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28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达成一个共识：“回到两千五百三十多年前汲取孔子智慧”。

何谓孔子智慧？其实很明确，孔子智慧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具体言之，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1、“孔子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启示了人心”（伏尔泰语）。

2、孔子揭示了人类属于人类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

3、孔子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叩其两端”而“执其中”。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君子不器”正是孔子大智慧和非凡理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当从如下几层次来理解：

1、君子不必过于注重“器”。

2、君子所重者乃“道”。

3、君子不应是供人役使的工具。

4、为人应保持人的自然本性。

张辛教授书法作品释文：陶铸尧舜

孔子所处时代是“礼崩乐坏”，西方所谓“轴心时期”，即人性觉醒，精神自觉，人类从此走出漫长的神权时代而向人权时代进发。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觉悟者，或曰人文觉醒第一人。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中国》中说：“（孔子）是世界的智星”，“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又说：“（孔子）启示了人心。”孔子第一次把人神明确作以分别，进而把神送归上天自然，自此人类开始了从非理性的神界走向理性的人际社会的历史历程。其主要表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知人”和“爱人”思想：“智者，知人”；“仁者，爱人”（《颜渊》）；人者，有所“不知”，有所“不可”，故应心存“敬”、“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不怨天不尤人”（《宪问》）。但同时孔子也理性的指出：“祭神如神在”（《八佾》），“敬鬼神而远之”（《雍也》）。

“君子不器”表现出的正是孔子划时代的理性和智慧。史前以至三代时期，中国社会完全被“天道观”和“氏族先王观”所笼罩。对天人、神人以至物我关系，特别是对人性的认知无疑是混沌，蒙昧，幼稚，甚至是无所认知的。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不器”，当然是历史性的大跨越，大突破，也是大自觉。其核心就是对人心，对人性的深入认知。

首先何谓“君子”？自不待言，孔子“一以贯之”，君子者，乃仁乃智，“不忧不惧”，“务本”，“知礼”，“修己”，“成人”，“文质彬彬”，以至“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

最重要的是，“器”作何解？器字在《论语》、《为政》、《八佾》、《公冶长》和《卫灵公》五篇中计出现六次：

1、子曰：“君子不器。”（《为政》）

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3、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4、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5、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五篇之中，除了“君子不器”一句外，一般都理解为器物、器材、工具，引申为器量或才具，无所异义。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一引汉包咸注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并说：“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泛于海不可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朱熹承袭并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

刘宝楠《论语正义》：“周书宝典：‘物周为器。’孔晁注：‘周用之为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君子道无所不行，故《礼记·学记》言‘大道不器’。郑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案：此则学为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故知所本，则由明明德以及亲民，由诚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国、平天下，措则正，施则行，奚役役于一才一艺为哉？”特别申明了德、艺之关系，并也强调不能“役役于一才一艺”。

在此基础上，钱穆《论语新解》又作以发挥：“器，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近之。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后人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才艺。’才艺各有专用，器，俗称器量，器量大则可以多受，识见高则可以远视，其用不限于一材一艺。近代科学日兴，分工愈细，专家之用益显，而通才之需亦因以益亟，通瞻全局，领导群伦，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此章所言，仍是一种通义，不以时代古今而变。”

诸说一致，不容置疑，而尤以钱穆先生为周到贴切且新人耳目。然而，我们认为对孔子“君子不器”说不应仅仅止于字义的理解，当有更深入的认识。

《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先圣先贤见识非常深刻和到位。浩浩宇宙，大到星球，小到细菌病毒，山川河流，飞禽走兽，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但看穿看透了，无非“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两大构成。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诚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形而上的超社会、甚至超自然的，“圣而不可知之”（孟子语）的“神”和人类内在的心、灵（性、命），情感则更为重要。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祭坛的神庙。”

钱穆先生说：“器只是供人役使，而用器者乃人，乃人心。人身也只是一器。心则用此器者。人生大道，必养此身以供用，而不是以养此身为人生大道。如果以养身为目的必极力外求于器物。一切都为了器，必流于不仁不义，而器遂成为杀人之器。一味为器，而不道无道，必多欲而少情，必失性，重智能，轻道德。”如人生只是求生活，那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而今人们所无比崇尚的科学即属形下之器。故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服务，不能领导。”原因就是康德所揭示：“科学并没有使人性得以完善”，因此“不可能给人类带来最终的幸福。”

上引《论语·子路》云：“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子所言“道”，虽然不像老子那样高蹈玄妙，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但同样不失其道理、道义等基本含义。君子“说之以道”是讲君子易于与人共事，然须以道为先，道义既明，然后“器之”，即量其才具而任用之。

其实，“器”字在孔子时代前后有一个专指和固定意义，即指宗庙礼器。我们在《器与尊彝名义说》一文有专门论证。《说文》曰：“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许释近是，然云从犬，乃属臆断。小学家对许说多予否定，当有失公允。而大多囿之以犬而作解，则更缪尔不然。其实“器”字四口之中并非“犬”，细观金文所见“器”字诸形，其所从正是“物”，即上揭“象物”、“昭物”之“物”。器惟图物才成其为器，也只有器才能铸以“象物”、“昭物”。所以《礼记·哀公问》说：“鼎得其象。”《易·系辞上》说：“制器者尚其象。”《易·系辞下》说：“象事知器。”今天所见考古发掘所得或传世的大量青铜器上所是形形色色的象生类图像纹饰，如龙，如凤（鸟），如蝉，如蚕等，就是由金所昭（炤），而用以“使民知神奸”，“能协于上下”的“物”象，而既非单纯的美化装饰，又非某学者所谓帮助巫觋通天的动物。于是“器”与“物”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尊于宗庙，成为礼活动，准确地说祭祀人道祖先之礼器中最为固定和显要的构成，因此后来文献多以“器物”联称。”《尔雅•释器》云：“彝、卣、罄，器也。”天下器物无法尽数，为何仅举此三例，足证《尔雅》成书之时，器之古义未失。其实甲骨卜辞不见是字也己经从一个侧面予以证明。（参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205—224页，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6）

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l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固然明白玉帛钟鼓之类礼器在礼活动中重要和主导的地位，但重要是孔子对“器”，对外在形式并不看重，而主要强调用“器”之人内心对神灵祖先的敬畏、感恩之情和祈求福佑的虔诚态度。《论语·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表面是在感叹酒器觚的形制不伦不类，实际是在呼唤和强调器形之上的礼乐精神。

《礼记·学记》云：“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孔子后学所谓“大道不器”正是“君子不器”的继承和发扬。孔子之“不器”或先道后器，主旨还是“务本”。孔子明确指出：“本立而道生。”因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者人也”。“亲亲之谓仁”仁导源于血缘、导源于亲情。“先祖者，类之本”（《荀子·》），人之命来自父母。故人生必从“孝”（善事父母）及“悌”（善事兄长）开始，只有首先做个好的家人，然后才可能做个好的社会人。只有首先做一个孝子，然后才可能做个君子。因之，孔子所重之道是人道。而人道之本在人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故《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曰：“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郑玄注：“知天、知人，谓知其道也。”

因此，孔子“君子不器”意义深广，其旨在申明，君子不是也不能像“器”那样死性，那样外在，实用以至冷硬，即使它非常贵重华美（如“瑚琏”）。“人之初，性本善”，君子不应只是“器也”，“器之”，应“见几而作,无所不施”（邢昺疏《论语》）：“入则孝，谨而信，泛爱众”，“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等等。故君子所重者乃“道”乃精神，具体落实乃“礼”，乃“仁”，乃“义”（《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器物之于人类固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和意义。但毕竟是“身外之物”，作用也毕竟有限，正如《庄子·逍遥游》所云：“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重要的是“器”只是指向人的身体，只服务于人的身生活。而无关乎人的心灵、情感、道德、信仰等。因此“物”的世界是不能使人类得以最终的圆满安顿。如若只重物理，忽略人道是危险的。如果一味唯“物”，迷恋于物的世界同样使人理性丧失，必导致“物化”，甚至物的迷狂，而终于“灭天理”。而今能源枯竭，资源紧张，人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等等，无不是唯“物”、物化的危机；诚信流失，道德滑坡，恶性竞争、金融海啸、战争，无不是唯“物”、物化的危机；艾滋、萨斯、禽流感、新冠等接踵而至，也无不是唯“物”、物化的危机。

正如《庄子·秋水》所云：“穿落（络）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趋步失节，则天理灭矣。”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虽符合天命，但有失天理。如若过分，即灭“天理”，以人灭天。其结果必遭“天谴”，陷孽灾。

总之，“君子不器”彰显出一种人性自觉和人生智慧。今天我们重温之，仍然有着非常重要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人类，一旦有了相应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生命境界，外在的器物，外在的物质生活就不再是第一位的了。君子不能只专注于具体器物，事实和现象；不能把自己变成机器、工具，而一味听命于他人；不能只满足于一专，一技，一能，一艺，满足于本专业的某种规定性，满足于做一个所谓“专家”。

原因很简明，现实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专家未必是君子。比如所谓科学家都是君子吗？需要打问号。三聚氰胺、苏丹红和各种食品添加剂不说，就说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谁研制出来的？据说现在地球上核弹头的储存量是一万八千多。如果这些东西同时爆炸，就可以把地球摧毁四遍，把人类毁灭四遍还有富余。这难道是君子所为？！

比如经济学家都是君子吗？需要打一个大问号。因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在局限下获得最大利润，所谓利益最大化。于是经济学家们就告诉人们如何去竞争，去“博弈”。什么是博弈？大家都下过棋，比如下围棋，无非就是想办法把别人围死、困死、杀死嘛。因此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说，经济学不讲道德。不讲道德怎么会是君子呢！因此经济学被人笑称之为“动物学”。

再说法学家都是君子吗？更要打问号。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就有可能是大律师；把无罪判为有罪，把有罪判为无罪，就有可能是大法官。因此，而今法官、律师未必是受到社会的尊重的行业。

此刻当然不能不说到医学家、医生。他们都是君子吗？更难说，需要打一个更大的问号。现代社会杀人最多的是谁？是医生。而且杀人不商量，和某些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的无动机犯罪没有两样。于是医院是最发财的地方。病人一到医院，不管屎、尿，先从仪器里走一圈儿再说。要知茶水走这么一圈儿下来都会发现病毒。既然得病了，指标一定不正常。所以人一进医院往往先被吓个半死，然后再治个半死。现代医生最擅常用，也最有效的是两种东西，一是抗生素，二是动刀子。抗生者，对抗生命也；刀子者，宰割生命也。于是，吓个半死，治个半死，最后一死了之。当然这个比例可能稍大些，适中的比例应该是：当今人类三分之一是吓死，三分之一是治死，三分之一自然死亡，其实当今人类很悲惨。这就是所谓现代文明和现代野蛮并生，“人类的危机就在于过分文明”（林语堂语）。席勒说，人类在近代后的堕落就源于“德性的丧失”。于是我在为全国医院院长培训班讲课时提出三个不必：不必相信仪器，不必相信药物，不必相信医生。他们热烈鼓掌。

然而话说回来，又有谁不想做好人，不想赢得社会尊重，成为一个君子呢？怎么做？其实途径非常明确，只有一条：明道，明白为人之道，明白“形而上”的道理。就是说不管你是科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医生，工程师，技师，不管你从事什么行当，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这就是人道，就是落实到人性关照，落实到人类生命乃至万物生灵的关怀。比如科学家，《尚书》中提出治国之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科学是在“利用”，利用自然界的物质元素作为科研对象，所谓造福于人类。但“利用”必须是以“正德”为前提，必须以“厚生”为目的。而科学家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明白了一切科研活动、科学实验的目的不是杀生、害生，而是厚生，那就有可能检点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成为君子，而赢得社会的应有尊重。

经济学家必须明白经济学的基本定义：经世济民，道济天下。其基本和最终目的是“济民”，是“道济天下”，是使天下人类都能活好。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并付诸行动，那经济学家就一定赢得尊重，成为君子。

法学家必须明白所谓法律的根本目的，则如孔子所云：“必也使无讼乎”。没有争端，没有诉讼，没有法律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所以法律的最终目的其实是消灭法律。如果法学家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目标去做，那就有可能成为君子。

医学家则要明白，为人都是带病运行，每一个生命体内都有细菌和病毒。而为什么大多数人没得病，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命力，每个人都有使自己的生态达到平衡的天赋能力。所谓医生的天职就是自觉地维护和帮助每一个生命个体实现生命力的平衡。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一旦这样去做了，那医学家就称之为君子，就必然赢得社会更大的尊重。

要言之，孔子“君子不器”思想的基点是“知人”,是了解人性。首先，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人类有灵性，不是动物，不是器物。人生是情感，不是智能。人类社会是以情感相维系，有热情，有温度。其次，人类是有限的存在，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各有短长。因此心存敬畏，有所检点，彼此关照，相互通融。而不像机器那样壁垒森严，各专其用，无动于衷，冷然无情。机器、物质、科学的“世界”是真切切，实在在，冰冷冷，生硬硬。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出了状况，人类在异化，在物化：要么动物化，要么器物化。所谓动物化，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动物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定律应用，推广到人类社会。竞争，斗争，战争，充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器物化，就是机械化，工具化，模式化，科技化。现代野蛮与现代文明并生，“悲惨世界”正在演进！

作者简介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国学家、书法家,文物和书画鉴定家，古诗文碑志作家。兼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参与编写大型考古报告《天马—曲村》著有《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礼与礼器》等，曾主编《中国楹联大典》、《国学启蒙金典》等。

原文链接：张辛：孔子“君子不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