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4 信息来源: 《中华读书报》
文字:张伯伟| 编辑:山石 | 责编:安宁杨晦先生的古代文论指导原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中西并重,古今结合,理论和创作兼通,以文学为主又熟悉艺术。杨先生建立起来的这一学术规则,是通过少康先生的一系列持久努力转化为学术成果的。
在我的少年时代,时兴背诵“老三篇”(今天的年轻人,猝然闻之,大约不知所云),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白求恩被形容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久而久之,它成了自己的某种人生理想。1977年,我有机会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留在大学任教,觉得这辈子兴许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因为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涤除污垢,变化气质,让随着时尚而浮沉漂泊的灵魂回归到其本来位置,也就是孟子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在这种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影响下,我以为学林中的人大抵都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梁惠王上》),身在学林,近朱者赤,当然也就比较容易实现这一理想。但几十年来的实际学术生涯告诉我的是,学林远非净土。所幸的是,我终究还是接触到一些符合理想的高尚而纯粹的学人,张少康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少康先生2023年8月摄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少康先生1960年开始在北大中文系任教,2002年退休后,移砚香港树仁学院(现为树仁大学),又工作了十五年。从二十多岁到九十岁,他不断读书求学、增益新知,用其自述语来说:“我从1960年毕业留在北京大学工作,到今年夏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付给了古代文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后记》)后来又说:“要认真阅读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日夜苦读,逐步积累。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应该说还是在学习中。”(《张少康文集·编后记》)这让我想起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 Davis),她在七十岁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用这标题来形容少康先生,也是非常合适的,在学术的奋进途中,他永远在路上。六十多年间,专注于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不已,在其同辈人及后辈人中,如果要论这一领域中研究成果之丰硕,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类型上,允推少康先生为第一人。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十卷本《张少康文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记得在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韩国的车柱环教授(他以《钟嵘诗品校证》一书享誉国际汉学界),他曾对我感叹说:“古代文论是一门‘高次元’的学问。”我很认同这一看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起步晚于文学史,也难于文学史。较早起步的是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作为后起者,势必要从学术史的发展进步着眼,为自己“定位”,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先生正是这么做的。少康先生追忆说:“当时在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有古代文论课程,因为他们有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名专家……后来开设古代文论课的学校多了,但课程大都是附设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而杨晦先生则坚持设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他更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希望从一个理论视野开阔的角度来建设这个学科。”(《张少康文集·编后记》)“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这奠定了北京大学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特色。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高度、有远见的判断。如果要我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作基本估计的话,最大的不足仍然是理论的薄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中代表北大古代文论研究特色的《张少康文集》的出版,就不单单是对少康先生本人的一份学术总结,更有助于人们认清古代文论的学科特征和应有的研究重心,对于当下的研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杨先生“对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不太满意的”,如果他地下有知,我不认为他对当下的研究就会感到满意,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借用孙中山语)。
文集书影
杨晦先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原则,是通过少康先生的一系列持久努力转化为学术成果的。“杨先生的指导原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中西并重,古今结合,理论和创作兼通,以文学为主又熟悉艺术。”(《牢记恩师教导,发扬杨晦先生科学创新的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少康先生将这四句话重组为“三个结合”:“一是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融为一体;二是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探讨理论问题必须参考西方的经验;三是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相结合,充分认识中国古代诗、书、画、乐紧密相连的特点。”(《张少康文集·编后记》)坦率地说,我对这样的研究原则是十分赞同的。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就体现了类似的追求。该书出版于2002年,在“导言”中强调了其向往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的”,具体所指即为三个结合: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三个结合需要一个前提,即文献基础。总括而言,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如果做一番仔细的学术谱系的梳理,也许还可以在其他学人的论著中找到一些类似的主张。“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体现的不止是《周易》的“以感为体”(《世说新语·文学》),诚实地面对研究对象和学术现状,就自然会在不同的时空得出一些相近的学术原则。
但原则好说,功夫不易。“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借用陆机《文赋》语)少康先生深谙其中甘苦,强调并实践从“专题研究做起,必须要有多方面的、各种类型的专题研究作基础”(《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后记》)。阅读其文集,如《文赋集释》《文心雕龙注订语译》是从文献学角度展开的专书研究;《钟嵘诗品》《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文心与书画乐论》《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则是从理论角度展开的专书研究;《先秦诸子的文艺观》是概括一代文艺观念;《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夕秀集》则是兼综各代各类问题的专题论文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采用横断面解剖,从创作论解读建构古代文论体系;《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采用纵断面梳理,呈现古代文论的起源、成长、发展、演变;《朝华集》显示了作者青年时代才华横溢的风采;《香港树仁大学教学讲义》则是其晚年课堂讲学的侧影。时段从先秦到近代,空间从中国到外国,领域从文学到艺术,场所从书斋到讲堂。综合各个方面,固然摆脱了刘勰批评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而在每一个不同方面,也都达到了“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何况这套文集并非少康先生学术成果的全部,他真能贯彻孔子告诫的君子老年“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所以像编纂的资料集《先秦两汉文论选》,与人合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等都未曾收入(鉴于这一点,我觉得这部文集的编纂少了一项“作者学术年表”,不知有没有机会增补),但这些论著也都体现了他对基本文献(包括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高度重视,凝聚其中的正是一种“奈烦”的精神,恰如朱熹说的“学者须是奈烦,奈辛苦”(《朱子语类·总论为学之方》)。惟有在这种精神的灌注下,才能使研究成果达到“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之境。少康先生做到了“知能并进”,体现了“知行合一”。
我与少康先生相识近四十年,他当然是我尊敬的前辈,但心里总感到他很年轻。收到其文集,我才惊讶地发觉他已经九十岁了。宋儒程子说:“不学,便老而衰。”(《河南程先生遗书·二先生语七》)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人,大概就会给人以年轻的感觉吧。与少康先生相处,他的温和谦逊,他的热情恳笃,总给人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但接触时间长了,就能体会到他是富于“性气”的人。他曾担任《文心雕龙》学会的会长,少康先生在六十八岁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辞去会长、退出学会,在我看来,他很像今日的陶渊明——我理解中的陶渊明,是如朝云说苏轼的“一肚皮不入时宜”(《梁溪漫志·侍儿对东坡语》),是如朱熹说的“带气负性之人”(《朱子语类·论文下》)。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强调学者要客观公允、不带感情,实际上这只是很一般的要求。越是纯粹的学者,越是卓越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就越是会投入其爱憎好恶之情,就如孔子说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如朱熹说的“不带性气底人,为僧不成,做道不了”(《朱子语类·总论为学之方》),如陈寅恪说的“认真做,就要动感情”(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读少康先生的论著,字里行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其爱憎是非,尤其是其自序或后记,更是直抒胸臆。如《夕秀集·自序》中的“挥汗写序,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学术研究是需要有决心,有勇气,有毅力的。要安于清贫的生活,要有为学术奉献一切的精神,要有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而不为名利追求轰动效应”;治学中当然也有快乐的幸福时刻,如《文心与书画乐论·后记》中描述的:“心情舒畅,自由清静,没有压力,没有干扰,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精神的享受,这也许是一个学者所最期望、最羡慕的境界。”他的快乐和忧伤,是一个纯粹学者的快乐和忧伤,可惜这样的快乐和忧伤,在老中青几代学者中,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读《张少康文集》,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快乐和忧伤,兼有在知识上的充实和道德上的激励,体会到一种久违了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的满足感。
(作者张伯伟,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一个高尚而纯粹的学人——喜读《张少康文集》(《中华读书报》2024年9月4日 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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