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4 信息来源: 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
文字:韩毓海| 编辑:燕元 | 责编:安宁《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理论通识课讲稿结集。从2017年起,韩老师在北大以小班教学的方式开设通识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导读”,从中国现实出发,选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黑格尔、马克思、熊彼特等十多位西方重要思想家的经典著作进行讲解,深受学生欢迎。北京大学副校长任羽中为本书作序说:“这些年,北大建设了几百门通识课,‘大学小课’显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门。中文系的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资本主义金融问题,到底讲得怎么样,难道不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吗?韩老师开了一门跨越几千年,从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想史再到经济思想史的跨时空跨领域的课,这就是北大的气度。他在北大师生中有好些知音,我也盼望,这本书能为他赢得更多知音,韩老师的'心事',要有人听。”
以下是本书《缘起》。
《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
韩毓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记得:2014年5月4日上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汇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时,讲到了要开展“小班教学”。
开展“小班教学”的意思是:只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学术前沿的课程,只要目前世界一流大学有的基础课、前沿课,我们都要争取开,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我们也支持教授开课。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这门课,就符合这样的原则,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课,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纽约大学都有这个课,只不过他们那是开大课,而不是小班教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这样讲道: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由此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峰,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讲马克思主义。
自2017年第一学期起,我开始在北大开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开课的理由,就是从问题出发,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门选修课,采用的是小班教学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所以,把它称作“大学小课”。
说到“西学”,我想起较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严复的话。在《天演论》中,严复说:“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
所谓“从问题出发”,首先就是从严复所提出的“西学绝大关键”出发。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西方自1500年以降的兴起,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是其力量(特别是军事暴力)优势所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它描述为西方在“科学”与“资本”这两个主要方面的优势之确立。而在严复以来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优势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长期“进化”所造成的结果,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完成这样的“进化”,以变“落后”为“进步”。
严复还认为,人类的一切进化,皆可归结为人脑的进化。他甚至认为西方的人脑已经进化了七成,“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而西方人脑之进化,一体现为科学,一体现为资本。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由六部分构成,除了谈科学与道德之外,其中第四部分叫《资本——劳动之母》。不知为什么,严复的《天演论》对赫胥黎著作里这最重要的一部分,却只字未提。
为什么严复把进化理解为人脑之进化?
实际上,“科学”与“资本”的兴起,基于相同的人类行为偏好,即把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的所有感性活动(劳动与生活),对象化为人脑的理性活动(这是马克思反复指出的)。资本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基于共同的前提,众所周知,是笛卡尔最早揭示了这一前提。他把代数、几何、逻辑融合为一体,使数字能够在逻辑的前提下转化为图像,这就是“数字成像”技术的起源。简单地说,所谓“人脑的进化”,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此乃一切“科学思维”之基础,而所谓资本,无非就是在财富的意义上理性化了的全部自然与人类的感性活动。
《天演论》
而对我来说,“从问题出发”的更为关键的一点,则在于搞明白:“进化”与“进步”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以为,这乃是我们研究西学时必须时刻放在心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
进化,这是人类生存斗争的方式。从进化的角度看,科学与资本乃是现代人类生存斗争的最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最早为西方所掌握。也正是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与资本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反道德的,因为它是“非道德的”。
而进步,则是指人类的生存斗争与人类的伦理追求之间的矛盾。进步,简而言之,是指将生存斗争置于人类的伦理底线所能忍受的范围之内,而只有在自然人与伦理人之间的矛盾之中,我们才能去思考什么是“进步”,从而努力超越“进化”。
从伦理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生存斗争,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微妙区别,它决定了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特角度,甚至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斗争的,而这就意味着从“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进化”。
资本是人类生存斗争—进化的重要方式,问题在于,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进化,而不是简单地、单向度地把这种生存斗争的进化方式,理解为“进步”。
我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去观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诸君事先交代的基本立场。
课程的讲授者不应隐瞒自己的立场,但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一门课,总要有纲,有线索。最简要地概括这门课的讲解线索,那就是:不仅描述了西方学术自欧洲向美国的转变,而且,也解释了这种转变的实质——从自由劳动的共同体,向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变。
黑格尔把现代历史理解为劳动的主体性的构建,或者说,通过劳动构建现代主体性的过程。在黑格尔劳动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则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从而展示了现代世界的另外一幅画卷。在《资本论》中,他揭示了无产阶级的被剥夺(当“劳动价值”被古典经济学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农民的失地(从亨利八世剥夺教会土地开始),残酷的殖民主义(从1492年开始),以及高利贷转变为合法的信贷(这是路德新教改革的实质)。他不仅区分了劳动与异化劳动,而且区分了经济活动与资本、信贷(即他所谓“货殖”)。马克思认为,这种区别如此古老和经典,以至于在《资本论》中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说明它: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商品交易……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
”换句话说,自马克思开始,分析经济与社会,就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劳动”出发,甚至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经济”出发了,分析19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必须从资本和信贷出发。
如果说,黑格尔完成了欧洲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则率先揭示了这一体系的瓦解与转变。因此,如果我们以黑格尔、马克思为界,向前追溯西方学术的历史,那就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而如果向后观察其变异,那主要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壤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
(从左至右)黑格尔和马克思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的主题是劳动;在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主题是资本和信贷。离开了资本,离开了信贷,离开了从劳动到资本与信贷的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欧洲革命的失败,也就不能准确地观察美国统治的世界。
关于黑格尔的劳动共同体,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的革命所开启的现代性,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
经济思想的转变,是欧洲大革命转变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大革命,其实早在1815年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时就已经失败了,而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黑格尔的劳动共同体就已经瓦解了,在这里,被终结的不是统治的历史,而是革命的历史。神圣同盟即大国联盟,就是靠信贷打垮了拿破仑、打垮了法国,打垮了欧洲的革命。于是,马克思说,在这番历史的漫画里,“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
克劳塞维茨作为普鲁士援军的一员,参与了滑铁卢战役,在滑铁卢,正是他担任参谋的普鲁士援军,给了拿破仑最后致命的一击。这场伟大的事变,使他思考战争与政治、战争与人民、战争与艺术,即从军事、教育与命运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从战争的角度去思考历史。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写《战争论》。我们的课程里会讲到他。
维克多·雨果曾经凭吊了滑铁卢的旧战场,在《悲惨世界》中,他这样写道:
“假使我们从最高处观察问题,就可以看出滑铁卢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胜利。是欧洲反抗法国,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反抗巴黎,是现状反抗创举,是通过1815年3月20日向1789年7月14日进行的打击,是王国集团对法兰西不可驯服的运动的颠覆。总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扑灭这个爆发了二十六年的强大民族。是不伦瑞克、纳索、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哈布斯堡和波旁的联盟。滑铁卢是神权的伥鬼。的确,帝国既然专制,由于事物的自然反应,王国就必然是自由的了,因而有种不称心的立宪制度从滑铁卢产生出来了,使战胜者大为懊丧。那是因为革命的力量不可能受到真正的挫败,天理如此,绝无幸免,革命力量迟早总要抬头。”
1847年12月11日,就在滑铁卢咫尺之遥的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开始思考与过去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新的形式的伟大斗争。
知彼是为了知己。不能知彼,则不能知己。开这门课的目的,当然不是照搬西方大学的基础课,而是以西方道路为比较,以第三世界的道路为参照。这门课的实际上的目的,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它的落脚点是中国道路。
这门课是从问题出发的,是从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包括如何从“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进化”(生存斗争意义上的“发展”)。
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土地信贷驱动(房地产)向着高质量产业驱动的转变,我们开展了西方教科书中前所未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扶贫,它不仅诉诸“共同富裕”的信念,更从基层稳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变革推动了世界的转变,“一带一路”重新塑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系列伟大的转变、伟大的实践,需要理论创新的引领,时代要求我们说出一些新话,想出一些新思路。自然,说新话、干新事难,想新事也很难,新的实践总是在与旧话、旧事、旧思路的复杂反复纠缠中艰难突围的,因为我不是旁观者,不是躺平的人,因此,感到办事之难、转变之难,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门课自开设以来,其间没有得到多少赞和(这主要是因为它不在“绩点必修课”范围之内)——这本不足以使我失落;但却得到了个别的反对,比如说:大学生必须好好读教材、教科书,只有熟悉教材教科书,才能顺利考试过关,才能混绩点。要想了解西方,了解黑格尔,了解马克思,看看教科书就行了,何必当真,何必求根问底?
还有:中文系的师生,何以放着亲师们编印的伟大教材不读、不学,而去读什么经典?何必去读什么《资本论》《论犹太人问题》?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岂不是自己的地没种好,反去浇别人的庄稼?西方经典有什么用,难道黑格尔、马克思能帮你答辩论文,推荐你找工作吗?
这反对使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因为在北大讲课,有人非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一个教师,他在北大所能获得的最大支持就是:并不因为有人反对,这门课就必须禁止,恰恰相反,这或许正说明了开这门课的价值。据说,这个规矩是蔡元培定下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个规矩,陈独秀就不能在北大宣传新文化,鲁迅就不能在北大开“中国小说史”,梁漱溟就不能在北大讲佛学,李大钊就不能在北大讲马克思主义。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作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
这门课已经讲了七年,听课的人虽不多,但来者全凭兴趣,可谓“自生自发”;在我则是只有提纲,并没有讲义,更没有形成教材、传之后世的打算,因此可谓“自生自灭”。
郭晓琳老师这学期来听课,临近期末,忽然发来了整理好的部分听课笔记。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读起来使我感动到了内疚。这些散漫之论,本不值得她如此劳心费力整理成文字的,但她触发了我的初心。所谓初心,也就是以学问报答亲友,报答读者,报答青年,报答北大乃至人民的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的书,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文字是可以出版的,于是事情就搁置在那里,于今已经一年。现在孔令燕同志说,这些讲课的内容也是可以的,但我有自知之明——这些内容主要是讲经济的,与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关系不大,倘贸然出版,恐是于今天的纯文学大不利,如果引起文学门阀们的不快,对今天的文学场造成破坏,乃至造成损失,这绝然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孔令燕同志似乎不顾这些。她的理由是,马克思是莎士比亚的知音,熊彼特也说过写经济史要参照文学史的写法,我们的文学是为人民的,经济学难道就不为人民了吗?
她这一问,也问到了我写书、教课的初心。
其实,我的同事总是问我:你点灯熬油,把自己熬得满头飞雪,你每天这么干,有什么意义?你快乐吗?
我想说,我这么干,当然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戴帽子”。我这么干,简单说就是为了报恩。我这辈子,受纳的恩情实在太多了。
我们置身于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里,在“内卷”中完成着知识与自身的“进化”。至于这种“进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进步”,则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想说明的是:使得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冒险去阅读经济学的理由,不在于浪漫的空想,而恰恰在于怎样从伦理的角度去反思这个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这并非“自作多情”,而正是一种冷静的态度。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上海访问鲁迅故居,因为没有钱买回程的火车票,汾阳路上的一位宾馆服务员,给了我十块钱,没有打借条。两年前,一个萍水相逢的兄弟,为了救我父亲,在疫情之下,一夜开车一千里,送我进北京。我二十二岁时,北大研究生招生办的李俊杰老师,给我这个陌生的外地考生,买了一盒北大的午餐,还安排我睡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吃饱了,他突然告诉我:“你的英语考了八十六分,这可是很高的分数,小伙子,你不简单。”
那天,我离开李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永远地离开了他——李老师不久就去世了。想来,也是那天,离开李老师的办公室后,我在北大东门外,突发奇想,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来北京看病的老大娘,而那个大娘告诉我一句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后来,每当我走过李俊杰老师工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老大娘的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好地方应该是天堂吧!忘记了谁说过,读人类伟大的经典著作,你会听到造物主在天堂哭泣;又忘记了谁说过,每当想起马克思的形象,就仿佛看到造物主化装成一个乞丐来到人间,向我们伸出他的手,悲恸地说: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又使我想起,2008年冬天,我在百老汇看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的音乐剧《悲惨世界》,这也是西方经典和保留剧目。其中马吕斯唱道:“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幽灵在窗外走过,地板上还有幽灵的倒影,朋友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那一刻,我痛彻心扉,但却又感到无话可说。
雨果曾经说过:“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称它为进步就是;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管它叫明天就是。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并且从今天起它已开始了。而且很奇怪,它从来不会不达到目的。”
后来,每当我走进红楼,走进诸如杨家沟十二月会议的窑洞,乃至走进西柏坡那个由伙房临时改成的会议室,这歌声似乎总是自天而降:
“他们在这里讲述革命的奇迹,他们在这里点燃火炬,在这里,他们唱着明天的歌,而明天,却永远不会来临。
从角落的桌子,他们眺望了新世界的诞生,我听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新世界歌唱,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
到了我这个岁数,许多事情其实不必再做,更不必拼命去做,写书并没有那样重要,多写不如少写——这些道理我也懂。但对我来说,有些事情不做,总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心。
我不能战胜自己的心。所以,有人说,你事多,因为你心软;你命苦,是因为心事太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幽灵在窗外走过,地板上还有幽灵的倒影,朋友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虽然名曰“大学小课”,其实,这里面没有多少学问,也许就是因为很寂寞,就想与大家说说心事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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