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5年

他来了

1918年8月17日，一列从汉口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河南突遇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雨。那一天，因洪水冲垮铁路路基，20多位身着长衫的年轻人不得已在河南漯河下了车。从火车上下来后，雨水很快浸透了他们脚上的布鞋。一位青年一边走一边抱怨道：“不知道前面被洪水冲垮的铁路何时才能修好？去北京，就这样出师不利。真要去法国，面对波涛汹涌的海浪，不知道还有多大的困难呐！”

这时，走在前面的一位身材高挑、长发蓬松的诗人乐观地说道：“万事开头难，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嘛！我们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还怕这点困难吗？”这位高个子青年就是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他们一行人就是前往北京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的湖南学生。

萧三这样描述湖南一师时代的毛泽东的形象：“他高高的身材，微微有点弓的背，郑重的大踏的脚步；有大规模，但按部就班，又无表面铺张和个人出风头的意思的活动。”“略低着或者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是‘嗯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不紊地对读者的分析，提出要点，做成结论，他的每句话都很中肯，都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大处着想。”[1]

毛泽东在漯河车站停了一夜，第二天和罗章龙等人坐临时车到了许昌车站。毛泽东率领几位青年到附近农村考察了约半天，归来后对大家说：“你们在车站先等等，我和罗章龙、陈绍休（陈昌）再到许昌老城去看看。”

毛泽东一行向附近的农民了解魏都的情况，步行前往凭吊魏都遗址。

面对莽莽古原，毛泽东感慨万分，和罗章龙联句赋了一首咏怀诗《过魏都》：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章龙）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泽东）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泽东）

铜雀荒沦落夕阳。（罗章龙）

毛泽东毕生推崇曹操，因为他以屯田制度统一了中国北方，为中华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中国统一的基础在基层组织的建立，建立基层组织的办法在于寓兵于农，在于寓农于兵——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有如此的远大见识，他洞悉了天下兴亡的根本，而这种见识，是当时的北大知识分子都不具备的。

这也是他推崇曹操的原因。

萧三后来回忆说，湖南一师时代的毛泽东似乎“一切都有办法”“有异乎寻常人的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军事天才，对于“兵的问题，十分关心”——这在一般学生中，是最为异乎寻常的，因此，大家直接称他“毛才子”“毛奇”。[2]

辛亥革命爆发后，18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军营参加了新军，这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1912年2月，因溥仪退位，入伍半年的19岁的毛泽东才决心要退役，那时他认为封建帝制已被推翻，那就要继续读书。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同队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喜欢他们”。[3]毛泽东喜欢与士兵们在一起，士兵们也非常喜欢他，因为他能帮助他们写家书。他还对斯诺说，那个时候他的饷银是七元一月，比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低一块钱，但比他当红军领袖的五块钱多两块。他津津乐道，当时他用两块钱吃饭，还要买水，其余的钱都用来买报纸了。

近代以来，湖南爆发了两场革命，一次革命是辛亥革命造成的，另一次就是驱逐张敬尧运动。在第一场革命中，毛泽东当了兵，在第二场革命中，毛泽东是发动者和实际上的领袖。

1917年，当北大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时，中国的南北政府正在进行战争，战争的胶着线就在湖南。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一师读书，而他的军事才能第一次发挥出来。萧三回忆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就表现出是指挥战争的天才，这个天才，是一般书生所完全不具备的。

其实，来北京前，毛泽东在长沙，已经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名人”了。

据《毛泽东年谱》载:

1917年11月15日，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4]

多年之后，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起他在北大结识的青年才俊们说，“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吏（陈公博、段锡朋），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张国焘）”，“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就军事斗争经验来说，北大人中唯一一个能与毛泽东比较的就是张国焘，但张国焘并没有独立创立过军队，他后来只是被共产国际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接手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是个“戎马书生”——这是他极大的特殊性。

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之处在于他的组织能力，他创立了新民学会，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湖南支部。以至于萧子升后来说，如果不是毛泽东，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也许都不会成为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最初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因为信仰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与其说他们选择了俄国道路，还不如说他们选择了跟毛泽东走。

早在几个月前，1918年6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工作和生活尚无着落，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毕业后的出路。是工作、继续深造？还是出省、出国？

正当这群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在急迫地寻找毕业出路时，突然收到之前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的来信（一张明信片），信中提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在北京等处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正在招生，希望他们予以考虑。这封书信，立即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浓厚兴趣。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倡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政府曾招募十几万华工去做战争勤务，此后继续在中国招募工人。居留法国的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觉得这是让中国青年赴法国学习的机会，于是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勤于做工，俭以求学”。蔡元培回国后在北京设立法华教育会总会，宣传勤工俭学人员赴法勤工俭学。

1918年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召开会议，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

蔡和森对毛泽东说：“虽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都在向西方学习，但都没有找到救国的真理。但这并不等于绝了路。现在情况变了，俄罗斯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劳农政府。究竟他们是怎么胜利的，值得去学习，虽因北洋军阀的阻挠，不可能直接过去，但可以到靠近俄罗斯的西方去，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能放过。”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向外发展，是新民学会成立会议上就确定了的方针。留法勤工俭学，我们不仅要动员学会会员去，而且要发动全社会有志青年去。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经过讨论，大家“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等先期到北京打前站，“专负进行之责”。

蔡和森带着新民学会会员的重托和期待，先行于6月26日来到北京，暂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中。

蔡和森到北京后，给毛泽东寄了一封信，信中说：

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5]

这封信中透露出几个意思，其一是认定毛泽东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本事与气概；其二是说如今掌权的人心地不善、蝇营狗苟，是一般无能之辈；其三是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受蔡元培影响的“清流”，他们虽然心地善良，有些新知识，但过于清高，也没有什么实践办事的能力。因此，希望就寄托在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的身上。

蔡和森的话极有预见性——多年后，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这样说：“新民学会的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都被杀了。”

经杨昌济介绍，蔡和森拜访了蔡元培和李石曾，他介绍了湖南青年学子要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希望得到华法教育会的支持。当时的华法教育会，对如何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没有具体的安排，因此，蔡和森意识到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解决。

留法勤工俭学能否成行、新民学会会员如何向外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蔡和森迫切需要有人和他一起商量。

于是，蔡和森多次致信毛泽东，他表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办好这项工作“唯有润之兄最宜”。

经蔡和森反复催促，在安顿好患病的母亲后，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萧子升、罗章龙等24名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这一年毛泽东25岁。

8月19日，毛泽东、罗章龙等到达北京。毛泽东和蔡和森寄居在杨昌济家中，陆续到达的其他会员分住在几个会馆里。由于分散居住，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8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8个人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个大通炕占了一多半，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大家挤在一个炕上，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须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否则根本翻不过来。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毛泽东把这里的生活描述为“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泽东的又一个特点是“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物质上的“穷”，与意志上的“无穷”，一直在他身上高度地统一着。

此后，在北京的严寒里，“北漂”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他青年时代的好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冗者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萧子升，杨昌济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

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二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因室小人多地狭不足以回旋，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6]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早在湖南的时候，寒冬时节，毛泽东就习惯用冷水沐浴，大雨滂沱时，他在野外奔跑、于江河湖泊中搏击风浪。他对斯诺说，“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正是靠着青年时代的这种身体磨炼，他后来才走完了长征路。

第一次到北京，虽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的远行，但此时的他充满自信。毛泽东等人到达北京后不久，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成为人数最多的省份。然而，他们的工作、生活面临很多困难，以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

为安置好湖南赴京青年，毛泽东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说明勤工俭学的意义及要在国内做好的准备。这一计划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认可。华法教育会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的学习和赴法问题，最终同意为湖南青年开办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之后又在长辛店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

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筹措赴法路费。在杨昌济和湖南旅京人士范源濂、熊希龄等人帮助下，最终争取到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的利息，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范源濂这个人虽然对鲁迅不感冒，但对于湖南的一切事情都十分热心，造福乡里，提拔同乡，在当时的官僚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长处——他虽然身无分文，一贫如洗，但在为大家、为公事而筹资、搞钱方面，总是大有一套办法。

就这样，湖南青年源源不断地奔赴北京和保定等地，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毛泽东的努力，受到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毛泽东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大学。那一年，欧战结束，新文化运动已经处于高潮，虽然几个月之前，北大学生就中日密约进行了一次和平抗议，但总起来说，北京的学术界、教育界和知识界，对于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充满了热情的期望与幻想。

那一年，恰恰是马克思100周年诞辰，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说，那时的他，对于马克思是谁，还了然无知。

1918年11月的一天，刚到北京豆腐池胡同不久，25岁的毛泽东同北大学生一起聚集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聚精会神地听着演讲。

此次讲演活动是为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为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徐世昌总统下令全国放假三天，整个中国都陶醉在胜利的狂喜中。北京六万民众在太和殿前聚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11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原则”。一个充满公义、正义的新世界，似乎已展现它的伟大曙光。渴望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中国人几乎不假思索就掉进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雾中，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幻想。

据许德珩回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7]

胡适在北大演说中称赞道：“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8]

“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陈独秀当时也是赞成美国的民主的，他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9]许多中国人都由衷欢呼：“威尔逊是个大好人！”

傅斯年则自豪地说，他可以把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蔡元培演讲了两次，他的见解，远在当时的陈独秀、胡适之上。11月15日演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时，蔡元培称协约国的胜利有四大意义：

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10]

同时，蔡元培乐观地预言：“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后来胡适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说：

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向去啊！”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11]

不过，胡适的说法，显然没有讲到蔡元培演讲的要害。因为蔡元培这里讲了两个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是他说的“互助主义”；其二，就是他所谓“平民主义”。

今天看来，如果把平民换成劳动者，把互助换成联合，那么，蔡元培所呼吁的，正是这样一句话——“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

但是，历史证明，走出这最关键的一步，是何等地艰难！而当时的蔡元培绝没有想到，历史最终会走出这关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回望历史，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其中就来自这样一句话所包含的契机。甚至可以说，新中国的产生，其实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是，“说者无心”——当时的蔡元培对于这句话所能产生的反响，其实完全没有预料。

11月16日，蔡元培演讲《劳工神圣》时，第一次表达了他对“劳动”的推崇——如果不是劳苦大众的热爱或者认同的话。

他充满激情地说：

诸君！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12]

蔡元培在这里指出，凡出劳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都是“劳工”，自食其力的“工”（劳动）对个体人格养成、群体的强盛、理想世界都具有重要价值。

真正发展了蔡元培的，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在蔡元培之后，李大钊则发表了演说《庶民的胜利》，他讲道：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第三，须知此次和平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强盗，没有什么差异。

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13]

李大钊断言：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

那个时候，无论蔡元培、陈独秀，他们都认为：战后的世界秩序，必然是美国领导的，中国要跟着美国走，更不用说胡适和顾维钧了。而第一个提出会有一条不同于美国的俄国之路，中国要走俄国道路的，就是李大钊。

此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明确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民主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即马克思)的功业”。他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大胆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并成为很多进步青年的精神导师。

说者也许无心，而听者有意。北京初冬的寒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呼啦啦地刮着，衣着单薄的毛泽东却感到内心涌起一股暖流，他被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深深震撼了：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此时，平民、庶民、劳动、劳工、互助、联合等这些闪烁的词语像是一束闪耀的光芒照进毛泽东年轻的心。这令他想起自少年时代就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中国文学中的旧罗曼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什么没有耕田种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

年幼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一直困惑不解，他询问了很多人也答不上来。后来，他仔细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官吏、学者、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特别是那些武士和英雄，都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反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水浒传》里的英雄，哪一个是种田人出身呢？

那时，年少的毛泽东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农民能翻身做主，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公。

当来京的湖南学子陆续走进分布各地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后，这时的毛泽东被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思想所吸引，原本在他心中充满激情的法兰西之旅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说到劳动，在全世界各处都可以劳动，何必去法国当劳工？说到劳动者，中国遍地都是，何必去外国为中国的劳动者争取权利？

但是，对于当时的北大知识分子和学生来说，哪一个人真正愿意去当劳工，去当工人呢？留法勤工俭学，这只是对于渴望留学的外地青年有吸引力，而没有一个北大人，当时愿意去法国当劳工的。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那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信仰‘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定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了。毛泽东曾跟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说：“看译本比原本快得多。”“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4]

那时，青年毛泽东的想法是扎根“‘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査及研究”。为此，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曾两次去长辛店机车厂搞调查研究。此后，毛泽东曾想过留学日本，之后还想去苏俄留学，后来限于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实现。

最终，在京新民学会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在大家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毛泽东留下，负责继续发展新民学会成员，作为中法两地新民学会成员的联络人。

那天，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白茫茫一片。毛泽东驻足于落雪的胡同口，他抬头望向一片银装素裹中如火焰般绽放的梅花，陷入了沉思。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在他年轻的胸怀激荡。临别时，毛泽东坚定地对蔡和森说：“我决心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将来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我们将来可要写围绕中国、围绕世界的大文章喽。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改造社会，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

大家一起去法国，前途都有了着落，只有留下的毛泽东没有安排，他当时希望找一个在北大打扫教室的工作，理由是——如此以来，他就可以随时在教室旁听了。为了这样一份打扫教室的工作，毛泽东经杨昌济的推荐，去找了李大钊。

1918年11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清新的阳光照在校园的红墙上，显得格外灿烂。青年毛泽东手持一封杨昌济的介绍信，第一次走进沙滩红楼，在一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知名学者李大钊，内心非常激动。

李大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袍子，以诚朴谦和的态度，面带微笑地热情接待了毛泽东。沉静儒雅、毫无学究气的李大钊，令毛泽东倍感亲切。当李大钊询问毛泽东读过哪些书时，毛泽东便敞开心扉地畅谈起来。他激动地说：“列强的欺凌，军阀的反动，社会的黑暗，使我痛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我立志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从根本上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

李大钊认真聆听毛泽东的自我介绍，还有他的救国想法，时时投以赞许的目光，并诚恳地畅谈了自己的看法。李大钊不由得对这位同样出身农家、心怀天下的湖南青年有些惺惺相惜，并发自内心地赞赏这样富有激情的青年。

毛泽东曾跟朋友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希望能够得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那天，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李大钊笑着说：“打扫教室，并不好专心学习，你这么酷爱读书，我给你安排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样可以得些读书的便利，不过薪金每月只有八块大洋。”8元，同教授的两三百元相比是少了，但当时因母亲病重，毛泽东身上实在没钱，能谋得这样一个既能阅读，又能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还能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他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便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李大钊资助了多少北大学生。为了资助学生，李大钊的薪水几乎月月透支，刘仁静等人长期接受李大钊的资助，而严格说来，李大钊并没有资助毛泽东，他只是给了毛泽东一个工作的机会，但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这八元工资，毛泽东一辈子都念念不忘。

那天回去后，毛泽东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杨开慧，他兴奋地说：“这是我自湖南一师毕业后，总算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图书管理员，尽管月薪只有八块大洋，但是我又有地方博览群书啦！”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已经认识了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那时她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如今在北京再次相见，小女孩转眼长成18岁的大姑娘了，言语间透露着少女的矜持。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因此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接触到更多新文化新思潮。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他和新民学会的成员没有时间谈恋爱，他们以为在这种国家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危机之秋，是不能谈论女人和私事的，但是，在北京他第一次陷入了爱情。

他们经常一同漫步于北大红楼小道的树荫，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北海公园，再一起走回鼓楼北边的豆腐池胡同杨宅。隆冬时节，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毛泽东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塞外冬雪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拿给杨开慧看，还一起探讨时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在杨开慧看来都是那样有见解。她完全被毛泽东“指点江山”的英雄气概、激扬文字的乐观精神鼓舞了。

夜晚，朦胧的月光下，杨开慧自然而又有活力的美显得格外动人，小鸟依人般地挽着毛泽东的手，温情地吟诵起她新作的一首诗：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抽赠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日夜幽思永，楼台人幕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拥她入怀，杨开慧的内心充满无限的甜蜜，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有可爱的孩子们，一排落地书架，上面摆满了他爱看的书。夜晚，当他挑灯夜读的时候，她在旁边眼含爱意地陪着他。房前会种上樱桃、苹果、枣树，等到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的草莓红红的、甜甜的……

毛泽东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15]杨开慧后来也在自传中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16]

从此，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当起了管理员：接待、登记阅览者，管理十五种报刊杂志，兼打扫卫生。

年轻的毛泽东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每天清晨，毛泽东总是早早地来到图书馆。他开始整理、登记当天的图书报刊，然后趁人少的时候，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书。在这里，他读了许多过去在长沙未曾读过的图书、报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广泛涉猎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思想，极力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这极大拓宽了他的视野。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毕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报、办报，“在师范学校读书五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即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在北大第一次知道了劳动、互助这神圣的词，他受到了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帮助。在北京，他收获了伟大的爱情，而且，在北京，他真正学会了办报——掌握笔杆子。

对新闻研究和报刊宣传工作很重视的毛泽东，曾在来京前就与蔡和森商量，到北京后要“一面办报，一面入学”。因此毛泽东进北大不久，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刚成立，他就报名参加了，成为研究会的会员，经常参加会里的各项活动。

这个研究会的会长是蔡元培，最早的倡议者是邵飘萍。邵飘萍，1886年10月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14岁中秀才，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11年，被同盟会会员杭辛斋聘为《汉民日报》主笔，1914年春，因反对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政治。1915年初，邵飘萍最先向国内揭露“二十一条”内幕真相，1916 年春，他应邀回国，撰稿于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护国讨袁时，他被《申报》聘为特派记者，从上海前往北京。

早在1918年春，邵飘萍听说北大要开设新闻讲演会，便写信给蔡元培，倡议设立新闻学研究会。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邵飘萍因创办《京报》，未能参加成立大会，但后来研究会的实际工作还是由他和徐宝璜共同主持。

1919年2月19日，红楼第34教室，新闻学研究会正在举行改组大会。会场气氛热烈，会长蔡元培发出热情号召：加强学理研究，注重新闻实践，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大发展。

毛泽东坐在教室一角静静地聆听，心中澎湃不已。蔡元培的话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他憧憬着中国新闻事业的未来，决定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毛泽东在红楼听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课程，掌握了基础的新闻理论知识，学到了办报办刊的实际本领。其中，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老师就是邵飘萍。邵飘萍主要讲授《评论新闻之练习》和《新闻记者之外交术》，从组稿、采访，到编辑、校对，再到排版、印刷，将一整套新闻业务知识和多年办报经验倾囊相授。他还亲自指导编辑《新闻周刊》，教导会员如何从一周国内外新闻中选取题材，如何撰写新闻评论。

邵飘萍讲道：“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最重要的是要摒除偏见、尊重事实。他经常勉励会员要品性坚强，不受社会恶习熏染，不为功名利禄动摇。

邵飘萍的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多个场合提到邵飘萍，都亲切地称其为邵老师。毛泽东对跟邵飘萍之间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深怀感恩之心。

在谈起北大往事时，毛泽东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格的人”。[17]

毛泽东除了在课堂上听邵先生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18]

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毛泽东不少的帮助。不久毛泽东回湘创办的《湘江评论》，被胡适誉为北京《每周评论》的“小兄弟”，称其“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

1919年10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第一班研究期满式大会，毛泽东作为32人之一，得到了由会长蔡元培发给的“听讲半年证书”一张。

在以后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毛泽东充分运用新闻宣传的武器，撰写大量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和时政评论，这与他当年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密不可分。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成立，蔡元培为研究会领导人，该会旨在“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毛泽东在研究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著作。

如果说，这次北京之行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深入到工人之中。

今天看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学生爱国运动，这是有必然性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北大来说，从知识分子运动转向工农运动，正如从工农运动转向军事斗争一样，这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开创了这条道路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曾经对斯诺笑谈：当年，北大那些学生要人，即使来图书馆看杂志，也把他这个小小的管理员视为不存在，因为他们看不起工人。而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就是个工人。正如他一贯以为，与士兵在一起很快乐一样，他与工人在一起，很自在，甚至比与知识分子在一起更自在些。

毛泽东于1918年冬和1919 年春，曾先后两次到长辛店调查留法预备班情况，和准备赴法青年畅谈学习、生活情况。他叮嘱赴法青年要向工人学习，学习他们吃苦耐劳、勇于斗争等精神，这样到国外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工作、生活。湖南华容县的何坤（何长工）于1918年，就是在这里进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此后，又参加了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并逐渐成长为一名英勇的革命者。

解放后，何坤在《北方的红星》一书中回顾了这段在长辛店勤工俭学的经历。他说，当时，在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每天上午工作4小时，主要是在翻砂（铸造）、钳工车间、机器加工车间工作。每天下午，学习法文、机械课。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是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欲望，如饥似渴地希冀猎取点滴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要求，促使我们手头刚有一点钱，便急迫地订阅书报杂志，争相阅读讨论。当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晨报》等，差不多我们班里都有”。

何坤还在文中深情地回忆了毛泽东在这里进行的两次革命活动：

1918年的残冬……他（毛泽东）身穿着灰布大棉袄，头发长得长长的，蓬起来，好像西方的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在当时祖国很少有的重工业企业中开始了他的活动。他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群众中寻东问西地，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水平，作了详尽的调查。同时对长辛店留法预备班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指示。他那一次是住在我们班里。在工厂转完了，回到班里和我们一谈，我们就觉得，虽然时间这么短，他掌握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却非常详细。

毛主席第二次来长辛店，记得是在1919年的春三月……他又是先到铁路工人中间去活动过了一番，然后回到我们班上来。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天晚上坐在我的炕上纵谈天下大势和应该怎样唤起工人，说这是救中国的路。那谈笑自若，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与高度的修养。[19]

毛泽东同志在1918年秋和1919年夏在北京进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仅仅是短短的一年时光，可是由于他的倡导和启发，在长辛店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这就使得长辛店成为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的一亩试验田。

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期，毛泽东就对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充满敬意。此次，在北大见到陈独秀，毛泽东有些激动。对于毛泽东，陈独秀早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中领略了他的才华横溢。他夸赞毛泽东说：“你那篇文章写得好啊，视野开阔，很有见识。”

后来毛泽东回忆：“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20]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结识了高君宇、王光祈、邓中夏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同龄人。晚上，他们到阅览室看报，毛泽东就同他们一起探讨学术、留法勤工俭学等问题。

毛泽东这段可以称之为“远航”的北京之行，于1919年3月暂时告一段落。

当时，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又值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乘轮船启程赴法国。毛泽东离开北京，奔赴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青年后回到湖南。

正是在北大这一段时间，毛泽东逐渐将注意力从文化层面更多地转向政治层面，“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22]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3]

1949年3月，回到阔别30年的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再次无限感慨地回忆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24]

对于蔡元培，毛泽东是一贯尊重的。萧子升说，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每一封都以“蔡夫子大人”起笔，他自承是蔡校长的学生。

1938年，蔡元培居住在香港九龙，去世前两个月，在与萧子升谈话时，蔡元培深情地回忆起毛泽东写给他的那些信，并努力地回忆起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容貌与口音，并喃喃自语说：“润之当年，润之现在，润之将来——”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学生爱国运动、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国的先觉者们，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也把自己改造为工农兵的一员，而率先完成了这种自我改造的人，就是毛泽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无法假设如果毛泽东同蔡和森、萧子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踏上了开往法兰西的邮轮，中国现代史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如何转向工农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工农运动如何转向武装斗争和军事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将是何种走向？

1918年，即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如果25岁的毛泽东没有来到北京大学，如果他没有在这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是否还会有1949年春天的那首充满激情的诗歌：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这首诗是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而就是在大革命时期，柳亚子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是堪比秦皇汉武的人。

[1]《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萧三著，《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斯诺等著，刘统编注，第76页。

[2]《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萧三著，《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斯诺等著，刘统编注，第77页。

[3]《毛泽东自传》，埃德加·斯诺著，张宗汉译，《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斯诺等著，刘统编注，第13页。

[4]《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 页。

[5]《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3—14 页。

[6]《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卷，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7]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 页。

[8]彭明：《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5 页。

[9]彭明：《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6 页。

[10]《胡适文集》第六册，段雅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66 页。

[11]《胡适文集》第六册，段雅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67 页。

[1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4 页。

[13]《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4 — 256 页。

[14]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 页。

[1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 页。

[16]《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6 页。

[17]旭文编：《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 页。

[18]旭文编：《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 页。

[19]节选自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编：《北方的红星》，作家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41 — 42 页。

[20]《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2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 页。

[22][美]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7 页。

[23][美]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2 页。

[24]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毛泽东成功之道》，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6 页。

原文链接：“红楼星火”专栏 | 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