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校园的出现，是城市与教育近代化结合的产物。

老北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自清末建校以来，经历了校园空间从无到有、逐步拓建的过程：从清末改造旧式公主府，到民国时期增建新楼、拓展校区，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形成“三院五斋”的校园核心格局，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操场等新式要素基本完备。抗战胜利后，老北大的校园建设又有所发展。直到1952年，北大整体迁往燕园，生长于老城中的现代校园才最终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在近60年的校园空间变迁历程中，北大师生的校园生活空间认知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人与校园的互动呈现出丰富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校园记忆。

前言

北京大学是当今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近代史上，她也是古老的北京城中最早设立的新式大学。今人常言“老北大”，是与1952年搬到燕园的“新北大”相对而言，“老北大”一般包括创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以及1912年更名后的国立北京大学。1950年，去掉“国立”二字的北大事实上已处于由“老”到“新”的过渡时期。自清末建校至新中国成立后迁往郊外，老北大在半个多世纪中先后经历了建校、停办、复校、迁徙合校、真伪并立等变迁过程。在几十年的动荡变迁中，其校园主体一直位于帝都古城之中，而校园的构成和形态同样经历了数十年的变化与发展。

与今天的大学校园建设，甚至同时期城外燕京大学的校园建设不同，老北大的校园并非一次规划建设成形，反而可以说是在老城内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一片新式校园。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改革内容而设立，并侥幸成为少数得以保留下来的改革成果之一。作为北京城内最早设立的大学兼全国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京师大学堂虽号称近代教育改革的表率，但方方面面仍体现出一所国字号大学堂与权力核心以及传统因素的联系，而一座毗邻紫禁城的校园便成为这种联系落实在空间实体层面最直观的表现。老北大最初的校园由清廷划拨乾隆四女和嘉公主的府邸改建，划拨时公主府已废弃多年，计划作为大学堂临时开办的场所先行借用，开学后待觅得宽敞适宜的校址再进行建设和迁移。划拨公主府成为清末大学堂校园建设中里程碑式的事件，由此拉开了老北大校园建设的序幕，谁想原本只作临时的校址一用便是几十年，成为老北大校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公主府校园大门

大学堂获拨公主府后，一方面依公主府原有格局对老建筑进行改造，将正殿、寝殿、梳妆楼等核心建筑改造为教室、藏书楼等新式校园功能建筑；同时购买附近民房改造斋舍。经过初步改造的公主府校园打开校门，迎来了历史上的首批学生，直至庚子事变停课中断。1902年，大学堂复校，仍依据公主府空间对校园进行整理与拓展，除整修损毁建筑外，另对校园格局进行了更大程度的改造，并进一步对公主府周边空间进行开拓。通过新建房舍和收买民房添建了最早的宿舍，通过划拨沙滩汉花园空地建成了宿舍与操场。公主府校园由此初步具备了一所新式大学应有的空间要素，其景观面貌呈现出中西杂糅的特点，计划临时使用的场所在事实层面上成为清末大学堂校园建设中最显著的成果。

除公主府校园外，清末大学堂还有一些校舍和机构分散在内外城中，如医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这些机构所在地虽然规模较公主府主校园更小，但建筑方式大体相似，或由朝廷划拨闲置的官产，或收买租用民房临时设置，并在清末民初之际陆续脱离大学堂而独立设置，只有少数为老北大所沿用。这种分散分布的校园格局虽延续不长，但体现了以京师大学堂为中心的清末新式大学建设成果以及大学堂在其中的领导地位，是近代教育改革落实在古城传统空间中所呈现的独特面貌。

然而，分散的校园并非大学堂校者所愿。自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以来，清末大学堂的几任“校长”一直强调近代大学应具备完备且完整的校园，同时应具备可资开拓的空间。为了这一理想，大学堂先后多次申请在城外划拨或购买官地与农田，努力开展校园的规划与建设。然而，限于动荡的时局和复杂的势力关系，大学堂所属城外地产的开发及建设程度有限，最后随着清王朝的结束一并画上了遗憾的句点。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开启了民国时期新的发展篇章。而大学堂的老校园经过继承与整理，也迎来了其空间建设的新阶段。因城外地产接收失败，老北大无奈只有继续在老城中开拓发展。红楼的建设成为民国以来老北大校园建设中又一个标志事件，其初衷在于缓解老北大住宿方面的压力。红楼的建筑经费通过向比利时仪器公司借款获得，以沙滩汉花园地皮作为担保，并计划以学生每年住宿费进行偿还。这种建设模式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建筑成果也十分显著，以至于红楼建成后原计划作为宿舍的建筑被改作教学楼和图书馆使用，甚至取代公主府成为老北大校园新的核心。20世纪20年代，以红楼为中心的沙滩校区被命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公主府和北河沿校区（原译学馆所在地）则分别称作“第二院”和“第三院”。除建设红楼外，这一时期老北大也对二院、三院校园进行了改造，添建了一批新的建筑，三处校园均具备了较完备的格局形态。改造校园的同时，老北大还对原有的宿舍布局进行了调整，添建部分宿舍区。至此，老北大城内校园“三院五斋”的格局初具规模，其建设与规划的重心从谋求向城外开拓转为收回到城内。

第二院大讲堂

第二院洋楼、广场和日晷

时至今日，人们提及老北大的校园，第一反应多是红楼。这样一座对于校史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北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影响广泛的校园建筑，其建设初衷本是作为宿舍楼使用。与此相似，约十年后老北大的另一栋建筑灰楼宿舍落成。住宿问题在老北大的校园建设中可以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宿舍楼甚至成为校园的代表景观之一，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同时反映了在拥挤的老城中建设大学校园所面临的问题与矛盾。现有的宿舍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学生人数对于住宿的需求，20年代以来在老北大校园周边还出现了一批功能介于旅店和宿舍之间、由商家出租民房供北大学生长住的校外寄宿舍，成为校园周边一种独特的空间存在。伴随红楼的建设，这一时期老北大虽不再像清末一样执着于郊外完整校园的建设计划，但在城内的校园附近，校方仍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于周边区域的控制。这一时期，老北大以整顿校外寄宿舍为名进一步提出建设大学区域，要求计划中“北京大学区”内的校外寄宿舍统一接受校方管理，区内民房优先供给大学租用。“北京大学区”计划最终虽未能有效推进和落实，但从中可以看出校方通过与周边区域的竞争与共存，一步步实践着另一种替代形式的完整校区的建设。

1929年北大学生会草拟的《发展北大计划大纲》

除城内各种不同程度的建设外，在二三十年代，老北大校方及师生对于理想校园之建设仍抱有诸多想法，陆续有人提出城外建校或接收景山、天坛等地的构想，只是成效较之清末的城外建设已微乎其微。有一件鲜为人知的旧事，即20年代初，胡适曾建议蔡元培校长聘请亨利·墨菲为北大规划设计校园，并提出了在西山建设60英亩新校园的计划。虽然该计划同样未能实现，但后来墨菲被聘请为燕京大学设计校园，几十年后，北大迁至西山脚下的燕园，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如果说哪些因素对于老北大的校园建设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校长必然榜上有名。在蔡元培之后，由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带动了30年代初至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北大校园的又一次大规模建设，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宿舍等三大建筑的落成便是这一阶段老北大校园最重要的建设成果。蒋梦麟在蔡元培校长时代便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是蔡校长的得力干将。正式长校后，蒋校长首先推动购买了自清末便开始租用的松公府，使得大操场以北的广大区域完全归为北大所使用。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北大又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三大建筑的建设工程。其中，图书馆、宿舍楼均为民国以来老北大师生诉求最大、呼声最高的建筑类型，地质馆的落成也有效地缓解了二院内理科教学楼的使用压力。地质馆和灰楼宿舍均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是当时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代表成果。三大建筑的落成不仅满足了老北大师生对于校园重要建筑的夙愿，也有效地推动了沙滩校区的拓展和公主府、北河沿校区的调整，使得“三院五斋”的校园布局更趋完善。

新图书馆侧影

地质馆

灰楼宿舍设计稿及外立面

伴随主校区建设的发展，老北大对周边区域的控制也不断深入。30年代，老北大进一步对校园周边道路进行规划与整修，首先于1932年展宽景山东街、沙滩两条重要道路，其后于1934年提出“北大路”修筑工程。通过展宽与修建关键道路，使得校园各处的连结性进一步增强；在整修道路的同时，对沿路铺户进行收购和腾退。经过此番整顿，校方对于周边空间的控制进一步扩大，校园景观进一步取代了景山东侧的传统景观。至此，蒋校长对于老北大校园的整理基本完成，其建设成果也达到了校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据史料记载，蒋校长还计划为北大继续添建礼堂、体育馆等其他必需的功能建筑，并为此开展了一些募捐活动，但终为时局所限。老北大的校园拓建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再次被迫中断。

三院校园全貌

至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北大校园的主体建设可以说基本已经完成，“三院五斋”布局稳定，主校区之间及周边区域联系密切。北平沦陷时期，日方控制下的老北大校舍一部分变成了军事营地和办事处，另一部分供“伪北京大学”使用。校园内除建筑用途的调整外，最重要的变化即由伪北大文学院新建了一座三层教学楼——北楼。抗战胜利后，新建的北楼及老北大原有校产基本得以保留，同时，在代理校长傅斯年和秘书长郑天挺的努力下，老北大借复员之机大量扩充校舍，在原有文、理、法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农、医、工三个新的学院。三个新学院都要在城内另择校址建设，多为对划拨的其他建筑旧址进行改造，其校区距离北大主校区较远。几处新院址设置时间不长，后随着新中国成立北大迁往燕园而脱离北大。北大在此期间这种对旧建筑进行功能改造，将院系分散设置的建设方式，与清末大学堂时期颇为相似，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轮回，实则体现了过渡时期高等教育机构在城内布局的一种常见形式。1946年，胡适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希望效仿前任蔡元培、蒋梦麟，为北大修建一座像红楼与图书馆一样的“值得永久纪念的建筑物”。迫于时局所限，胡适校长所构想的大礼堂建设最终未及实施。1952年，全国高校开展院系大调整，北大自城内迁往西郊燕园，承载着老北大辉煌历史及师生情感的城内老校园也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北楼

自清末至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老北大校园在古老的帝都内不断生长，其分散的校园格局、中西合璧且风格杂糅的建筑，构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承载着一代代北大人独有的校园生活记忆。除校园外，北大人的日常活动还遍及诸多周边的传统文化空间，故宫、景山、北平图书馆、旧书市、大小饭馆、剧院……诚如老校友所言：“我们北大虽然没有划定区域，但南至东安门，北达三道桥，西迄景山，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北大的势力范围矩。”这是属于那个时代老北大人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空间。

在今天，有关新老北大的精神与文化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然而，与红楼、燕园这样的标志性景观相比，老北大在城内的校园却已渐渐被遗忘。对于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北京城而言，老北大可称得上是一座古都内的新式大学，这种新鲜的校园形式及其建设过程对于城市地理和社会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于高等教育史、大学校史而言亦具有独特的意义。部分得以保留的老校区和旧建筑对于今天的城市而言，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由于1952年北大迁往西郊燕园，人们的注意力和回忆的焦点也随之转移。在燕园中，新的校园生活、校园故事日复一日地更新着，而老北大的校园却逐渐被侵占，一些建筑日益破损，老校园及其历史记忆日渐黯淡。今天人们写了很多关于老北大校史的文章、著作，而有关老北大校园发展的记录却尚显单薄。希望本书对于老北大校园建设的讲述可唤起一些校园记忆、城市记忆，为保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贡献绵薄之力。

如前所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校园整体格局的变化，老北大几处主要校址的名称多有更迭，同时存在着官方名称与师生用法、民间称呼不一致的情形。为避免读者混淆，此处对老北大“三院”的主要曾用名及其在本书中名称使用的对应关系作一简要说明：

公主府校园：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清末）、北大二院、理学院。

沙滩校园：汉花园，操场及宿舍区（清末）、北大一院、文学院，北大红楼所在地，30年代购入松公府（也称嵩公府）。

北河沿校园：译学馆（清末）、预科、法科、北大三院。

另，本书各章分工如下：

前言，上篇第一章、第二章由鲍宁执笔；下篇第一章第一、二节由鲍宁、李辰执笔。上篇第三、四章，下篇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及结语由李丰耀执笔。书中有些内容有所交叉，三位作者均通读全稿，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等，最后由鲍宁绘图并统稿。

作者简介

鲍宁，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理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城市历史地理，地理学史。

李丰耀，辽宁鞍山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大学史与文化史，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李辰，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原文链接：“老北大校园”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原文载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