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CCER第五次中国经济观察研讨会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提出：在经历了1997-2002大规模的国企改制、重组之后，目前，国资转让的难度上升、速度下降，这对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将有重要影响，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我们需要探索可能的解决途径。

周其仁说，我一向主张，需要把国资的法律状态和实际状态区分开来。国有资产是很特别的、市场经济中很少有的一种资产，中国正在进行将这一资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试验。

周其仁说，国有资产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在法律上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在观念上全体人民对国资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二，和股份制不同，国有资产是在消灭私有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以消灭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而不是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用委托代理模型解释国资很难解释锝通，是谁委托了谁？又是何时委托的？第三、资产范围广、数量多；第四、归属中央还是归属地方，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变更；第五、在行为上，公民个人究竟如何履行“主人”的权利和义务、议事准则和参与程序从来没有清楚的界定；第六、事实上，国资从来由政府或政府任命的代理人控制和管理。

因为这样复杂的背景，周其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重要事件，其背后共同的影子就是对国资的争议。

他举例说，首先，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此有关。设置非流通股，当时的思路实质上是为了避开了国资定价问题：设定进入股票市场后的国资不流通，不交易，认为这样就没有价格问题，也就没有国资流失问题。中国当时是沿着这一思路完成了国有资产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当初绕不过去的问题最后仍然绕不过去。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和国资流失问题也有关系。国有银行为什么不了结不良资产？因为不良资产往往比账面价值低很多，按实际价值了结会引发国资流失问题。于是，尽管想了很多办法，中国资产盘活能力还很低，从收购兼并占GDP比重就可以看出来。

再次，周其仁说，北京的官员、专家永远担心的产能过剩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选择行为的结果：中国的产业界闲置了大量的土地、设备、厂房，却不能迅速成为新的生产能力，因为它们不能轻易以一个价格转让。发现市场机会时不能重组过剩的产能，这是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

回忆近年来的几次大的争议，周其仁说，只要关系到国资，争议就会非常激烈。批评的人振振有辞，因为是在为全国人民说话；防守的人胆战心惊，因为国有资产贱卖特别是贱卖给外国人难以交待。于是陷入一个“罕见的困境”：国资转让有代价，不转让也有代价。转让的代价是，国资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主人群体”，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主观估值，对同一资产未来净收益必定具有十分不同的判断；从来没有清楚的权利划分和执行程序，没有统一分歧意见的机制。不转让的代价是，如果国资从来就不转让，是不是就一直完整无损地实现“权利为全国人民所拥有，收益为全国人民所分享”，是不是就会像一个正常公司那样创造收益？关于“转让的代价”与“不转让的代价”究竟孰轻孰重，人们也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究竟怎样才能减少这一交易费用？对此目前有几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停止国有资产转让，主要理由就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有人提出，废除了转让权的国资怎样运营？一个可能的模式是“免费开放的高速公路”，其中国资不作为经营型资产，而是对所有人开放。另一个可能的模式是：“美国国家公园模式”：由议会审查通过一个很低的收费标准，收取少量的营运成本，靠收费不可能盈利，也不可能增值保值。然而周其仁认为，停止国有资产转让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有很多竞争领域的国企亏损也很高，并非不转让、不交易、不改制就好。

第二个主张是规范转让权。有建议提到：以“国资委新政”进行规范，即行政性规范，比如制定一些政府规章来约束交易的上限值和下限值。这样的好处是大家有章可循，但周其仁认为，问题是可能和市场要求不吻合，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力。另有建议以“民主的私有化”来进行规范，即国有资产可以界定到私人手中，但是过程要开放、透明、民主参与。但周其仁表示，民主参与也有一个问题：究竟是全民表决、人大主导还是互联网式的民主？由人代会管国资的主张听起来顺理成章，然而人大是否有这种决策的能力？从人大每年对预算的管理来看，距离理想状态的距离还很大，连预算超收超用、教育医疗预算不足等问题都不能解决，再把几万亿资产交给人大，人大代表能否管好，的确是一个问题。

对此，周其仁的主张是，首先，在国资转让中，应该以中共十六大讲的产权分级所有作为一个基础，青岛的事情由青岛去讨论，联想的事情由科学院讨论，各方同意就通过，不要由全国人民讨论，否则交易费用太高。其次，真正国家一级的中央资产，需要有一定的程序去解决，从实际已有的经验寻找解决难题的出路。

编辑：宁静