持续恶化，但到2008年晚些时候，美国经济形势可能会有所改善。他指出，美元疲软和其他地区经济强劲增长促进了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出口增长将是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同时个人收入增加也有助于个人消费开支的扩大。

那边厢，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李明博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第17届总统。这个昔日靠收废品完成学业、如今被称为最富有的新总统誓志的要点是“复苏陷入危机的韩国经济”。在卢武铉执政的过去五年里，保持年均4.5%良性增长的韩国经济被诟病为，低于以前的增长速度，低于其他亚洲主要国家（不包括日本），相对而言出现了滑坡。劳动力成本上升、房地产价格上涨、石油和商品价格上涨等等，这些工业化国家都曾出现过的问题，正在韩国上演。

书香弥散在小屋里。

我坐在了朗润园的阁楼中。

那是北大国际商学院助理院长张黎的办公室。

“马歇尔讲座传递了一个信息……”张教授明亮的话语，让我看到了淙淙流畅的小溪，滚滚露珠的绿荷，依依绕岸的杨柳，孜孜求索的学子，在朗润园外，在未名湖畔，在博雅塔上，在图书馆里。

大洋彼岸，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那一个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地方，自1946年开讲以来，先后登上讲坛的60位经济学家中，有14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2006年的Eric S. Maskin。这一回，从这个享誉世界的讲坛上，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林毅夫的声音。

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那个充满中文魅力的浑厚的男中音，毫无预约地跟2004年夏季的一个声音遥相呼应——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在中国杭州说，林毅夫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不是我的追求，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么多新问题、新现象的了解，了解后提出解释，能够帮助自己了解也帮助别人了解。”回国后，林毅夫坦然地对闻讯而来的北大新闻网记者说，“得不得‘诺奖’取诸于人，了解不了解取诸于己，我关心的是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这个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也就越大。而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提出理论解释现象时，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当英国是世界最强最大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强最大的经济时，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转移到了美国。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也将迎来经济学大师辈出时代。”

此时此刻，在那些或远或近的地方，人们一直焦灼不安，因为他们的经济运行总是起起落落，难以确定。而中国经济，却一直高歌猛进，一枝独秀：2003年-2006年，每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10.1%、10.4%和11.1%；2007年前三个季度增长率更是高达11.5%，预计全年的增速也将超过11.5%，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也持续增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基金展望认为，2007年中国可望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经济转型时，主流经济学界经常用的一个形象比喻是‘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但是，这要看这条沟坎有多宽、多深，如果是一条小水沟，确实应该一步跨过。如果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想一步跨过，必然会掉到沟底。中国采用双轨渐进的方式，逐渐把沟坎填窄、填平，最后才一步跨过，比一开始就想一步跨过的方式好。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主流的理论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苏东采用的‘休克疗法’就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国家的转型要成功，必须把原来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同时消除，彻底市场化、私有化、保持政府预算平衡等。主张这种思潮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邓小平领导下所推动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不是经济崩溃就是长期停滞，而中国的经济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华盛顿共识’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转型前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以及各种干预扭曲实际上内生于保护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书桌安放在教室里。

我穿行在朗润园的亭榭间。

这座北京大学最具有园林气质的四进园林，被誉为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一个非官方的经济决策机构。既了解中国商业环境和经济发展态势、又熟悉跨国经营操作规范的高级经理人，也在这里成长。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品味、负社会责任的一大批企业家，也在这里出入。

此时此刻，有几人会想到这里一度荒草丛生？有几人会想到当中华积贫积弱之际，如这王府一般的繁华总被雨打风吹了去？只有这恢复了古色古香的建筑和门口两头还算雄壮的石头狮子，依然在地默默地诉说着，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和道光末年恭亲王们当年在这里的奢靡的生活起居。

如今，这一派门庭若市的景象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已然清晰可见。

呼吸着雕梁画栋的厚重的历史，我的脑海中闪现着一个经典的微笑，一个男人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微笑。那个55岁的男人，那个集教育家、经济学家、官方智囊、社会活动家和名士等美称于一身的男人，最喜欢的是经济学家。

那个出身中国台湾宜兰的男人，有着迥异的身份角色，传奇的人生履历，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行列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欺侮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面对香港《亚洲周刊》等杂志的采访，他道出了当年自金门游过海峡来到大陆的动机。

与此一脉相承，1987年，他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那时侯，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回国的更是少之又少，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的理由首先是，立志做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看好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前景；其次为，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和未来。

这并不奇怪，熟知他的人说，他穷其一生而不停歇的动力，离不开担当社会责任的儒家情怀；与此同时，他总是把握内部逻辑的一致，以及逻辑推论和经验事实的一致。

他为人称道的除了悟性，更有勤奋。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忙于经济学论文写作，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因此，接触过他的人常常免不了感叹一番，“他的体力非常人可比”。他说，“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我总是留意到他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精神抖擞，根根直立，挺拔昂扬的短发。

他就是林毅夫。

编辑：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