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春早，花树争发。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花城文学院联合承办的《陈晓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路径”学术研讨会于3月25日在广州举办。

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传媒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本书作者、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及来自省内外文学创作与评论界近30位专家，共聚花城，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地打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集中精力做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理论建构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今天是《陈晓明文集》的新书发布会，我和晓明老师已经是30多年的朋友了，对我来说，他是兄长也是老师，也是朋友，所以当我想到要参加《陈晓明文集》的发布会时，当我看到晓明老师的文集八卷摆在这里，我真实的第一想法是“晓明老师，你也有今天”。

因为当我刚刚认识晓明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是远远的，如同看到从天山上下来的“剑客”，晓明老师是鲜衣怒马闯荡江湖，四处挑战，无边的挑战，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他在大地上漫游，展开他的理论漫游，理论冒险，理论的探险和创造，既是侠客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活跃的批评家，他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成就，凝结为这八卷著作。

我为什么说“你也有今日”？这八卷在这个过程中，也变成了我们很多人的出发地，也变成很多后来者要面对和挑战的“巍峨建筑”，这就是一个学者、理论家、评论家，一个成功的学者、理论家、评论家，必然要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包括我自己，对晓明老师充满了敬意和感激，这种敬意和感激，不是个人关系意义上的，而是说在中国文学自80年代到90年代到新世纪，一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中，晓明老师好像我们在认识文学现象、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与人（自我）的关系时，晓明老师好像我们的数学家，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的算法，也许我很多时候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对他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我都受了他的影响，都接受了他的“算法”，所以我想我们的评论家很多，学者很多，真的能对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文学意识产生真正的影响，提供算法的学者凤毛麟角，晓明老师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一位。

所以我不仅在此向晓明老师表达个人的敬意，也要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陈晓明文集》的出版表示祝贺。今天开会还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路径”问题，从《陈晓明文集》引出这个问题，也是正当其时。百年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中国化、现代化，曲折艰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在中国文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地回应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过程，中国文学创作上、理论上，与自身的传统对话，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规划，也与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理论资源对话。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也正在形成中国独具特色、深深扎根于中国百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之中的宽阔的文学理论，丰厚的理论资源和创作资源。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新时代我们是可以拿出立足中国经验基础上的，放到世界上去的文学理论成果和新的文学话语建构。这方面晓明老师的探索和成就，既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启示。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这是我们的成果，也是我们由此出发前进的地方。

我昨天还开玩笑说，晓明老师还不老，现在已经出了《陈晓明文集》八卷之多，恐怕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得准备以后出第九卷、第十卷，我相信也坚信后面写出来的第九卷、第十卷，一定更精彩。而且我作为朋友、作为个人，我记得我几年前就劝过晓明老师，以后不要再写那些具体的评论，不要干那些消耗你精力的事，集中精力做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理论建构，写出我们期待于你的真正大的东西。

把全球现代视野和中国当下文学实践相结合

潘凯雄（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我们今天的学术研讨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文学路径”，何为现代化视域，实际上在强调理论大的视野，“中国式”就是你立足的地方。但如果过于讲中国式，而跟现在没有关系，那是自我孤立，是脱离世界发展、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陈晓明文集》紧紧抓住了这两点。

我在出版界工作过十年，深知出版编辑一套文集背后的甘苦，绝不是把作者过去作品的集合，在编辑文集过程中，是作者和出版方对自己过往创作后续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晓明一道完成八卷文集的出版，本身是很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八卷文集，不是陈晓明30多年来研究的全部，后面有晓明著作的集合和选择。晓明一共出版了28本书，我没有全部看过，但是我相信可能有极少部分的重叠，28本书八卷本文集是囊括不进来的，虽然不是他的全部，也的确收录了晓明这30多年学术研究主要的轨迹。

晓明30多年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文学教育，在文集里，我至少有三点感觉：第一，晓明和他这一代一起成长起来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高校中文教育结构性作用的人之一。我记得我70年代末进入高校时，我们中文教育是现当代文学虽然有课，但是在学校里面是没有地位的，那时候高校充满了厚古薄今，那时候高校中文系教育，现当代是无学的，是厚古薄今的氛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过这一两代学者的努力，现当代文学在高校文学的地位已经无需讨论了。我想现在这样一个观念，在我们高校里面，应该是被彻底扭过来了。

第二，在整体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倾向，我们做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有两张皮，做理论研究的，很多人对作品的批评脱离作品实际，把这样一个作品作为他自己研究的证据，做批评实践的，确实不少又过于就作品说作品，在他对作品的理论和感悟后缺乏一定的学术支撑，理论对作品理论的理解是有一些脱离实际的。

晓明的八卷本以及28本著作，有的明显偏重某一类学术研究，但是大部分他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际上是紧密沟通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对某一些作品的解读，他有他的道理，不是生搬硬套的，这也是一个学风问题，也是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晓明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典型的。直到目前为止，做理论研究的不研究具体文本，有一些搞批评的，背后没有一定的理论支持，这样的一种现象，比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依然还有。晓明从他学术起步开始，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得非常有特点。

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和中国本土立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

作为一个学者，不管做理论还是当代文学，世界眼光非常重要，我们强调文学的世界性，当然也是强调文学批评理论的世界性，没有世界性，我们做好自己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陈晓明就具有这种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但同时兼具本土立场。陈晓明教授宽阔的学术视野，对小说、诗歌、影视都有给予热切关注。这个学术视野使得他的文学评论有多种参照，就不仅仅是小说或者文学批评。

晓明的著作，我非常熟悉，每一本晓明都送给我，他的主要著作、重要著作，我都写过文章，或者说是学习体会。我总体感觉：一是晓明从事学术活动以来的世界眼光。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读黑格尔，那时候没有书读，他读黑格尔，这个选择证明了他的起点。黑格尔当时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他的硕士论文，当时成为一段佳话，去答辩的人没有人能读懂，后来我们文学所的钱中文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看了后给予高度的肯定，并且希望陈晓明去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后来考上到社科院来读博士学习了。

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不管做理论还是当代文学，世界眼光非常重要，我们强调文学的世界性，当然也是强调文学批评理论的世界性，没有世界性，我们做好自己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学的联合国现在欣欣向荣，很多事情在文学联合国里面很快能达成共识，这是什么意思？文学现在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公约数，文学是能够通约的，文学是有普遍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没有世界的眼光，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很快会出问题，我们题目是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的文学路径，这个题目和晓明的关系甚大，什么是现代性？像英国左派领袖导师吉登斯等人，他们对现代化解释非常不一样，无一例外西方缔造了现代性，我们回忆西方缔造现代性过程中，产生中国的现代性，没有世界的眼光怎么回应现代性。

第二点，他的本土立场，很多人认为晓明就是学西洋理论的，就是西方中心论那一套。这是不对的，如果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就知道，晓明非常鲜明地立在中国立场上，他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地方性，对地方性知识的肯定，对乡土中国的关注，这就是对中国文学经验的肯定，这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肯定“在地性”的时候，晓明对当下中国文学，对100年、70年、40年和近2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首先持肯定态度，用批评界的话来说，晓明我们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唱颂派”，对当代文学我们首先肯定它。

很多人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比较，这是不能比较的，古代文学已经完成了经典化和历史化的过程，现代文学大体也完成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它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还没有完成，你随便去否定它，你有什么根据？今后当代文学会出现无数经典著作和伟大的作品。现代文学可以建构起一部伟大的文学史，当代文学不能一直叫当代文学，我们可以再去讨论。对当下文学的肯定，是陈晓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一点我是非常赞赏的。

第三，晓明宽阔的学术视野，对小说、诗歌、影视都在关注，对各种艺术门类，只要和文学艺术有关，只要和文学批评有关各种艺术门类，他都给予热切的关注。这个眼光就是他的文学评论有多种参照，不仅仅是小说或者文学批评，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学习的。

1993年对晓明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发表两部作品，一个是《无边的挑战》，一个是《本文的审美结构》，后者也差点成为它的博士论文（它们完成了晓明读博士期间，出版于1993年）。后来他决定以写“解构主义”作为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解构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这对晓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部作品是90年代初期时，第一次对西方审美理论、后现代的理论作出一些总结和阐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晓明的学术抱负，80年代末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先生当时到中国社科学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讲座，他谈到法国请中国学界参加世界哲学年会，年会讨论主题是关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但学界无人回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一个人都派不出去，当时少有人懂德里达。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晓明，他发誓要读懂德里达，十几年后，《德里达的底线》出版了，获得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成果一等奖，在北大有哲学系、历史学系、外语系、文学系，能够获一等奖，对晓明的肯定，无需再表达了。这些都表明晓明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今天，对学术研究有着宏大的抱负。

给晓明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是他年轻时的著作《无边的挑战》，他是孤军奋战，一个人面对庞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阐释，当然，当时还有多个同道，总体看晓明面对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阐释还是孤军深入。这是有巨大学术担当和学术能力的事。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晓明在很多书里面，前言后记里都写过。从现代派理论、后现代派戏理论、存在主义理论，海德格尔，一直到德里达，真的如数家珍。但是他新批评的功夫无人能抵。

关于他的《众妙之门》（现在收录文集为第6卷更名为《小说的内与外》）我曾经写过1.5万字的评论，细数新批评文本细读的理论家，对于文本的分析，那本书可以作为教科书。晓明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批评作出巨大的贡献，应该说是一个时代的表现。

陈晓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学者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

陈晓明的学术建树是全面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在各个领域都是卓有建树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又是一个文学史学家。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他把西方现代的思想、方法引入到当代文学批评，可以说就是一种理论的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所谓批评的理论化，不是将一种现成的理论，生硬套到批评实践中，而是强调在批评实践中，生成一种理论，批评要变成生产意义的实践，这一点在晓明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从80年代开始一起做文学批评，我也是80年代就进入文艺报，直接进入文学现场，感受到文学批评非常活跃，同时也感到我们的文学批评是缺乏强大理论支撑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假如说有一些理论基础，也仅仅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现实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还是摇摇欲坠，因为很多关于现实主义的见解是错误的。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恢复现实主义本来的面目。但是仅仅有现实主义，显然文学批评的理论是不健全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晓明的作用非常重要。晓明非常喜欢理论，而且一开始做纯粹的理论，那时候他对西方的现代理论，可以说早觉早慧，深得西方现代理论的奥妙，也钻入里面。可以说他把西方现代理论引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使我们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相对比较完整。他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他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这是他功不可没的地方。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他把西方现代的思想、方法引入到当代文学批评。或者说他自己学术思路就是以西方现代的思想方法建构起来的，这种西方现代思想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理论的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很普遍的思想方法。所谓批评的理论化，不是将一种现成的理论，生硬套到批评实践中，而是强调在批评实践中，生成一种理论，批评要变成生产意义的实践，这一点在晓明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理论的批评化也是这样，理论批评化也是20世纪哲学思想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种抽象化、普遍化日益被质疑，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人们发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化整为零，通过具体来看对象和主体的思路，可以说就是理论的批评化，这一点也是在晓明身上表现非常突出。

所以后来他吧那些西方现代理论和对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无边的挑战》等等，研究先锋文学的著作，实际上就体现了他是如何理论批评化的。这几十年都可以看出他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思想方法，这也是他学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这一点我特别要肯定晓明的学术努力。

把艰深的思想学术文章变成优美的学术情书

张艳玲（《南方文坛》主编）

晓明兄在我心目中作为当代文学界的批评家、理论家，陈晓明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令这个时代骄傲的学者。他40年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生动的注解。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根植于中华文明，更需要世界的目光。陈晓明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他以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化思潮整体背景上，分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美学特征，文学史意义，从探索性角度检视中国当代文艺创作成果，在文艺作品的审美中去追问和思考中国文学的问题。

我们知道，形成今天文学批评多元化局面的过程中，陈晓明这样的批评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是1996年任《南方文坛》主编的，这27年中，晓明兄是帮助我最多的评论家、理论家。《无边的挑战》第二版修订版是我来做，也是我申报《无边的挑战》鲁迅文学奖，最后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我们去翻看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也是国内最早系统分析当代先锋派的文学著作，也是最早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问题，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陈晓明写了一系列的井喷式的写90年代文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陈晓明教授写给1990年代，对1990年代以来不懈理论探索和学术变化，进行真诚的解释，不仅仅是一代领航学者的个人学术，也是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理论史重要构成部分。

我们2023年第二期杂志，发表了陈晓明的《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晚期风格》，余华读后给晓明老师留言，说他感同身受，认为这篇文章有两个重要性，一个是晓明这么多年对文学透彻和深切的理解，就摆在那儿，没有人可以否定。另一个原因，晓明与这一代作家是共同成长的批评家，他对这一代作家的理解和年轻一代是不同的。后来余华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分别又微信我给我留言，他说“读后让他泪目”，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你这里发表，是晓明选择了一个好的地方。

读到晓明兄的一系列文章，我意识到1990年代是一个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的文学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理解并敬重这份感情，因为我们一起走过，我们身在其中。说到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创新，其实是一个以内化外的现代性，既是中国自身的内源也是对外来之挑战的回应，无论20世纪初期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甚至后来左联、延安文艺包括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此将西洋音乐与中国古典民间传说结合，成为内源与外联交汇的典范。

而到改革开放到现在，现代性成为现代内源面向外源的开放期，陈晓明的文学实践便是这个时期的理论自觉，就是内源与外流交汇而生的成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创新是一种以内源为主，外流为辅，以内化外的文学现代性，这也是陈晓明的八卷文集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让自己的道路走得更宽或者更深

林岗（中山大学教授）

我认识晓明的时候，他在社科院念博士，那时候的晓明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充满道义情怀的小伙子，我对你的八卷本文集作了一点功课，留在我印象中依然是充满了道义激情的小伙子，走到今天学术上标志性的人物，里面有没有一致的地方？里面一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在社科院念书的时候，我觉得陈晓明心里是懂得学术圈里面的鄙视链的。陈晓明在这样一个方向里，终于做出了，尤其那本《德里达的底线》，无出其右。这两件事其实是有联系的，你早早地认准自己的目标，百折不挠，这一点令我非常佩服。

一个学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有一个追求，写出一个东西，是能无出其右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追求，很难让自己的道路走得更宽或者更深，这一点是晓明兄非常突出的地方，他的八卷本文集，也令我找到他从年轻身影到学术性标志人物相互联系的一点，这是特别可贵的。

把后现代的思考纳入到现代性去把握

朱寿桐（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门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陈晓明文集》和陈晓明一贯的文学理论批评，给我的启示是，对现代主义、当代文学中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思考。我在上世纪末出版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当时就是考察现代主义文学史在现代阶段比较好办，到了当代阶段，我们的水平就没办法推动下去，尽管有吴义勤大神助力，也没有办法推动。但是我一直关注晓明兄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理论和批评。不仅给我们研究的团队，而且也给我们当代文学批评界提出了两个非常好的思考点：

第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理论观点：后现代的现代性。这个理论把后现代的思考纳入到现代性去把握，这里面的理论非常的深刻，我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大家可以去读读，越读越有味道。

第二，研究后现代有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但是陈晓明重要的贡献，可能并不一定被人普遍把握，先锋和滞后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现象是先锋还是滞后，这是非常关键。

我看到过外文资料，外文资料里，后现代（Post-modernity），后现代还有一个词（Late-modernity），晓明是不是从后者“late—”那里面来的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理论思考吻合了这样一个后现代的认知，这个后时代，就是迟现代性，这个非常有意思。

陈晓明是一个超凡理论生产能力的作家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晓明不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或者普通的大学老师，或者普通的批评家，而是一个永远跟同时代性保持一致的同时代的思想者和批评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同时代的观察和凝视里，一直有一个坚实的原点。陈晓明的八卷涉及到大文学、文化、电影、媒介，陈老师对电子媒介非常注意，自己也是电子产品的爱好者，但是无论讨论任何问题，文学是讨论这些问题最终观察衡量的标尺，这是陈老师作品非常迷人的地方。

很多老师谈到过，陈老师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位一体的学者、作家。文学理论，195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遗产，在陈老师这里得到中国式阐释，文学批评，陈晓明文集里面，对中国当代作家进行深入的阐释。

陈老师对大学建制与人文精神的思考，把陈老师从一个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话语阐释者转向实践层面，整个欧洲传统里，包括德里达、斯特劳斯都对人文精神、大学建制里面复杂的关系非常重视，陈老师也是继承了这样一个遗产，把这个遗产发扬光大，比如说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这两年创办北大文学讲习所，都是把人文精神和大学建制融合在一起，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陈老师文集中体现丰富、复杂、目光深远的历史辩证法，比如说把海德格尔、詹姆逊和德里达同时放在现代性理论框架里，在去中心化和中心化古今互补，同时在个体性和总体性之间寻求一种相互牵制的平衡，这是具有超凡理论生产能力的作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陈老师给我人生的启发是，我要向你不停学习很重要的一点，要不停地和活的人、活的写作、活的文学对话。因为你的一篇文章提出“活的写作”，最终创造出一个活的生活世界，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活人，而不是历史的僵尸。

陈晓明一直在进行中国式的理论创新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晓明的新文章《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是在写余华也是在写他自己。《陈晓明文集》，这本文集的出版与这篇文章之间，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关系。所以说在这个时刻，晓明老师也进入了他的”晚期风格“，这八卷本文集的出版，某种意义来说，是晚期风格晓明老师的自我反思。

《陈晓明文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当代文学对标世界文学，在与世界经验对话的方式下，审读当代文学的方向，他更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代性。我们常常讲改革开放时代，如果说要找一个定义改革开放时代的含义，在文集里面，晓明老师是特别合适的一个典型，我们每一个行当都会去讲这个行当里面的改革开放，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在经济领域。在文学领域如果讲改革开放，来定义这个词，最典型的，晓明算一个。

如果从80年代中前期，一直到现在晚期风格的晓明老师，如果把这条线索连起来看，晓明老师正好在探索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道路，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在研究文学批评的中国道路。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来讲，晓明落实28本书，如果我们期刊，其实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简史，就是一个简体本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批评。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当代文学对标世界文学，在与世界经验对话的方式下，审读当代文学的方向，他更倾向于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代性，这一点是跟其他很多研究者不同的。所以说他把中国当代文学对标的世界文学，并不是西方其他时期的世界文学，也不是很多西方学者更习惯对标的第三世界文学，他对标的是西方现代文学。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晓明老师在思考的，我们在挪用西方主义过程中完全自由，而不会被牵连进西方的解构和权利等级体系中。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他的研究超越了对西方理论简单的借用。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很多青年批评家就是简单借用。而晓明老师不是对西方理论简单的借用，避免直接用西方现代性作为衡量中国当代文学简单标尺，而是基于民族内部文学史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反思，这使晓明老师的文学批评具有了理论自觉性和主体性。

他是我们时代要召唤的大批评家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大家谈到陈晓明三位一体的身份，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三位一体身份意识，使得他的文章纵横感、深厚感、生机勃勃的东西都具有，这就是我们时代要召唤的大批评家。

我觉得晓明老师的研究，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里，当代文学的现状如何？以前研究当代文学都是在当代文学视野里，是比较早的在世界文学这个尺度下看当代文学的现状是如何的。第二，解决了当代文学跟哪一种现代理论同构在一起，所以他最早择取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样板，看到这样一种同构。第三，他解决了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相遇后，产生怎样的新的文学经验，这些经验有怎样的意义，如何演进和传承，陈晓明的研究一直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要概括陈晓明老师的学术风格也有三点，一是有思想深度的学问；二是有艺术感觉的批评；第三是有文体意识的文章，这是非常鲜明的，你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在写充满着细读和艺术感觉文学批评，你的文章有鲜明的文体意识，从你取标题到小标题到行文风格，包括怎么开头，怎么隐喻，都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只一代的批评家，谢谢陈晓明教授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研究个案。

一个善良、厚道的学者

丛治辰（北京大学副教授）

我是陈晓明的学生，我表示三点感谢：

第一，感谢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陈老师的文集，这些文集中的作品，肯定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但是这样集中集大成的方式出版，一方面对陈老师学术生涯重要的总结，另一方面重新提醒或者强调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就拿我自己来说，这些书我读书的时候包括毕业的时候都读过，也从中受益匪浅，但是要真的想起这些书中的字句、细节，是雾蒙蒙的一片。这次因为文集的出版，我又重新详细读了一遍，一方面感到非常振奋，似乎读书时阅读的激情又回来了。另一方面感到非常绝望，发现自己这些年来，自己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想法，实际上都在老师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论述中，在他宏大的论述中其实都有昭示，这是让人非常绝望的，而且这可能会让陈老师很不高兴。因为陈老师不大喜欢学生像自己的老师，我以前觉得陈老师反复讲这点，希望学生做得比他好。这次再读，他可能是认为学生反正也做不到他这么好。以前古人形容后辈不像话，有一个词叫“不肖”，“肖”是“像”的意思，儿子像父亲，弟子像师傅，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第二，感谢在座各位老师，包括那些没能来到现场的老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谢？我在阅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陈老师的论述是非常有难度的，他的写作是非常有难度的写作，这样非常有难度的写作，难到什么地步？有个别读者甚至看了后非常生气，指责陈老师写得太过于晦涩。这样的一个指责，我就在想，写让人读不懂的东西有两种情况，一是思维本来够混乱，脑子一塌糊涂，读不懂。一种情况因为思考的内容太过于有难度，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当读到读不懂的东西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大大方方承认自己读不懂，读不懂难道还有理吗？继续学习让自己读得懂。另一种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用攻击读不懂的东西证明自己读得懂。对于后一种人来说，不管他怎么从陈老师晦涩的字句中去挑刺，甚至找到出版的错字错句，有不能掩饰他思维混乱，脑子不清楚。陈老师写的这么难的东西，在普遍满足肤浅的时代，有什么用？对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怎么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今天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和小伙伴的发言，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体谅陈老师，对陈老师有难度的思考有回应，并且大家共同形成一个有难度的思考，学术的进步就在于“解难题”，由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才有价值，陈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继续写下去的力量支撑，继续进行有难度的思考和写作。

第三，感谢陈老师本人。我反复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场景，我读大二，在文史楼尽头有很大玻璃窗的办公室，阳光很好，但是导致走道很昏暗，我看到从走道深处走进来一个鲜衣怒马的老师，很帅很酷的一个老师，穿着一看就价格很昂贵的休闲西装，风度翩翩走来，就像从过道里打进来的一道光。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20年了，这20年了，陈老师教给我很多东西，譬如说做学问的事业，我没有读完八卷，但是我在想，陈老师在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上都有他的建树，但是他从来没有做区块化处理，他总是从一个更高角度理解文学理论、文学史批评，无论做多么具体的研究，他脑子里装的都是宏大的东西，他关心的是文学整体的命运，文化整体的命运，包括今天我们的论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这样一个视野，我还没有学会要继续学习。但是陈老师教给我的东西还是善良、厚道，我们这些学生几乎没有听到陈老师在私下里非议过任何人。

我这一生只做了文学研究这件事情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我今年65岁了，担任过无数场研讨会嘉宾，讨论别人的作品，这是生平第一次开自己的研讨会，因此特别感谢南方传媒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广东省作家协会！对于学者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能留下的文字，并且能够印刷成完整的八卷本，对我来说真是一生的安慰。

这几年有三年身体不太好，这套丛书我想的是，毕竟自己有一套文集留下来，不管生活或者自己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有这一套文集，对自己的一生，对朋友们，对爱我和关心我，支持过我的朋友们，对我的亲人有一个交代，我一直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我也是怀着深深感恩的心情。我这大半生，为文学这一件事情耗了自己的生命，这样来做一件事情，不管做得好与不好，现在有了这八本书构成的《文集》，我有一点信心对自己说，还是对得住这件事情的。做得好与不好，只能世人评说。肯定配不上朋友说的那么多溢美之词，朋友们说得那么好，是对我的爱和鼓励——这点我要清醒。但是我确实倾尽了全心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无怨无悔。

有时候人的一生，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我既不是君子，见不到机；又不是达人，就有不服命的态度。少年时不服命，除了劳动就读书。这几年身体不好时，我天天去跑步、游泳、写作。在身体特别不好的两年，差不多有一年半时间写了30多万字，全部都是大文章。我就是有一个态度，我不愿意服输，不愿意自己认命，不管少年时代还是后来，我走过的道路都是挺坎坷、挺曲折的，外表大家看上去好像挺好，但是里面的东西很难与人言说。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宏大的抱负和志愿，仅仅是不愿意认命的人。中国文学，自己热爱它，选择了这个职业，我倾尽我的全心把它做好，对或者错、好或者不好，只能任人评说，但是我是怀着良心、怀着良知、怀着我对事物真实的体会，怀着我有限的智力，把它做到最好。自己尽到了这点努力。

我一生是珍爱友情的，当我们和世界告别的时候，我们感到安慰的时候，我们活过的一生中，有过友爱，有过那么多朋友真诚待过我，我也倾尽全心待过朋友，待过别人，这是我到这个岁数，特别是这几年想得最多的问题。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说了很多溢美之词，都是对我的鼓励和关爱，我非常的感动，觉得这辈子做了一件对得住自己和社会的事情。

原文链接：“他是我们时代的大批评家”，《陈晓明文集》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